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系列 — 穿越时空解读“辽西古道”

说到东北、东三省、满洲国，这三个概念，大家一般会认为指的是同一个地方，其实这其中还是有区别的。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满洲国所包含的范围是“东四省”，而不是我们传统概念中的“东三省”，这个多出来的省份就是“热河省”。

　　如果从地缘划分的角度来看，黑、吉、辽三省的主体都是属于一个大的地缘板块——东北平原，而当年满洲入主中原后，禁示汉人进入内蒙古以及东北地区，用挖沟植柳的办法，设定了一个禁区线，这也就是所谓的“柳条边”。这条分割线的南点就是“山海关”。也就是说，在长达二百多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平原以及辽东半岛，都是处在一个封闭状态。直到十九世纪末，迫于各方压力山海关以北（也可以说以东）地区向内地开放，华北平原和山东半岛的人口开始大批填充入东北地区，这也就是所谓的“创关东”，而进入蒙古高原的人口就是“走西口”了。基于地缘上的原因，与蒙古高原地缘关系密切的山西省，成为了“走西口”的人口主要来源地；而可以水陆并进的山东人，则成为了闯关东的主体。　　由于汉族向东北平原的渗透不是渐进式，而是属于开闸式的进入。因此整个东北平原以及辽东半岛的地缘文化，可以说是在同一时间段建立起来的，也造成了整个东北地区形成了同一种地缘文化。事实上这种类同的地缘文化，并不完全否则东北地区的地缘结构。那个四战之地的辽河平原（特别是下辽河平原），和辽东半岛，有机会形成自己的地缘文化。也就是说，如果古典时期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不是由东北渔猎民族建立的，并将山海关以北圈为禁地的话，那么依照自然渗透的原则，下辽河平原和辽东半岛应该在古典时期先形成自己的地缘文化。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来理解的话，就是辽宁省的地缘文化特点，会与黑龙江、吉林两省的地缘文化有较大差别。在海洋的地缘影响力愈来愈重要的今天，处于渤海湾边缘的“下辽河平原”与辽东半岛，更会加速脱离东北文化圈，并最终与环渤海的京津地区、山东半岛形成新了“环渤海文化区”。　　　　上述分析，只是针对目前我们所理解的东北地区，或东北文化所作的一个解读。而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东三省作为统一的地缘概念，还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不过对于日本来说，仅仅据有东三省还是不够的，如果他们想保有对华北平原的战略优势，还必须将燕山山脉也划入控制区。现在我们看到的燕山山脉主体，是被河北省所辖，但在当时，这条山脉主要是被划入一个消失了的省份“热河省”热河省的范围北起西拉木伦河，南到明朝修筑在燕山南麓的长城，向东则止于辽西走廊，西界基本与北京处在同一经度之上。也就是说整个燕山山脉，包括它周边所延伸出来的大部分丘陵地带（包括大部分的“辽西丘陵”），都是归属于热河省所辖。从地缘格局的角度来看，当初划出这个山地省份（1914年），就是为处在华北平原作缓冲的，你也可以这样认为，刚刚进入共和时代的中央之国，对保有那些边缘地区还没有足够的信心。而在中央之国重新统一，并完全将东北地区融为核心区后，这个夹在东北平原与华北平原之间，以为缓冲的省份失去了它的历史价值，所辖地区也被分给了内蒙、辽宁、河北这几个临近的省份（大部分区域，即燕山山脉的主体被划入了河北省）。　　　　既然热河省的单独划出，是为华北——东北二大平原作缓冲的，那么这个缓冲地落在谁手上，地缘优势也就被谁掌控了。从当初划定热河省的民国政府的角度来看，肯定是希望这块缓冲掌握在自己手上。而已经控制了东北地区的日本人，自然希望能够控制热河省，以将满洲国打造成为一个四塞之地。并随时对华北平原保持威慑力。而1933年发生在燕山南麓的“长城抗战”，就是为了实现这个地缘战略。其结果则是，中国军队的大刀出了名，而热河则被划入了伪“满洲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些历史资料中，提到东北沦陷，会有“东四省”的概念的原因。不过对于从东三省退入关内的东北军民来说，东三省才是他们的思念的家乡，也更愿意强化这个地缘概念。