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系列 — 秦晋“韩原之战”

在秦国准备通过战争手段向晋国索要河西地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事。即晋国因灾而发生饥荒，向秦国求援，而秦穆公则不计前嫌，给予了缓助。对于一般人甚至君主来说，以德报怨说说可以，真要做到却是非常难的。秦穆公这样做的真实目的其实是在累积政治政治资本，对于一个志在中原的君主来说，做一些看似吃亏的事情，以博得其他国家，甚至敌国的尊重是很有必要的。地缘政治的研究目的只是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成就一番事业，有哪些地区是可以为你提供地缘基础的，至于谁能够成为那些兵家必争之地的主人，却是不一定的。在以后的历史中，我们会很多次的看到，一些出身于四战之地的君主，通过自身的努力，占据了有利的地形，并最终成为中央之国的主人的。
　　
　　现在对于秦穆公来说，无论他的意向有多么远大，都必须解决眼前最现实的问题。一是如果处理与最大的竞争对手——晋国之间的关系；二是如何取得最应该夺取的土地——河西之地。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即如何能够让晋国退出河西之地。
　　如果要从阴谋论的角度看，秦国这次大规模的援助行动其实并不简单。秦国当时派遣了大批的人员和船只，从秦都出发，水陆相接，延绵八百里，将粮食运至晋都。这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次军事演习，让护送粮船的军队熟悉一下将来的进攻路线。当然，对于优秀的政治家来说，每做一件事情都会追求一石二鸟，甚至数鸟的效果。因此秦穆公如果真的在树德的同时，有这种务实想法也是无可厚非的（想想现在那些在联合国授权下的维和行动就明白了）。因为无论如何，只要晋国不肯退出河西之地，战争迟早都会发生的。
　　
　　最终战争在公元前645年爆发了，引发战争的导火索是因为秦国也遭灾了，而晋国却拒绝救援。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自然让秦国发动战争的理由更具正义性（以晋惠公在继位之前答应割让河西之地为借口，虽然也说的过去。但当时多少有乘人之危的嫌疑）。关于发动一场战争是否需要正当的理由，政治家们一般都会有充分的考虑的。不过在网络上，很多朋友却认为没有必要，或者说是不需要考虑旁观者的感受。但实际上，这种考虑是有现实意义的，除却可以激发己方的士气以外，更重要的是让旁观者在选择支持对象时，必须考虑道义上的风险。按孟子的说法就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你发动战争的理由充分与否，会直接决定敌我双方盟友的数量。而从现在情况来看，晋国只有独自面对秦国的进攻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秦国的进攻路线了，对于秦国与晋国决战的地点——“韩原”究竟在哪，一直还是有些争议的。主要问题是韩原大战到底是在河西打的，还是在河东进行的。最正统的说法是由司马迁他老人家认定的，也就是在陕西韩城一带，其实韩城也是司马迁的故乡。至于这种关系关系有没有对他的判断作出影响，就不好妄加揣测了。
　　目前比较认同的观点是韩原其实是在河东的，最主要的依据是《左传》，在那里面明确记载了，秦穆公所带领的秦军最终是渡过黄河，然后与晋惠公带领的晋军主力决战的。而在此之前，秦军军已经取得了三次接触战的胜利。
　　如果从地缘和逻辑上来看，秦军渡河而击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因为如果不是秦军已经进入晋国的核心区，晋惠公新率大军迎击的必要性不大。不管是谁渡河与对方展开决战，如何渡过黄河都是一个问题。如果将崤函通道也考虑进去，我们会发现，秦晋之间所争夺的这几个地理单元，是由一段L形的黄河作为切割线的。而这段河面上最为著名的渡口有三：一是中条山西北侧的蒲津渡；二位于中条山西南侧，黄河拐角处的风陵渡；三是陕地（现属河南三门峡市）对岸的茅津渡。当然，黄河之上还有一些其他的渡口，如太阳渡、大禹渡、夏阳渡、龙门渡，在历史上也都曾经在不同的阶段发挥过重要作用。
　　
　　应该说蒲津渡、风陵渡、茅津渡三个渡口，在历史上对于陕、晋、豫三省的地缘关系最为重要。当关中（渭河平原）的政治力量想进入运城——临汾盆地时，他们会首选从蒲津渡渡过黄河，直接进入运城盆地，进而向北，进入临汾盆地；还有一个选择就是经由风陵渡渡河，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即可以北上进入运城盆地，也可以顺着中条山南麓东行，到达茅津渡，然后南渡黄河，入陕地，至洛阳盆地。对于秦人来说，如果能够渡过风陵渡，占据中条山与黄河之间的这条狭长通道，就可以切断晋人与崤函通道的联系。这样做不仅能够保障自己与洛阳盆地乃至中原地区的交通线，也可以切断晋人与中原联系的主要路径（晋人跨越太行山脉进入华北平原的难度要大的多），进而在秦晋争霸中占据地缘优势。无论是秦晋之好，还是秦晋争霸时，秦人都曾经多次经由风陵渡，渡过黄河。在秦穆公时期，他这还到茅津渡东侧的山地上去与戎人作战。这种作法虽然看似是为了整个周王朝的利益，并得到了王室的授权，但实际的目的是什么，相信大家都能看出来（王室其实只是让秦人把渭河平原上的戎人扫清就行了）。
