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湖南两省的地缘结构

附：湘赣核心区地缘结构图

今天让我们将视线投向长江中游的江西、湖南两省。
　　应该说这两个省份在整个古典时期的地位不算突出，在先秦时期也并没有成为地缘政治的主角。这一切都与这两个省份的地理结构有关。时间比较仓促，没有把山川河流与行政区划做到一张图上，可以对比着〈鄂湘赣行政地理图〉与〈长江中下游地缘结构图（春秋）〉看一下湘赣两省的地理结构。

要分析江西、湖南，就必须与湖北放在一起分析。这三个同属长江中游，呈“品”字型排列的省份，地缘关系密切。在春秋时期其核心区都为楚地。之前我们对长江流域的分析重点在江东平原以及江汉平原，而位于两大地缘政治区之间，长江以南的湘、赣流域，由于开发较晚，在先秦时期的战略地位并不算高。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地形，会发现这三个省份是被一系列的山脉、丘陵呈三解形的包围而成。这些山脉包括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黄山、武夷山、五岭（江西、湖南的南部）、雪峰山、武陵山、大巴山。我们并不需要对这些山脉逐一分析，需要的只是在头脑中大致形成一个印象就可以了。
　　如果这三个省份之间再没有河流、山脉分割的话，那么这个群山环绕的三角形地区就可以被看作一个大的地理单元，就像它们西边的“四川盆地”一样。
　　为这个“大三角”作分割的是东西走向的长江，以及南北走向的幕阜——九岭——罗宵山系。长江与这一系列山脉呈丁字型排列，并按照地缘规律分割出了湖北、湖南、江西三个省份。
　　应该说，三个省份中位置最好的是湖北。江汉平原即可北入南阳盆地，侧击中原；又可借上水优势，东出江、淮流域称雄。对于这些地缘优势，在对楚国的分析中已经解读过了。
　　而江西的地缘位置则要差的多，在吴楚争霸中我们曾经说过，由于大别山在江北的阻隔，赣江流域的地缘力量（江西）如果要想进入黄、淮地区，就必须面对东西两侧的江东地区、江汉平原的夹击。或者说只能在地缘上依附于二者。

与江西尚可左顾右盼相比，湖南的地理结构使之在绝大部分的古典时期，是作为湖北的后花园而存在的。而将之分割为两个地理单元的地理特征就是长江，以及长江及其支流蓄积而成的湖泊（前为江北的云梦泽，后为江南的洞庭湖）。
　　如果想从江汉平原进入洞庭湖流域，或者反方向的行动，长江是双方之间的主要障碍。相比于山脉，河流湖泊的地缘阻隔作用要小的多，并且水文状况也一直是在变化当中。云梦——洞庭两湖的变迁，加深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平原的形成也一般会经历湖泊——沼泽——陆地的过程，云梦的淤塞成陆，与洞庭湖的形成有直接关系）。因此湖南湖北有时也会被看成一个地理单元。
　　长江作为不仅将湖南湖北连接了起来，也将湖北与江西串在了一起，在古典时期如果想从江汉平原进入鄱阳湖流域，顺江而下是最佳的选择。而从江东平原进入江西境内，也是一样的。因此在古典时期，我们经常会看到鄱阳湖作为长江流域决战的战场，而很少听到江西境内发生过以陆战为主的决定性战役。
　　应该说长江是连接鄂、湘、赣三省的地缘纽带，不过具体到湘——赣之间的关系而言，长江本身却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那条横亘在两省之间的幕阜——九岭——罗宵山系不仅分割了赣江水系与湘江水系（也是湘赣两省划分的地缘基础），也为二者之间的交流留出了足够的通道。

