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最熟悉的战国史应当是战国末期那一段，也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那段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与秦国进行了惨烈的“长平之战”的赵国，以及试图让一个刺客扭转局势的燕国，可能都会更加吸引我们的目光。不过在战国中、前期，魏国才是中央之国政治舞台上，当仁不让的主角，其风头甚至盖过了后来的天下共主“秦国”。 有关魏国的赫赫战功，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多有描述了。可以说，魏国以主角的身份，几乎打遍了所有竞争对手。如果从政治的角度解读魏国兴起的原因，那么历史教科书会告诉我们是魏国率先实行了改革。“改革”是现代人的说法，历史上一般称这种变化为“变法”，其先行者，就是战国时期那些法家学说的杰出代表（为魏国变化的叫“李悝”）；如果让有“明君救世”情节的人来看，魏国的成功则是因为他们出了个“明主”——魏文侯（前445年——396年在位），而这位明主的儿子“魏武侯”（前396年——370年）。这两代魏侯算是三家分晋后魏国的第一、第二代君主，他们在位的这70多年是魏国最为辉煌的时期，也相当于是战国的第一阶段。 不过对于喜好军事的朋友来说，他们似乎更愿意把功劳记在一个叫吴起的军事家头上，因为吴起训练出了数万名不仅身批重甲，全副武装，还可以带着三日口粮，在山地中半日急行军百里的重步兵——魏武卒。单看这些数据就足以让人意识到，这种攻击力与机动性兼备的古代“特种部队”，其可发挥的战斗力和威胁力，和后世的蒙古铁骑有诸多相似之处。只不过魏武卒的活动范围要相对小一些，并且优势是在山地当中。而包含了秦、魏、赵、韩四国在内的黄土高原，正是这些山地步兵所最适应的战场。能够将韩、赵两个兄弟之邦排挤出晋国的核心地区“河东之地”，吴起和他的魏武卒应该是出了很大力的。只是就象分家一样，谁继承了最大的权利，也就等于继承了最大的义务。对付那个与三晋地缘关系复杂的秦国，也自然是魏国的任务了。 其实从更深的层次来考虑的话，魏国的成功还是因为它的地缘潜力在三晋中是最大的。也正是因为它的潜力，所以才能吸引李悝、吴起这样的人才效命，反过来扩大自己的优势。对于战国时期的人才来说，他们所信奉的是“良禽择木而栖”的原则，绝大部分人才都更愿意“锦上添花”，谁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宽广的舞台，谁就更有机会得到这些人才。“雪中送炭”的当然也有，比如那些经常帮小国守城的“墨者”（结局就是被当作异类）。 对于这些急于施展抱负的人才来说，最需要做的，就是对各路诸侯们的地缘潜力做一个评估。如果这个国家的潜力够了的话，有没有“明君”并不会是问题，就像后来那位成功选择了秦国的大商人“吕不韦”一样。因此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基本因素，还是这个国家长期以来，所积累的地缘潜力。而一个国家或者族群，是否能够成功的完成原始积累，则需要牵扯到N多方面的因素了。 就我们所要分析的阶段而言，魏国为什么能在三晋当中脱颖而出并不是重点。因为从地缘的角度看，由临汾——运城两大临河（黄河）盆地为核心，所组成的“河东之地”，在经过最初的磨合之后，都会基本归于一家所有。而至于这个诸侯是魏是韩，还是赵，并不是最关键的。或者说，如果是赵人成为了河东之地的主人，那么魏武卒可能就会是“赵武卒”了；而如果魏人变成为赵人的角色，那么胡服骑射的重任就有可能由一位魏王来完成了。既然魏国成为了河东之地的主人，那么他与秦国之间的地缘关系，也就大致可以参照当年秦晋之间的关系了。因为在魏国继承了晋国的核心区后，秦国的地缘结构其实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除了渭河平原以外和那些羁縻管理的山地部落以外，秦人尚没有能够找到新的战略腹地。也就是说，如果让这个时候的魏、秦两国PK，很可能还是翻版当年“秦晋争霸”的局面。后来的历史（战国第一阶段）也的确如此。