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满洲国在成立之后，将所控制的“东四省”重新划定为了14个省份，两个特别市和一个特别区，以壮声势。因此在《伪满洲国地理结构图》中，用红虚线所标示出的热河省，与民国初年所划定的热河省，略有差别，主要是将燕山山脉北、东的丘陵地带划走了，主体上并没有太大变化。也就是说，在长城抗战之后，燕山山脉也好，热河省也罢，开始为“满洲国”拱卫南疆了。从地缘结构上来看，华北平原在丧失了燕山山脉的保护之后，民国政府即使拥有燕山南麓的那道长城，也是无法阻挡日军南下的，因此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将日本图谋华北平原的野心暴露无疑。如果蒋认为东北地区甚至燕山山脉，尚属可以缓冲的边缘地带的话，那么再无视日本渗入华北平原这个核心区中的核心，就再也说过不去了。所以抗日战争的全面暴发，被锁定在1937年7月7日。　　　　纵观历史，如果燕山山脉本身不能为华夏民族所控制，那些边缘民族进入华北平原是迟早的事。在古典时期最后一次发生这种事，是在满清入关之前。不过当时驻守燕山南麓的明朝军队，并没有如300年后的西北军那样，打一场血性的“长城抗战”，而是由大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主动放弃了明帝国的这最后一道防线。八旗铁骑在穿过山海关之后，开始了征服中央之国核心区的过程。这就给我们造成了一个印象，似乎燕山以东，渤海以西的这条沿海平原，也就是“辽西走廊”是唯一沟通东北平原与华北平原的通道，而山海关就是这条通道的唯一钥匙。　　不过实际情况却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辽西走廊”虽然是古典时期后期，沟通华北——东北两大平原的主要通道，路状也最好。但在古典时期前期，由于海侵的缘故，如果你想在这两大地理单元中穿行，就必须从燕山山脉中找到合适的道路。而战国时期的燕国，虽然不是第一个使用这些燕山中的道路的，但可以称当上是华夏族中的先行者。因此在纪念完抗日战争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到二千年前，去看看燕国是如何在燕山山脉中布局的。日本侵华战争，在历史上会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是因为在此之前，中央之国所遭受的入侵都是单纯的由北向南推进的。秦岭——大巴山与江、淮所组成的东西向‘山水防线’，往往才是双方博弈的焦点。而日本一方面由于在东北地区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却没有如愿控制蒙古高原。加上强大的海洋实力，使得中国这一次所承受的压力来自于东面。而当时的中国在第三级地形中，基本没有优势可言（特别是在东北、华北两大平原之上）。山西高原——云贵高原一线，所形成的南北纵轴，则成为中国抵抗外敌入侵的新轴心。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假使中国再一次遭受全面入侵，压力应该还是来源于东线。　　如果我们在地图上为中国划出新旧两条战略防线，就会发现，无论攻击从哪个方向而来，四川盆地都是大后方。所以生活在巴蜀的朋友也不必为自己不临海而感到遗憾，你们那里可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其实西藏高原也不错，从地理结构而言，甚至可以做人类最后的避难所。不过考虑到那高海拔会影响人的舒适度，真有天灾人祸的话，跟到四川盆地就可以了）说到穿行于燕山之间的道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太行八陉”。的确，如果将绕过燕山山脉的“辽西走廊”比作与山西高原隔河相望的“崤函通道”，那么燕山中的这些道路，无论是在地理结构上，还是和战略作用上，确实和“太行八陉”很类似。只不过前者为华北平原沟通的是东北平原，而后者则是以山西高原为连接方向的。如果我们从华北平原出发，通过穿越燕山的话，就会首先到达“辽西”地区（这个时所说的辽西，指的是辽河以西地区），因此这些着道路也被称之为“辽西古道”。

辽西古道示意图

