中国系列 —吴越“夫椒之战”
由于吴国是从江淮丘陵渡江的,因此在穿越江东丘陵后,他们最先到达的是苏锡常平原,也就是太湖的东、北面,这里也成为了吴人的地缘中心。对于吴人来说,太湖南面的杭嘉湖平原并非不是进行地缘扩张的方向。只不过当他们在苏锡常平原干得有声有色时,浙闽丘陵上的越人也已经从吴人的开发中意识到,这些湿地其实是可以为越人提供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在一个能够交流的空间中,技术优势并不会一直保持下去)。因此越人也决定向太湖平原进发,而最先进入越人视线的就是杭嘉湖平原。最先进行这项工作的并非我们所熟悉的越王勾践,而是他的父亲——允常。
就越人和越国这两个概念而言,其实也并不能完全划等号的。应该说广义的越人由南至北广泛分布在东南沿海丘陵之中,而我们现在所说的“越国”之人在当时被称之为“于越”,应该是迁移的距离最远的。能够占据浙闽丘陵的北部,也让他们有机会与来自长江以北的族群接触,并接受新的文化。从地缘的角度看,有机会处在不同文明交汇点的族群,总是比封闭的族群要拥有更多的机会的,特别是当你能够与更为先进的文化体相接触时。因此“于越”在越人当中最先组建了中央之国所认可的“国家”,并在之后被认可成为了整个百越体系的源头。(如果不加以说明,我们在春秋战国时段的叙述中所指的“越人”就是“于越”,或者说越国之人。)
就浙闽丘陵这个概念而言,是主要分布于浙江、福建境内的山地丘陵的总称。而越国则主要占据了它的北部,至于南部还是存在一些同属越人体系的部族。而越国强大之后,这些部族事实上也都臣服于越国了。如果细分浙闽丘陵北部的地理结构,由西至东分别是天目山、龙门山、会稽山、天台山。这些山脉共同的特点就是可以与江东平原对接,因此也成为越人控制的核心区域。这其中除了天目山对接太湖平原以外,其余四山所对接的都是宁绍平原。因此天目山北也就成为了吴越的接触点之一,在天目山最北端与太湖相接的地方,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山体叫作“莫干山”,也就是干将莫邪当年为吴王铸剑之地。
在越人强大的时候,他们也在向西扩张,天目山以西的黄山山脉虽然在地理结构中被划入“江南丘陵”,但是对于习惯于在山地中迁移的越人来说,这些地理名词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当他们穿越黄山山脉,向西南方向进入赣江——长江三角洲时(那时还没有现在的鄱阳湖),那里也尚未形成稳定的,大片的平原,或者说湿地仍然是赣江——长江三角洲的主体。在越人开始有信心和实力开发这些湿地时,他们发现江汉平原的楚人已经先行占据了未来的鄱阳湖地区。不过楚人控制赣北主要是为了取得对江东平原的水上优势,对于他们来说,如果要想获取更多的耕地,江淮地区有大片更成熟的平原等待他们去渗透。因此楚人并没有象吴人经营江东平原那样,将赣江——长江三角洲打造成为主要的地理单元(这一地区真正的开发要到汉代了)。既然楚人控制赣北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拓展生存空间,那么他们对于东面的那些山地丘陵更不会有什么兴趣了。最终越人与楚人的地缘平衡线就是以江西东北部的那些山脉丘陵为线(主要为黄山山脉)。也就是说,楚人主要控制低地,以为他的水上力量提供基地;越人则控制山地丘陵。事实上楚、越两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也不愿意打破这种平衡。因为对于双方来说,太湖平原上的吴人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如果越人所占据的浙闽丘陵是大片的平原,也许已经直接接触的楚越两国本身也无可避免的会发生地缘冲突。而现在的地理结构,双方实际上是各取所需。因此楚、越两国的地缘关系,长期处于稳定的状态。这种状态直到越国占据了整个江东平原,并有意参与中原争霸后才被打破。
尽管越人在高峰时期控制了浙闽丘陵北部,以及黄山山脉地区,但他们的政治核心区还是在绍兴平原以南的龙门山——会稽山之间。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越国国都的迁移路线中看出,在越国长达1400年的时间中(计算到越王勾践迁都会稽时止),一共迁了八次都,而都城的地点实际上都是在龙门山——会稽山之间变换。而最终越人最终所选择的突破点,也就是在两山之北的“绍兴平原”之上。
