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系列 — 出身高贵的宋国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中原及东方诸大国的情况。最先称霸的齐桓公（公子小白）在晋文公登上君位之前就死了，齐国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君位之争，并因此而陷入了周期性的衰弱，已经不具备争霸的条件了。而昔日的河北大国——卫国，在戎狄的压迫下，在齐桓公时代就已迁入河济平原，成为了一个二流国家。
至于先知先觉的郑国，已经耗心了它的先发优势。这个小霸之国此时正在遭受来自江汉平原的楚人的压力。以至不得不选择依附于楚国，让楚国派军队驻扎于国都之中。
也许鲁国有机会出来重新显示一下自己的影响力，不过有齐国这个“天敌”在后面，鲁国人的注意力依旧无法从泰沂山脉和泗水流域转移出来。（郑国当初能够小霸，是因为它的后方是衰弱的王室）。
如此看来，那个被周人所不齿的南方蛮夷——楚国倒是最有机会入主中原的了。事实也正是这样，在姬姓诸侯们已经不能同心同德的时候，楚人开始了他们的强势扩张。南阳盆地的汉阳诸姬，淮河流域的蔡、陈、息等国，甚至之前的小霸郑国，都为楚国所控制。楚人现在正在东北向的向济水渗透，如果不出意外，下一个霸主就应该是楚国了。依楚国的地缘条件，在春秋乱世中称霸一时几乎是必然的。只是在这样一个权力真空时，有这种想法的并非只有楚国。那个虽非姬姓诸侯，却也有着高贵出身的“宋国”，也同样有意竞争霸之位。
宋国在中原诸强中的地理位置居于东南向。国都所在地是在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市，这里也是当年商王朝诸多都城中的一个。与其他诸侯国相比，宋国的地理特点就是“平”，无论从向哪个方向拓展，宋人基本都不会遇到山脉的阻隔。如果城市建设和耕种的角度看，这无疑是非常适合居住的一片土地。但问题是，当你处在乱世之中时，这种没有天然山脉保护的大平原地区，事实上会让你四面受敌，成为所谓的“四战之地”。
依托纯粹的平原，并成为一方霸主的例子并非没有，后期发迹于太湖平原的吴国就是典型的例子。吴国经营江东地区成功的经验在于，提升了河流的战略作用，在平原地区依靠人工修筑引导，构筑出一套河网系统。这一方面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为吴人提供了一套适合自己的战略防御体系。
吴国依托长江构筑自己的防御体系相比，宋国所能够依托的河流主要就是济——淮之间那些，南北向的河流的。这些河流基本都是淮河的支流。如果这片土地让吴人来经营的话，他们会想办法向北将势力范围渗透至济水，向南延伸至淮河，然后再在商丘东西两侧，选取两条甚至数条南北向的河流，构筑一条可以循环的河网系统。事实上后来吴人可以北入中原争霸时，也正与是这样做的，“深沟”的开挖就是这种战略思维的产物。
不过对于春秋初年的宋人来说，他们并没有吴人那样的意识。无法象吴人那样四季行船（冬季有可能结冰），是影响宋人乃至河、济诸国以船代马的地理因素（另外淮河的那些支流也没有长江那么宽）。问题是即使不能构筑出封闭、全面的水面防御系统，河流本身防御作用依然是很大的。尤其是当宋人的威胁来自于西南方向的楚人时，那些南北向的淮河支流，仍然可以为他们的逐级抵抗提供支持。在齐国陷入内乱时，宋国的君主正是那个以“仁义”著称的宋襄公。现在的问题是，宋襄公图谋称霸时，并没有将地缘因素考虑进去。在他看来，资格似乎是排在第一的。如果王室的控制力依然存在的话，即使需要在诸侯当中找出一个领袖人物的话，也只可能在姬姓诸侯中作出选择。在那个时候，鲁国是最具有资格成为诸侯领袖的。而齐国以非姬姓诸侯的身份成为春秋首任盟主，让宋襄公也看到了机会。尽管宋人和楚人一样，都是属于非华夏体系。但宋国殷商王族的身份，还是让他自视比楚人更有资格成为新的盟主。
如果宋人能够认请形势的话，他们应该会清楚，在春秋乱世之中，如果不通过与其他大国进行一场，甚至数场战争，是根本无法获得霸主地位的。而宋襄公的悲剧在于，在他仅仅通过对几个小国的胜利（如曹国），就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称霸的实力。所以在他召集齐、楚两国会盟，试图让自己“盟主”的地位获得大国认可时，悲剧便发生了。首先齐国与鲁国这两个有实力的国家根本就没去；其次楚人早有准备，将企图论资排辈“以德服人”的宋襄公扣了下来，后来又在诸侯的调解之下放了回去。毕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领袖往往并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不能征服这个国家，仅仅扣留一个君主，并不会当然的取得胜利（有时候对于对方来说反而是好事，可以另立一个更有能力的君主）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应该说，宋楚两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战争即可以说是宋襄公挑起的，因为他向已经依附于楚国的郑国发起了进攻；也可以说是楚国挑起的，因为楚军旋即以救郑的名义，进逼宋国的国都。其次战争是谁挑起的并不重要，因为无论是还对称霸抱有幻想的宋国，还是自视最强的楚国，都需要用一场战争来证明自己的实力。这场战争由于发生在宋国西部的泓水之滨，因此被称之为“泓水之战”