秦国除了无法突破崤函通道以外，还在魏国的进攻之下，丢失了洛水以东的“河西之地”。 相比于洛水，那段呈南北走向的黄河（时称“西河”），当然更适合成为秦、魏（晋）两国的地缘分割线了。也正因为此，尽管当初在秦国还在渭河平原的西头打天下时，晋国就已经占据了河西之地了，但这并不妨碍秦国人认定河西之地是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更何况从秦、魏两国的博弈关系来看，秦国也的确有理由认为魏国是入侵者。因为当年秦人通过几次深入河东的战役，已经从晋国手中拿回河西之地了。而魏国在强盛之后，又从秦人手中将其夺走了。这样看来，魏国不是入侵者，谁是入侵者。因此双方就河西之地的归属，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夺战。在这场战争中，洛水下游，渭河平原的东部当然会是主战场。 其实这部分渭河平原，在当时更应该叫做“渭洛平原”，因为这块相对平整的土地，是由这两条大河共同冲积而成的。更何况战国时期的“西河”，比现在的位置要靠西（一部分陕西省的土地，在山西境内，正所谓“三十年河东，古十年河西”），洛水当时不是经由渭水，而是独流入河的。 对于魏国来说，仅仅控制洛水——河水之间的这片三角状（河洛三角区）的平原地区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保证河西之地的战略安全。魏国最少还需要控制两块区域，一块就是洛水以南，直至渭水、秦岭（华山部分），的区域；另一部分则是陕北高原（特别是南部）。控制洛水——华山一线很好理解，因为这样做相当于封堵住了崤函通道的入口（与后世守潼关的道理是一样的）。尽管这个口子即使开了，有过“崤之战”经验教训的秦人，也未必敢孤军深入。但能够将防线突出渭河平原当然是更好的选择。在控制了河洛三角区之后，魏国人如果想再向南进一步的话，并不是件难事。而能够与河洛三角区以及其他魏国控制区无缝对接的地理优势，也让魏国在最初的战争中，取得了华山以北地区的控制权。 魏国的这种做法所造就的地缘后果就是，魏国在河西地区所修筑的长城不是由洛、渭两水，而是由秦岭北麓开始向北延伸的。其实对于魏国来说，能不能够固守河西，除了建长城以外，陕北高原这片看似没有太大价值的土地，也是一个必得的战略要地。回顾历史，当年和陇东高原的“犬戎”一起联手，搞得周王室东迁的“申戎”，就是从陕北高原上下来的。而在春秋之时，秦穆公从晋人手中夺回河西之地后，那些高原之上的戎狄就成为了秦国的整合对象。在进行过一系列战争之后，秦国算是完成了对西、北西个方向的，山地部落的征服。不过这种征服并没有在地缘格局上造成重大改变，因为秦国对于这些山地部落，基本还是采取“羁縻”这种间接管理的手段来控制的。 在“秦霸西戎”的过程中，或者说是在春秋中期以后，盘据陇东高原上的主要族群是“义渠戎”，至于说这支戎人和这个地缘板块的命运，我们在秦霸西戎一节中已经交待过了，在战国末期被秦国施展“美人计”而完全吞并了。而在陕北高原这个方向，白狄则成为了秦国挤压的对象。不过相比义渠戎，白狄后来的历史则要辉煌的多，因为东迁后的他们，有机会以中山国的面目参与到中央之国的政治舞台之上。 白狄的东迁路线，我们在中山国一节中已经分析过了。他们跨越黄河的地方，就是在晋陕大峡谷的中段，那个著名的孟门渡一带，而建立在这个渡口之上的关口，就叫作“孟门关”（在黄河东岸）。按现有的行政规划来看，这条渡河路线就是在陕北的“吴堡县”，和晋西的“柳林县”之间。二千多年后，当经过漫漫二万五千里长征后，选定陕北作为新根据地的红色政权，稳住阵脚之后决定开始扩张时，东征山西高原的这支红色军队，正是由此渡过黄河，与日军、晋绥军、国军展开博弈的。而深受大家喜爱的《亮剑》所展现的故事情节，也正是在此地缘背景下展开的。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地缘上，红色政权选择这条连接陕北高原与吕梁山区的战略通道，作为战略突破口都是非常正确的选择。而与此同时，西渡黄河试图在西套平原、陇西高原、河西走廊打出一片天地的“西路军”，就没有那么幸运的。 相比于白狄和红色政权，经由孟门这条战略通道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在秦、魏、赵三国之间争夺黄土高原的控制权过程中，孟门两岸也成为了地缘博弈的主战场。 