如果你有野外生存经验的话，应该会有人告诉你，在迷路的时候可以顺着河流行走。这样一方面可以随时补充干净的淡水，另一方面也能够为你指引方向。因此要想找到“辽西古道”的通行规律，我们也可以先关注一下，那些穿行于燕山山脉中的河流，是如何分布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条之前没有接触过的河流——滦河。对于华北平原北部来说，滦河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河流，战国时期的名字叫作“濡水”。如果我们俯视它的地理位置，就会发现它发源地位于燕山山脉的西北部，然后在蒙古高原绕了个弯后再向东南方向，穿越了燕山山脉的最宽阔的部分，进入了华北平原的东北部，在离燕山山脉东南角不远的地方流入了渤海。如果参照现有的行政规划，滦河的下游属于河北境内的唐山地区，因此也被唐山人民称之为“母亲河”。就水量而言，滦河水算得上是一条大河，以至于唐山西南部的直辖市“天津”，在淡水资源不够时，想到了“引滦入津”的方案。　　对于现在的华北平原而言，淡水资源无疑是宝贵和稀缺的资源。不过在二千万多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想的最多的却是如何把那些多余的水排出去。而河流本身在开辟道路上所发挥的作用，在技术水平低下的古典时期，却比现在重要了许多。从这个角度看，滦河本身，也应该为燕国的扩张之路发挥重要作用的。　　不过之前的经验告诉我们，道路的可通行度有时候是和水量成反比的。象陇山——秦岭之间的渭河，穿越太行山脉的滹沱河本身，都没有成为古人旅途的选择。这其中河流的容量过大，以至于在多雨季节经常淹没河谷两岸的天然道路固然是一个原因。更为重要是，这几条河流在山地中的河谷，落差都比较大，长度也比较长。如果一定要沿河行走的话，当然也是有办法的，就是在难以通行的河谷悬崖上搭建“栈道”。不过如果有更好选择话，谁也不愿意下这么大工夫的。　　其实就算燕人和后来的中原王朝，有办法沿着滦河开辟道路，他们最终到达的也是蒙古高原，而非我们最近所分析的重点“辽河流域”。在蒙古高原方向，会有另一条河流，为燕人指引方向，也是我们下一节的解读方向。只是我们现在的内容，还是在关注燕人是如何进入东北地区的。因此我们需要在燕山山脉中找寻其它河流，看看它们的河谷，有没有机会为燕人提供合适的道路。　　如果我们希望找到一条，带有强烈燕山烙印的河流的话，那么“大凌河”是足以承担这个荣誉的。除了在东向入海之时，跨越了那条狭窄的沿海平原（辽西走廊），大凌河的绝大部分都是穿行于燕山山脉（包括周边延伸出来的丘陵地带）之中。如果从流淌的方向上来看，大凌河是发源于燕山主脉，然后向东穿越“辽西丘陵”南部，在遇到“辽西丘陵”东缘的“医巫闾山”时，向南进入下辽河平原的南端，并最终流入渤海。　　大凌河的这种“几”字型的走向，让我们可以选择从它的源头处出发，先沿着他的上游河道东北向行走，然后在它拐弯东向进入“辽西丘陵”之前，作出选择，或是继续北向到达西辽河平原（这里已经是丘陵地带了，既使不顺着河谷走也能找到合适的道路）；或是继续延着大凌河谷东行，并最终进入下辽河平原。基于“下辽河平原”的重要性，后者往往是第一选择，重要的城邑，也是沿着这条支路修筑的。　　　　大凌河河谷不仅是走出燕山山脉，进入辽河平原的重要战略通道。其横穿辽西丘陵南部的走向，也让大凌河本身成为了一条重要防线。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构筑于下辽河平原以北的长城，不足以抵挡北方的入侵者时，整个下辽河平原也就等于落入了对手手中。而在入侵者准备翻越燕山，进入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华北平原时，如果能守住沿大凌河一线构筑的防线，最起码能够抵挡住敌人以“下辽河平原”为基地的直接攻击。关于燕国是如果运用这条防线的，由于历史太过久远，我们已经很难找到实例了（但在燕国的战略部署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大凌河防线的重视度），不过如果你比较关注明末清初的这段历史，就会看到，当满洲八旗占据下辽河平原，并在沈阳建立“后金”政权后，明朝是如何耗费巨资，在大凌河一线构筑第二道防线的。当然，这道防线后来也丢了。