宋地缘位置示意图（泓水之战）
在楚军来犯之时，宋军可以依托的防线正是泓水。问题是这条天然的防线并没有发挥任何战术作用，原因则是宋襄公一定要等楚军渡河并列阵之后方才应战。这种被毛泽东喻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其实并非宋襄公所创，因为在上古之时，战争的多是采取邀战的方式，即双方约定在一片开阔地，然后列队厮杀。这种战法实际上是一种“贵族式”的战法，春秋之时还能看到些许案例，到了战国时期则基本看不到了。那时国家之间的战争已经变为全方位的对抗了，国家的整体实力、地形、计谋的运用等都成为一支军队是否能够赢得战争的重要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宋襄公只是因为他那不合时宜的行为，成为了“最后的贵族”。
如果宋襄公生在欧洲，他可能会觉得更适应些。因为在欧洲，即使是在中世纪和火器盛行的年代，欧洲的军事贵族们，依然热衷于这种“优雅”的战争方式。东西方之所以会在战争形式上形成如此巨大的差别，主要是因为中国早在春秋战国之时，国家的组织形式就已经开始由层层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变了。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内部的权力基本都已经集中在公室手中了。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都有可能快速的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打一场全面战争。而西方所一直延续的层层分封的“封建制”（这才是真正的封建），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地缘结构非常复杂，很少有国家有足够的实力有胆量打一场全民皆兵的全面战争，因为你的对手可以是一个，也可能是数个乃至数十个。在这种情况下，将战争的范围主要限定在贵族之间，即可以保证领地内部的稳定；也可以让战争的损失被限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贵族的命总是比平民要更值钱的）。实际上，无论宋襄公采取什么样的战争形式，宋国“四战之地”的地理条件，都很难让它成为一流强国。如果宋襄公及宋国历代君主能够正视自身的地缘劣势，制定出正确的拓展方向，也许让宋国的命运得到些许改变。在这方面，东迁之前就为自己选定一块风水宝地的郑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当楚军在“泓水之战”中占用宋军后，楚人俨然已经成为了中原的霸主了。可以说，济水以南的诸侯基本都在楚国的控制之中了。楚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河济平原，对于一个有志于称霸中央之国的诸侯来说，能够将势力范围扩张至沟通河、济两水之间的河济平原，是能否成为盟主的必要条件。因此河济平原在春秋之时，无数次成为会战与会盟的地点。即使是到了春秋末年，当时战败了楚、越、齐国，势力如日中天的吴国，也将会盟的地点选定在河济平原的黄池之上。
在楚人图谋河济平原之时，这块夹心地上除了周边大国所占据的土地之外，最大的诸侯国是“卫国”。在卫国一节中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在齐桓公刚登上君位后不久，卫、邢两国就因为戎人的进攻，而被迫迁至河济平原之上。只不过在楚宋泓水之战后3年，邢国就被同姓的卫国所灭。卫国之所以敢对受到齐国支持的邢国下手，正是因为他选择了楚国作为后台。
无论卫国这种依附蛮夷，向同宗下手的行为，在春秋之时有多么的让诸侯们所不齿（所谓“春秋无义战”的说法，也正是由此而来的），楚人都已经具备称霸中原的必要条件了。而能够给楚人制造麻烦的，似乎只有那个还未被打服的宋国，和余威尚存的齐国。
在公元前632后，也就是泓水之战后五年。楚人决定解决掉这两个麻烦。这一次，宋国的国都——商邱，以及齐国在河济平原的边邑——谷邑（现属山东东阿），同时成为了攻击目标。之所以选择了攻击齐国在河济平原的突出部，而不是齐都临淄，是因为泰沂山脉的存在，让楚人无法象围攻宋都商邱那样直击齐国的心脏。而如果将齐国压缩至济水以南的话，那无论楚人是否再乘胜追击，齐国都无法再对中原地区施加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