说到幕阜——九岭——罗宵，这三条南北相连的山脉，可能很多朋友不太清楚。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山脉中可以分割出一些更细的小型山脉，而出在历史中为大家所熟知的往往就是这些山脉。作为整个山系最北端的幕阜山脉，它实际上是处于三省的地理中心。如果他是一片肥沃的冲击平原，那么它在历史中的地位应该不会低于成都平原。只可惜这条横跨三省的山脉，除了作地理分割线外，更多的则是为三地的旅游事业作贡献了。如果从开发旅游的角度看，江西的获益最大，因为幕阜山脉大部分在江西境内，它的东端风景秀丽的庐山风景区。在幕阜山脉的北端，也有一座山比较出名，那就是“九宫山”。之所以出名倒不是因为风景，而是有一个大人物——李自成在兵败南逃至此时，被当地农民用锄头给打死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估计很多人想不明白，为什么“农民起义“的领袖会死在农民手中（印象中官方说法是死在地主武装手上的，还是阶级仇恨）

长江以南的那些山脉丘陵固然秀丽，名山甚多。但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所渴望的是成片的，可以耕种的平原。如果从地理结构来看，江西和湖南倒是有条件成为鱼米之乡的。因为作为湘赣两江作为长江的大型支流，有条件带来足够的泥沙形成冲击平原。当然，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由于黄河流域较早形成了大规模农业生产的能力，因此率先在政治上觉醒，并成为中华文明的中心。这种情况使得中国核心区的开发大方向是自北向南的。由于江汉平原与江东平原能够与南下的黄河文明直接对话，因此也较早的得到开发。这种地缘上的优势一直保持到现在。由于汉以后，云梦、彭蠡两泽的水面减少（泥沙的淤积，与人类的围湖造田都是主要原因），或者说这两处古泽的蓄水功能减弱。调节长江水量的功能便都转移到了长江以南。湘、赣两江的江口开始形成了洞庭、鄱阳两湖。
　　从生态的角度来看，拥有这样大的两个淡水湖，是湖南、江西两省的幸运。不过在以农耕为主的社会里，湖泊所能提供的食物是远比不上耕地的。也就是所如果你所拥有的土地是耕地，就意味着你的单位面积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这一地区自然也就拥有更强的实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湖岸边的农民往往热衷于围湖造田的原因。

洞庭、鄱阳两湖的存在，还对湘、赣两省的地缘政治格局造成了重大影响。尽管从交通的角度看，长江两岸的城市更具有地缘潜力，也应当更容易凭借人口基数等硬实力成为省会城市，但江西、湖南两省的省会却都选在了湖的南面（南昌、长沙），也就是说并不能直接依靠长江的力量。这种选择的地缘背景，就是因为两大淡水湖的阻隔。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长江南岸的岳阳、九江成为了两省的省会，那么具备地缘和政治双重优势的两个城市，将会很容易在本省的经济中脱颖而出。问题是由于两大淡水湖的存在，岳阳九江所处的地理单元实际是处于半独立性质，也就是说它很难向南部地区辐射他的地缘影响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湖的南部，湘、赣两江之滨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作为本省的政治中心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基于安全的需要（包括战争及水患），合格的城址除了面水以外，还需要面山。因此地处洞庭湖平原湘中丘陵盆地过渡地带的“长沙”；与位处南鄱阳湖平原，西接九岭山余脉的“南昌”，成为了两省的省会。

与江西、湖南湖南省的政治中心被设在大湖的南侧不同，湖北的政治中心“武汉”则位处江汉三角洲，即可通过汉江辐射省内，又可直入长江与外界通连，可以说是尽得地利之便。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一则是因为云梦泽的消失成陆，使得江汉三角洲由湖泊变为了陆地（在此之前这一区域的政治中心在西面的荆州）；二则是因为江汉平原一直以来的强势地位，使得湖南湖北两省之间，并没有以长江为地缘分割线，长江的岸线大部分为江汉平原所控制。一个横跨长江的城市，有利于保持江汉地区在长江的地缘优势（如果华夏民族是由岭南向北扩张，那么湖南湖北的地缘格局很可能会倒过来。即荆州——武汉一线有机会成为双方的地缘分割线）。
　　
　　从地缘格局的角度来看，江西、湖南两省的相似度是很高的。虽然两省之间存在着幕阜——九岭——罗宵山系，作为二者的地缘分割线。但对于人类来说，山脉从来都不曾真正切断交流。只要需要，人类总是能够在山脉之中找寻开辟出道路。就象四川盆地北缘的那些栈道一样。与四川盆地的封闭性相比，湘、赣两省之间的沟通渠道要畅通的多，除了那些开辟在山脉之中的战术性通道，湘江、赣江流域之间还存在一条战略性通道——渌袁走廊。这条由湘江支流——渌水（江西境内称之为“萍水”），与赣江支流——袁水共同组成的通道是两省之间交流的主要通道。