而山海关为起点，构筑于燕山南麓的第三道防线（也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这段长城），在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壮举之下，也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真实原因，肯定不只是为陈圆圆这么简单，不过这已经不在我们探讨的范围内了）。　　　　就燕山南北的地缘结构而言，战国到明朝末年的这两千多年当中，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而燕国和明帝国所拥有的技术水平，也没有本质的区别（虽然明朝军队本来已经有脱离冷兵器时代的迹象了）。因此燕国当年在燕山南北所构筑的防线，其实与明朝并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燕国的最大敌人——秦国，是从燕山以南发起攻击的。因此包括大凌河防线在内的这三道防线，最终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大凌河在通行和防御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它在整个燕山山脉的地缘结构中，也是最值得关注的地理特征。不过仅从通行的角度来看，大凌河河谷并非走出燕山山脉的唯一通道。除了它以外，还有一条名字怪异的河流“老哈河”，同样可以将我们带出燕山山脉。　　与大凌河东向切割燕山山脉（实际上是“辽西丘陵”）不同的是，同样发源于燕山山脉腹地的“老哈河”是一条北流的河流。不过如果老哈河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并照这个方向一直走的话，有可能要流到北冰洋才能与海洋亲密接触了。这种情况当然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了，因此老哈河的命运还是成为了其他河流的支流。而接收老哈河的那条河流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连接东北平原与蒙古高原的“西拉木伦河”。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沿着老哈河向北走，可以先到达“西拉木伦河”，然后再往东走过“西辽河”，在东西、辽河河合流为“辽河”后，再南向沿辽河进入下辽河平原。这些河流的名字看起来让问题变得很复杂，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条河流，具体的走向在地图上一看也就清楚了。　　　　如果你想领略西拉木伦河——西辽河流域的草原（沙地？）风光的话，那么舍弃大凌河河谷那条更便捷的通道，走老哈河河谷这条路线去下辽河平原，也算是一种选择。不过如果你只是想快速通过燕山山脉，进入下辽河平原的话，那么老哈河河谷就不会成为选项了。事实上走老哈河河谷的意义在于，你可以快速插到大兴安岭与燕山山脉的接口处（东侧），到了这里后，你即可以侧击进攻下辽河平原的渔猎民族，也可以西进蒙古高原。或是由此而切断蒙古高原与东北平原的这条战略通道。基于去农耕区找草谷的共同理想，这两大族群往往更容易达成同盟。不过在历史上，老哈河河谷，往往会成为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入侵华北中原的另一条通道，特别是他们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占据优势时。后来的满洲八旗在跨越大凌河攻击明帝国时，往往会让他们的盟友通过老哈河河谷侧应他们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沿燕山南麓所修建的那道长城，就成为了帝国首都最后的防线。　　　　通过对老哈河和大凌河的分析，我想大家已经清楚了辽西古道出燕山部分的走向了。不过要想利用这两条河流，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都是发源于燕山山脉腹地，流入辽河流域的河流，并没有与华北平原发生直接联系。也就是说，在到达这两条河流之前，燕人和那些后来者，仍然需要再借助一些同样发源于燕山山脉腹地，但却南向流入华北平原的河流，以完成“辽西古道”的前半部。而这部分道路是怎么走的，则是我们明天所要分析的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