关于绍兴平原为什么会成为越人的“龙兴”之地,在随后的内容中会继续解读。需要说明的是,“龙门山”与“会稽山”之名并不能用来证明,越国的核心区就是大禹治水以及会盟的地方。只能说是越人既然选择了做大禹的子孙,那么用大禹生平最重要的两个地标来命名自己的两条“龙脉”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我们分析了越人开始强大时所控制的地区。如果从地理单元上来看,这些地区主要包括浙闽丘陵的北部;尚未完全成陆的宁绍平原,以及杭嘉湖平原的大部。如果按照现有的行政区划来看,越人的主要控制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浙江省。而在越人与楚人达成联盟后,他们也加强了对于黄山山脉的渗透(安徽东南,江西西北部),以从陆地上配合楚人封堵吴人。至于越人开始从山上下来,大规模进入太湖平原的时间,我们前面已经写了,是在越王勾践的父亲——“允常”做越王的时候。
允常使得越国走向地缘扩张之路的时候,吴人也正开始进入他们的黄金期。而这时的吴王就是那个将楚人伍子胥、齐人孙武收为己用的“阖闾”。在越人进入杭嘉湖平原,并希望进一步向北扩张生存空间的时候,吴人通过经营苏锡常平原,也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力量进行扩张。吴国甚至为他们即将进行了三场战争(楚、越、齐)进行了战略规划。
在分析吴王阖闾领导的吴楚“柏举之战”时,我们曾经说到,如果排定顺序的话,吴国其实应该先行解决掉越国,统一江东之后再与楚人争夺江、淮地区的控制权。当然,毕其功于一役,先战胜最强的敌人以震慑其他对手,也是一种战术。只不过这种战术的风险较大,如果不是碰到一个有野心的君主,和一个身负血海深仇的参谋,吴楚之间的决战应该会在吴越PK之后进行的。
尽管吴王选择了将楚国作为主攻的目标,但也并不表示他就真的放心把大后方置于越人的威胁之下。因此吴国在柏举之战之前,除了派遣小股部队不断的骚扰楚国在江、淮流域的军事要地外。吴军的主力在公元前510年(也就是“柏举之战”前四年)对越国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也正是这场战役正式拉开了吴越争霸的序幕。
如果吴人愿意,他们可以选择从太湖的西侧,透过江东丘陵往南,向天目山方向发起进攻。只不过吴人真的选择这条攻击路线的话,那才正中越人的下怀。长期生活在山地之中的越人,在山地战中凭借少量的军队也足以拖垮吴军。这并非是说吴军就不能进行山地战了,事实上吴国的陆军也是以步军为主,而吴人的来源,很大一部也是与越人同源的。在柏举之战中,吴军之所以要将决战的地点选择在大别山麓,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发挥自己步兵的长处。因为楚军长期在中原以及江淮平原征战,战车的比例要远高于吴军。所以将之拖入地形复杂的山地之中,让其无法充分发挥快速机动的作用,战争的天平自然就向吴军倾斜了。
只不过所有的优势都是相对的,与习惯了车战的楚军相比,吴国的陆军在山地当中固然能够讨得便宜,但与那些“山越”之民相比,吴军就没有优势可言了。
其实对于吴军来说,并没有必要越过天目山、钱塘江、龙门山,然后去攻击越国在龙门山与会稽山之间的核心地区。因为对于习惯了平原生活的吴人来说,这些山地并没有多少价值,他们的战略目的只是将越人赶出太湖平原。如果越人肯就此回到那些山地丘陵之中,去过他们原来过的那种“半渔猎,半农耕”的生活。吴人其实是不会介意浙闽丘陵姓“越”还是姓“吴”的。因此吴人选择的攻击目标是越人在太湖以南,杭嘉湖平原中的重要据点——携李。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这个叫携李的越国边境重镇位于浙江省嘉兴市的西南。而嘉兴也常常被当作吴越之间的分割点。
吴国的这次进攻获得了成功,这一点并不让人意外。在太湖平原经营多年的吴人,显然比从山上下来不久的越人,更习惯于在河流纵横的平原地区作战。更何况作为主动进攻方的吴人,已经为军事扩张作足了准备。在发动正式进攻之前,吴人曾经作过一次政治努力,就是希望越国跟随他们一起进攻楚国。不过越人的心中自然清楚,如果楚国灭了,吴国的下一个目标就会是越国。而由于吴国占据了太湖平原的北部,以及江东丘陵,越人唯一能够与之联系,并引之为外援的大国,就只剩下楚国了。因此越国并没有答应吴国的要求,而吴人其实也并没有奢望越国能够提供一支生力军。这次政治努力只是为了让自己随后的战争行为,作个铺垫或者找个理由罢了。