关于“渌袁走廊”，知晓的人并不多。这主要是因为湘赣两省在历史上都不是主要的地理单元。或者说有帝王之志的人，无法单独以之为基地，成就霸业。因此渌袁走廊虽然对于湘赣两省很重要，并且接近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但却并没有机会成为中央之国内部博弈的天王山。在历史上，它曾经发挥的最为重要的作用，是为那些出身于湖南，谋事于江西的红色领袖们提供了在两省之间游走的空间。这并非表明江西终于有机会成为了中央之国地缘舞台上的战略要地，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江西历史上不属于需要强力控制的区域，才为红色政权建立根据地提供了机会。从这个角度看，无论出于何况原因，如果红色领袖们希望最终夺取政权的话，将自己的发展重心移向西北几乎是必然的。

所谓“战略通道”所指的不是一条具体的道路（如果只是一条路的话，就是战术通道了），一般而言，都是以宽阔谷地的形式存在的。也就是说战略通道本身具有自给能力，可以建立城市，甚至成为一个半独立的地理单元。
　　就“袁渌走廊”而言，属于赣江流域范围的袁水流域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因此在地图上，我们会发现，以罗宵山脉为界的湘赣两省边界，在这里向湖南方向偏移了一些。也就是说，发源于罗宵山脉西侧的“袁水”使得江西取得了这条通道的控制权。并得以建立萍乡——宜春——新余三座地缘城市。
　　如果从地缘的角度看，位于两个地理单元交界处的地区，往往在地缘归属上都会左右不定，萍乡就是这样一个节点。袁、渌两水都发源于萍乡境内，使得它在地缘归属上具有两面性。并且由于在地理位置上更偏向于湖南境内，与湖南的地缘中心距离较近，因此无论行政归属如何，在地缘经济以及地缘文化上融入湖南有其必然性。
　　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各个省市都有。就好象前面有朋友问到的，南京有没有成为直辖市的可能。如果让我分析，从地缘结构的角度看，是有的，。但结合现有的行政格局来看，难度比较大。如果南京要直辖的话，势必要吸收安徽的沿江城市。尽管这些地区与南京整合在一起，在地缘背景上难度不大，但这样做这无异于断了安徽最能依靠的地缘优势，决策者不可能不考虑这方面因素。（关于南京的问题，也会抽时间具体分析一下的）

回到湘赣的话题上。如果从农业社会的角度看，江西的潜力是大于湖南的。这主要是因为鄱阳湖——赣江流域平原的面积，要大于洞庭湖——湘江流域。因此在历史上江西的小农经济极为发达。这当然也得益于它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不那么重要的地缘位置。
　　不过现实的问题是，中国已经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商业社会了。物流对于地缘经济的影响要远甚于古典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湖南的地缘优势就率先显现出来了。
　　这种地缘优势具体体现在京广铁路的修建上。尽管湖南、江西两省在历史上都存在跨越五岭，进入岭南地区（两广）的通道。但最初的南北大动脉——“京广线”选择了从湖北——湖南过境。其实京广线选择从湖南过境，并非是因为早期的红色政治家多出身于湖南，而是因为武汉的地缘地位极为重要（有多重要，前面已经分析过了）。1949年以后所做的主要是在武汉境内的长江上修了一座大桥，京20世纪初所修建的京汉、粤汉两铁路连接起来。
　　
　　对于湘江流域来说，由于可以直接对接江汉平原，因此比它的近邻江西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而“渌袁走廊”也成为了另一条同样修建于上世纪初的东西通道——浙赣铁路的修建地。浙赣铁路的修建固然让江西受益颇多，但也让湖南有机会成为了一个同时拥有东西及南北铁路线的省份。这其中最为受益的就是处在铁路交叉点上的株洲，就象郑州和哈尔滨一样，位于长沙东南部的株洲也是一个因铁路而兴的城市。
　　
　　株洲，以及位于长沙南部，株洲西部那个因红色“伟人”而兴的湘潭（毛泽东的彭德怀、陈赓、谭政。。。的家乡），凭借区位、政治优势成为了湖南中部的两个重要城市。这也成为长沙欲成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的地缘筹码。而湖南的政治家所希望做到的就是将三个呈品字型排列，地理临近的百万级人口城市，融合为一体，最终成为中部的地缘中心，进入千万级的超大城市行列。