　　
　　由于黄河刚从晋陕大峡谷出来之时，水流还很湍急（象龙门渡只有在3月冰融之后，6月雨季之前才能渡河），因此在古典时期，水流已渐平缓的蒲津渡一直是进出晋陕的主要渡口。由于这一段黄河在二千年来一直在小范围变迁（总体向西移动），蒲津古渡遗址已经离黄河有几千米了。这个渡口最为让人乐道的事情有三：一是在此挖出了唐代的铁牛与铁人（记得中学语文课中有介绍的）；二是渡口处有一座著名的楼阁——鹳雀楼。相信王之涣那首著名的•《登鹳雀楼》，大家都已经是耳熟能详了；第三就是蒲津渡早在秦昭王时期（战国）就曾经铺设了浮桥，这也极大的提升了蒲津渡的战略价值，唐代所筑的铁牛铁人，实际上就是用来固定浮桥的。
　　
　　划分河东、河西的黄河（西河）不断的变迁，还造就了一句俗语，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意思即由于河道经常会变化，河东的村庄，几十年后也许就跑到河西去了。其实这句话用来形成秦晋之间的关系是最为恰当的。因为所谓秦晋之争，本质上也就是河东、河西之争。当晋人能够占据河西之地时，他们则占据了主动；而当秦人能够在河东立足时，晋人（包括后来的三晋），晋人的衰弱也就不可避免了。

如果我们认定河西之地主要指的是陕北高原以南，洛河与黄河之间的这片三角地，也就是渭河平原的最东端（亦包括渭水以南至华山一线的土地，因为不堵上这个口子，晋国就无法占据整个崤函通道），那么同时我们也要认定一下河东之地的范围。从地缘结构来看，运城盆地是河东之地的主体。当秦人渡过蒲津渡或风陵渡之后，他们首先要占据运城盆地之后，再向晋国国都——翼地所在的临汾盆地渗透。因此秦晋之间发生在河东的主要战争，大部分都集中在运城盆地一带。韩原之战算是秦国正式攻入晋国本土的第一战，最终那个无信的晋惠公接战的地点，据考证最大的可能性是在汾河南侧，临汾盆地的入口处（山西河津东南）。对于晋国来说，这场战役的失败，意味着秦国已经打开了晋国核心区的门户，形势是极为不利的。不过秦人也十分清楚，一场战役的胜利，并不代表秦国的整体实力就超越了晋国。虽然这次战役是发生在河东；虽然晋惠公本人也在战役中被俘。就秦人来说，他们的战略目的还是拿到河西的土地。
　　最终，晋惠公还是交出了河西之地，秦国算是正式成为整个渭河平原的主人，双方所签订盟约的地点是很具有象征意义的，具体地点就是洛、渭、河三者相汇处，与蒲津渡隔河遥望，时称“王城”（现陕西大荔东）。当然，那个时候，渭河平原上还是有一些小的诸侯国和部落，晋国在边缘地区也依然还留有一些据点。在秦国成为河西之地的主导者之后，他们首先就将北面的梁国给灭了。而晋国也未放弃重新渗透入河西地区。终整个春秋时期，秦晋之间仍旧在河西进行过数场战争（如辅氏之战、彭衙之战），晋国与其盟国甚至曾经越过洛河深入秦国腹地攻至泾河。不过秦国通过韩原之战，还是从战略上扭转了自己形势，占据了渭河平原的主动权，晋人始终未能恢复他们在河西之地原有的地缘优势。这种地缘平衡直到晋国分裂后，被新兴的魏国打破。那一次，魏国强悍的步兵（魏武卒）从秦军手中夺取了河西之地，拉开了战国争雄的序幕。
　　当然，秦国人也并不总是任由晋国的军队攻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秦军也曾经数次进入河东地，与晋军交战。比如令狐之战、河曲之战（关于文中所列战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百度一下，并结合我所分析的地缘背景，来进一步理解秦晋之间的地缘关系）。这其中可以特别说一下的是令狐之战。秦晋之间发生这场战争的起因还是因为晋国又爆发了君位之争，而秦国所支撑的公子，在秦军护送回晋国之后才发现，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于是不甘心的秦军与晋军展开了激战，最终的结果是秦军落败。
　　这场战役的起因和结果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因为这只是秦晋百年恩怨中的一例，算不上是改变二者地缘关系的关键战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那个叫“令狐”的地点。如果从地理位置来看，它位于蒲津渡的东北，运城盆的的西北。也就是说，晋军截击秦军的地点，在秦军将要北出运城盆地，将要进入临汾盆地之时。晋人选择在这个地点接战，说明他们比当年韩原之战时的反应要快，结果也不出乎意料。只是我相信“令狐”这个名称为大家所熟知，应该不是因为所谓“令狐之战”，而是那位笑傲江湖的令狐冲。其实写武侠小说的人，为人物命名时喜欢用复姓，多是为了让他们显得更特别些，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更酷些。不过我个人宁愿相信金庸在为华山大弟子选择“令狐”这个姓时是作过一番思考的。因为河东的令狐之地，正是令狐这个姓的发源地。而令狐所在的河东之地，与华山的地理距离，以及地缘关系是十分密切的。真的要是有华山派，相信它的弟子应当主要来源于河西、河东二个区域。前段时间听说几个地方为了西门庆的祖地而起争端，其实将令狐之地考证为令狐冲的家乡（（现在那地方叫令狐村），并建个故居，搞个“笑傲江湖主题公园”什么的，估计比西门庆红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