如果吴人愿意,在占据携李之后他们可以选择继续追击,并寻机与撤退后的越军主力决战。不过按照既定的作战顺序,楚国才是下一步的主战方向,占据携李只是为了暂时消除越人在后方的威胁。因此吴军在取得了初步胜利后,并没有再花力气扩大战果。而4年之后,吴军在正式攻楚之后,在战术上亦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在对楚战争取得胜利后,吴国需要将主要精力放在越国身上了。只不过越国并不愿意再一次坐等吴军打上门来。在柏举之战后第二年,越人乘吴军主力还在楚地,而对吴国发起了进攻。只不过,吴军主力回防的速度出乎越人的意料,这很大程度要得益于淮河所提供的交通便利。顺流而下的吴军,要比之前节省最少一半的行军时间。如果吴军是败退回来的,越人的这次报复行动可能会取得不错的战果。只可惜,当时的吴军由于战胜了让人闻之色变的楚军,又获得了大量的物资,正处在军事实力的顶峰。这种时候与其开战,赢面是非常小的。结果不出意外,吴军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上次写到越国在吴军主力尚未回师江东的情况下,主动对吴国发起了攻击。这次攻击的背后其实亦有楚国的影子,无论是已经受到重击的楚国,还是即将受到打击的越国,吴国的强大都是一件让人如梗在喉的事情。虽然越王允常领导这的次进攻,以吴军主力迅速回师的情况下以失败而告终,但越人也并非一无所获。这个收获在我们看来可能微不足道,那就是一个大姆脚趾。只是这个大脚趾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如日中天的吴王“阖闾”。 阖闾所受之伤在今人看来,的确是微不足道的,也许会让他走路的时候有点跛,但对于一个“王”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问题是在春秋之时,那些名医还只能用一些动植物的某个特殊部位,或者再加上一些天然的矿物来治病疗伤(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而在南方湿热的气候下,这些天然药物并很难有效的阻止伤口发炎并引发败血症。因此在青霉素尚未被发现之前,战场上的任何一点小伤都有可能使你失去生命。
吴王“阖闾”并非死在越国的那次主动进攻中(公元前505年,即柏举之战的第二年),而是死在后来的吴国攻越之战中(公元前496年)。为了这次战争,吴国又准备了将近十年,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是因为越王允常死了,而继位的越王就是勾践。
这场战争发生的地点,还是在吴越交界之处的“携李”。如果从实力对比上来看,越国的胜算其实是很小的。已经拥有苏锡常平原和半数江淮平原的吴国,显然比刚在杭嘉湖平原站住脚跟的越人,要拥有更多的人口及物资储备。
不过就具体的战役而言,拥有更强实力的一方往往并不当然就是胜利者,否则大家只要找个公证人,评估一下双方的战力就裁判胜负好了。如果战术得当,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案例,在战争史上也并不鲜见。越国的新王勾践就完成了这样一次经典案例,只是他用的方法实在有些过于离奇,以至于在今后的历史中无人仿效。这个方法就是让数千敢死之士,排好队列走到吴国的军阵面前,然后集体自杀。这种“自残”以震慑对手的作法,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纵使你的心理素质再好,当你知道面对的是一群敢死之士时,也很难不乱阵脚。
尽管这种剑走偏锋的做法,在后世已经没有在战争中运用了,但在一些街头争斗或者更有组织的黑社会对角中,还是屡有运用的。比如自己扎个三刀六洞,或者弄块火炭放在肉上,看对手敢不敢学,不敢做的一方就算是输了。更夸张的作法也有,割块自己的肉就些烛火烤了吃的事也是有的
越国这种以命相搏的战术,的确让越国的军队在战场上出奇致胜,而吴王“阖闾”受伤之后不治而亡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了。携李之战的失败,以及“阖闾”的死,使得吴国不得不全面退回苏锡常平原。在他们的新王,也就是“夫差”与他的臣民磨合好之前,地缘实力仍然占优的吴国,暂时不会发起新的进攻了。只是战争的进程并不是由单方决定的,吴人可以乘越人王位交替时发动进攻,越人自然也可以在吴王夫差立足未稳时,发动反攻了。