应该说从地缘基础来看，“长株潭”一体化还是存在很大可能的，毕竟三个城市的地理距离比较近。但如果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还是很大的。毕竟长沙与株、湘两地之间那些交错的丘陵，会影响到三地之间的自然融合，使之在城市建设上很难真正融为一体。而“长株潭”在中部的竞争者——郑州，在拉入其西部的“开封”进行郑汴一体化时，所面临的地缘融合问题，就要相对容易的多。大平原的格局，让执政者在做城市规划时，可以更加游刃有余。
　　另一个中部中心的有力竞争者就是江汉平原上的武汉。实际上早已整合了武昌、汉口、汉阳三市武汉，从城市规模上看，在上个世纪就可以算是特大城市，并且其中部中心的位置也得到了认可（02开头的电话区号都是被认可的区域中心城市，包括：020广州 021上海 022天津 023重庆 024沈阳 025南京 027武汉 028成都 029西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武汉所面临的是对手的挑战。
　　
　　如果从地缘结构的角度看，江汉平原还是有很大可能保住它地区中心的位置的。前提是他有足够的实力将地缘影响力幅射到周边省份。如果从地缘结构的角度来看，湖南、江西两省是他可以选择的影响对象（归属河南的南阳盆地也可加入），正如它在古典时期所做的那样。如果现在的地缘格局还象古典时期那样，地缘影响力自北向南单向流动的话，武汉的大哥地位是并不会受影响的。现在的问题是海洋提升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地缘优势。这使得江西有机会在临海的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作出选择。而湖南似乎也看到了机会，摆脱湖北二千多年来的地缘影响，独自上位成功。这些地缘上的变化，使得曾经的楚地很难再在地缘上成为一个整体。

相比于湖南、湖北两省，江西并没有显现出什么野心。或者说江西清楚自己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或者成为临近区域的争取对象；或者继续封闭自己，过着撑不死，也饿不死的小农经济生活。这种由于地缘封闭性所引发的小农经济的结构，使得江西一直缺乏有影响力的大城市。在历史上，鄱阳湖南部的平原之上，除了省会南昌之外，甚至没有一个地级城市。因此当江西省以生态为切入点，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时，南昌并没有机会提出“长株潭”一体化，郑汴一体化之类的构想。符合实际的想法，就将其周边位于平原之上的几个县级城市吸收为卫星城，以巩固自己的核心地位。
　　如果向塘的位置再离南昌远一点，京九铁路又能先于京广铁路数十年而修建。那么凭借京九铁路与浙赣铁路交汇的双重交流优势，向塘这个镇级行政单位，应该有机会取代株洲成为一个因铁路而兴的城市。在这种情况下，江西也许就可以提出所谓“南向一体化”而提升自己的地缘位置了。
　　当然，以上论述，仅仅是一种假设。实际上南北大动脉为什么先选择经由湖南而不是江西，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地缘优势与结构不是一天形成的，我们所能做的无非是认清自己的地缘位置，顺势而为罢了。（现在中国有很多城市提出要做“国际大都市”，甚至金融中心，就是属于地缘定位不清）

最后附上〈鄂湘赣三省铁路示意图〉，以方便大家更好的了解上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