即使没有两个先王之间的恩怨,太湖平原半封闭的地缘结构,也不可能允许两股地缘势力同时存在,最大的不同不过是在于是谁先发动进攻罢了。就以往吴越之间的战争而言,杭嘉湖平原基本都是主战场,或者说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苏锡常平原上的吴国手中。而这一次,挟“携李之战”胜利的余威,越王勾践希望就此攻入吴国的腹地,以成为整个太湖平原的主人。只不过当越人准备向吴人主动发起进攻时,如果他们想真正战胜吴人,就必须熟悉一种新的战争方式——“水战”了。之所有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与吴国的地理结构有密切的关系。
在之前的内容中我们分析过,在太湖向东排入东海的过程中,有一条叫作“吴淞江”的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条连通太湖与东海的河流,也被叫作“松江”、“淞江”,而他流经上海的部分也被称之为“苏州河”。由于上海的逐渐成陆,以及河道本身的淤塞,现在的苏州河已经只有四、五十米了。苏州河不能有效的将太湖之水引入江海的情况,在明朝时期其实已经非常严重了。因此在当时开挖疏通了一条新的河流——黄浦江,承担了引湖水入长江口再入东海的主要任务。而已经变成一条小河浜的苏州河变成了黄浦江的一条支流,原先的出口——吴淞口也成了黄浦江的入江通道。好在名字还未曾变成“黄浦口”,让人们依稀记得吴淞江当年才是太湖流域的第一大江。
吴淞江在春秋时期及至后来近千年中,其实是很宽的一条河流。最宽的地点甚至超过10公里,以至于海潮过大,雨水过少时,它甚至会将海水导引入太湖造成灾害。因此吴淞江两岸本身在在春秋时期并不稳定,特别是在南岸经常是一片湿地。如果宽广的江面,以及两岸的湿地,让这条横贯太湖——东海的大江,在春秋时期成为北面苏锡常平原的吴人天然的防线。在携李之战中战败的吴人,最终也正是退守到了吴淞江的北面,以稳定国内形势,积蓄力量以备再战。
如果越国准备从水上进攻吴国,它可以选择从太湖南岸出发,然后向东北方向进攻苏锡常平原;也可以选择在合适的地点渡过吴淞江,然后与吴军在陆地上决战。后者似乎更简单些,因为江面再宽,也不会比太湖的纵深大。越国如果是想与吴国决定于陆地,这条路线能够让他们减少行军的时间。只是越人最后还是选择了前者,原因有二:一是吴国的地缘特点就是河流湖泊众多,并且在吴人的治理之下(特别是伍子胥到来之后),吴国已经在苏锡常平原打造出网状的水面交通网。吴人甚至能够从水上将自己的影响力幅射至淮河乃至黄河流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足够的水上力量,想要在吴国的腹地取得胜利是非常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越国如果能够控制住太湖的水权,他们就可以向东、北方向任意攻击吴人在苏锡常平原的沿湖据点(特别是吴国的都城),并最终控制住整个苏锡常平原。
基于上述原因,从浙闽丘陵上下来不久的越人,准备在太湖之中与吴国的水军决一死战了。我们并不能因为越国的核心区一直是在浙闽丘陵的腹地,就认为越人不善舟楫。其实从整体上来看,一直沿东南沿海丘陵迁移的越人,有不少是生活在海边,以捕鱼为生的。这使得越国能够招募到足够数量的水手,并打造出漂亮的战船。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从太湖南岸出发的越人,会在哪里与吴国的水军遭遇。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太湖的地图,会发现在太湖的东南角有两个体量较大的岛屿。这两个呈西北——东南方向排列的岛屿被称之为“西山岛”与“东山岛”。对于当地人来说,还是习惯于将之称之为“西山”“东山”。这两座露出水面的“山”又被全称为“洞庭山”,在春秋时的名字为“夫椒”。就洞庭的名字而言,我们很容易感觉到他其中的含义,不过对于“夫椒”这类的名词,我们就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他的意义了。事实上它与“姑苏”“无锡”一类的词一样,都是古代吴语的发音音译过来的。至于究竟是什么含义,就要靠语言学家都探究了。但将“姑苏”引申出一个有关“姑娘”或“姑姑”的故事;“无锡”变化出一个曾经的锡矿来都属于附会之言了。
附:吴越〈夫椒之战〉示意图
可以确定的是,在越人进攻之前,“夫椒”或者说整个太湖的控制权是在吴国的控制之下的。越人能够在太湖南岸,依托杭嘉湖平原打造水军,并不代表他们就能随意驰骋在太湖之中。要想做了这一点,东、西两山是必须争夺的战略要点。有了这两个大岛为依托的话,越国的水军最起码有把握控制住太湖的南部水域。更为重要的是,越国如果以夫椒为跳板,向东攻击前进并登陆的话,将很快到达吴国的都城——吴都(又称“阖闾大城”,现在苏州市区内)。
关于西山和东山两岛,现在是太湖的著名风景名胜区,号称有72峰,只不过这些所谓“山峰”海拔其实也不过2、3百米。这种高度其实也就勉强称上是丘陵,如果你是来自真正的山地,包括浙闽丘陵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可能对此会不以为然。但这些“奇峰”对于生活在太湖平原的居民来说,绝对算得上是一景了。我并不能十分确定,出生于杭嘉湖平原南部的金庸先生(浙江海宁),在他年少之时有没有去过太湖游玩。但《天龙八部》中的飘缈峰(地处西山,位列太湖72峰之首,海拔337米),以及天山36洞,72岛的构思应该就是来源于此。身为越人的金庸老先生,甚至还将他的处女作定为《越女剑》可见地理环境不仅对于一个族群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对于个人成长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
应该说越人选择从水路攻击太湖的东、西两山,在战术上并没有错误。因为以越国的地缘实力,如果与吴国进行长期拉锯的话,是很难占到便宜的,所以越国必须选择一条攻击线路,能够一战而胜。而越国倾力打造的水军,如果能够取得太湖的控制权,则可以直接进击至吴国的心脏——吴都。为越国水军提供进攻路线的恰恰是那位帮助吴国战胜楚国的伍子胥。
在得到吴王阖闾器重后,伍子胥首先为吴国打造的就是一个全方位的水运系统。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工程就是建造水陆两栖的“阖闾大城”——吴都。之前我们已经对这座都城的特点作过些许解读,那就是通过水路可以到达城内的任何一个地点。并且每一个城门都是水陆并举,与外面的河道相通。
为了让吴人能够通过水路到达他们想去的地方,吴人在吴都之外的江东地区还疏通了不少水道,这其中就有为攻楚而准备的“胥溪“。我们在“柏举之战”中已经解读过了,这是一条东西向连接长江与太湖,带有人工疏导性质的河流。其实整个太湖流域的水系大都带有人工的痕迹,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能在太湖平原看到许多横平竖直的河道的原因。不过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太湖水系,已经是二千多年,多少代人不间断修筑的结果了。当年吴人所疏导的那些河道很多在路线上也会有些许变化,甚至变换了很多名字。
除了胥溪之外,我们还可以找到一条可以溯源到春秋时期的河流,那就是“胥江”。如果说胥溪是用来连接太湖与长江(东西向)的水道,那么胥江就是用来连接吴都与太湖的水道。相比于其他与苏锡常平原腹地沟通的水网,能够连接太湖乃至长江的“胥江”无疑是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如果楚国最终能够攻破吴都,那么他们的水军在顺长江而下,再经由胥溪——太湖——胥江后就能够直抵吴人的心脏了。当然,吴人最初设计这条线路决不是敌人准备的。只不过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性,同样的线路你用得,你的对手也一样用得。
不过在柏举之战后,楚国水军顺江而下的报复行动,已经被吴人击破了。楚人在损失了两位统帅以及七名贵族之后,甚至被迫将都城北迁至汉江通道中去了(鄀都,今宜城)。问题是吴人的对手并非只有楚人,相比于核心区远在江汉平原的楚人而言,已经控制了杭嘉湖平原的越人更具有地缘上的优势。也就是说越王勾践这次先发制人的水上军事行动,比之楚国水军而言,成功的概率要更高些(上一次楚人还没有机会攻击到太湖)。
如果越国能够如愿占据“夫椒”这个战略要点的话,不仅能够获得太湖地区的水面优势,也相当于打开了吴都的门户。即使不能够一鼓作气顺胥江而下攻入吴都,也可以对吴人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越人甚至可以以东、西两山(岛)为基地,在楚国水军的下一次进攻之时以为后应。而丧失了太湖水权的吴人,即使能够守住胥江不失,也无法保住苏锡常平原与太湖相接的漫长岸线不失。
附:夫椒之战示意图 太湖水系图
现在看来,夫椒确实是吴越两国争夺太湖乃至太湖平原的“天王山”,而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史书中已经记载的很清楚了,那就是越人完败。吴军在取得太湖水战胜利之后,乘胜进入杭嘉湖平原,并最终越过钱塘江攻入绍兴平原。而勾践带着最后剩下的5000甲士在困守会稽山后乞降,从此开始了“卧薪尝胆”的艰苦历程。吴人之所以没有象上次“携李之战”那样放越人一马,是因为按照既定战略,在对楚战争胜利后的攻击目标就是越国,对于志在江北的吴人来说,是非常需要有一个安定的大后方的。而勾践之所以急于发动进攻,也正是获知夫差已经作好了攻越的准备,而希望先发制人,出奇制胜。
越国的水军在“夫椒之战”中落败,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太湖大部以及夫椒本身是在吴军的控制之下,吴军占有地利。更何况在当时吴人使用舟楫的能力,要强于刚从山地之上下来的越人;二是越人低估了吴人在苏锡常平原打造水面交通系统的战略意义。吴人可以通过这个水网将人员和物资迅速集中到吴都中,再通过胥江运至太湖。而越人的核心地区在宁绍平原与浙闽丘陵的交界处,如果要想为太湖前线提供支援的话,即使拥有和吴人一样的面交通系统,在地理距离上也吃亏不少。更何况当时的越国,还没有时间和能力在杭嘉湖平原上打造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水利体系。
越国在战败之后的命运已经是家喻户晓了,而越人之所以翻盘成功的原因,则一直被归结于夫差的妇人之仁。当然这其中也穿插了“贿赂”与“奸臣”这种亡国的必须“要素”。不过我们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吴、越两国的地缘背景,就会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研究吴越两国的地缘属性我们会发现,核心地区在苏锡常平原的吴国,固然得平原水利之便,更具有战争的潜力。但系出浙闽丘陵的越人,却是很难被完全征服的。如果吴人希望完全征服散布于浙闽丘陵的越人,势必要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山地战,即使取得胜利,那些山地丘陵对于吴人来说也没有多大价值。而要是吴人满足于占领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放弃对山地之中残存的越人进行清剿,这些失去政权约束的越国遗民,势必会不时的袭扰平原之的上吴人。就象后世蒙古高原上那些定期南下“打草谷”的游牧民族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留下一个被吴国控制的“越国”,让其约束浙闽丘陵之上那些部族,比从肉体上消灭勾践,让那些限入无政府状态的越人为害吴人的后方要有利的多。这种作法与2000多年后,西安事变后延安的态度有异曲同工之妙。关于吴人所面临的局面,从〈史记〉中的记载中看出些端倪来。当时勾践派人乞降时的原话是“愿大王赦勾践之罪,尽入其宝器。不幸不赦,勾践将尽杀其妻子,燔其宝器,悉五千人触战必有当也。”
我们也可以理解夫差留下勾践,是遵循“灭国不灭祀”的优良传统。不过正象我们在之前所分析过的那样,所谓的“灭国不灭祀”,现实的原因是因为战国之前,诸侯分割的太细。很多时候一个诸侯国虽然有实力攻占一方的国都,但却很难有足够的人力来统治对方的人民,更何况其余的大国不愿意坐视一国随意作大,经常会加以干涉。
无论是出于现实的考虑,还是“尊重”传统的原因,越国作为一个“国家”最终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只不过就象日后绝大部分的战败国那样,领土的损失再所难免。吴国可以保留一个依附于自己的政权(按现在的话就是“伪政权”),但也不会傻到让它保存原有的战争潜力。越国的疆域被限定在宁绍平原与浙闽丘陵交界之处,钱塘江成为了吴越新的分割线。换句话说也就是,越国丧失了他们在杭嘉湖平原的纵深,并且不再控制能够对江东丘陵及杭嘉湖平原构成威胁的“黄山山脉”、“天目山山脉”。按史书的说法就是从一个“千里之国”锐减为一个“百里之国”。而为了进一步控制越国,越王勾践以及大批越国贵族被留在了吴都为质(在经过数年观察,感觉越人已经“真心”臣服后,基本上都被放回越国了)。
如果越国一直保持现有的规模,而吴国本身又不出现大问题的话。即使勾践最终被放归缩小版的越国,越人也很难反攻倒算成功。就算勾践再能招募到数千死士,也无法与占据整个太湖平原的吴国,打一场新的战争。问题是在后来的历史,这两点都发生了变化。在明天的解读中,我们将会把视线转回到吴国身上,去看看解除了后顾之忧的吴国,又将地缘扩张的目标定向何方,而这个新的战略目标对于地缘结构,以及吴越两国的命运又有何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