最初在陕北、吕梁这两块高地上占据优势的是三晋中的大哥二哥，魏、赵两国。而三晋之所以能做到这点，究其根源还是当年晋国打下的底的。相比于秦人的称“霸”西戎，晋人的“和”戎政策，在地缘渗透能力上要显得更强，也有效的多（山地和平原，在互相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平等竞争，生产力更强的平原文明会更容易在人口和文化上占据上风的）。 如果从防御的角度来看，黄河和太行山这两条山西高原天然的地缘分割线，是山西高原的安全保障。也就是说，要是晋人仅仅满足于偏安于山西高原之上，日子应该也会过得不错，就象二千多年后的阎锡山一样。问题是晋人和三晋所要面对的地缘形势，比之20世纪初还是要简单一些的。最起码来自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地缘力量（放在军阀混战年代，就是桂系和蒋的国民政府了），还无法直接影响到山西高原。因此晋国在春秋之时得以占据明显的地缘优势，并向黄河以西以南，太行山以东都得以成功的扩张。 之前我们也说过了，当年的晋国即使退出了河西之地，也并未放弃对陕北高原的影响力，特别是他们还有“孟门”这条战略通道，可以绕过秦人进入陕北高原时。只不过对于占据陕北高原之上的白狄，晋人也采取了“和”的政策。至于说白狄东迁后，晋国或者秦国有没有选择马上填补他们的空缺，我们现在就不得而知了。对于秦人来说，他们的重点还是在开发渭河平原之上，如果陕北高原之上，没有力量能够威胁他们的安全，倒也不会急着去占据那些狭小的河谷；而晋国这个巨无霸当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内部那几大家族之间的博弈，大家的重点还在于争夺那些地缘潜力巨大的平原地区。 也许在白狄东迁之后，陕北高原真的出现过一段真空期。不过到了战国时期，陕北高原就再也无法游离在地缘政治舞台之外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以晋国继承者自据的魏国（魏国人甚至在官方文件中，以“晋”自称），又开始挑起了秦晋之争。而那位与孙武并称为“孙吴”的，战国第一军事天才吴起，和他所训练的魏武卒，在为魏国夺取河西之地之后，也顺势向北，沿洛水东岸切入陕北高原。 魏国控制陕北高原，一方面当然是为了预防控制河套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的游牧民族，向南渗透（当时被叫作“林胡”）；另一方面更是为了防止秦国由陇东高原渗透入陕北高原，对他们的河西之地构成威胁。只不过对陕北高原有兴趣的并非只有秦人和那些胡人，同样来自山西高原的赵人，也对晋人的这条传统渗透路线抱有浓厚的兴趣。而从魏、赵双方的地缘结构上来看，赵人向陕北高原渗透应该还更有优势，因为那个重要的，位于黄河东岸的孟门关口一带，是赵人的控制区，当时被称之为“蔺”地。说到“蔺”这个字，如果从它的使用频率上来看，绝对可以被列入生僻字的行列，不过由于“蔺相如”这位赵国上卿的存在，相信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可以很容易的认出这个“蔺”字来。而蔺相如的原籍，或者说“蔺”这个姓的发源地，就是“蔺”地。 当年蔺相如的祖先做赵国大夫时，封地就是在“蔺”地，其后代的姓氏也是得于此。如果从魏、赵两国在山西高原的核心区来看，我们也很好理解为什么“蔺”地是赵国的控制区。因为如果从“蔺”地东行，所对应的盆地就是赵国所划定的势力范围——太原盆地。赵人要想保证自己在太原盆地的优势地位，以及晋阳城的安全，“蔺”地所在的那部分吕梁山地，都是必须控制的。而魏国所控制的，主要是与临汾盆地相对应的那部分吕梁山脉，也就是吕梁山脉的南部。 在魏国最为强盛的时期，魏人不仅在黄河以西，跟秦人争夺河西地区、陕北高原；更试图在山西高原，向北侵蚀赵国所圈定的势力范围。太原盆地的南部和蔺地，都曾经失于魏国之手。在魏人看来，如果能够占据陕北高原和吕梁山脉中南部，就能够对河西之地，和太原盆地造成战略压力，特别是沟通这两片山地的“孟门”一线，能够控制在自己手中的话，就能够大大增强魏国的回旋余地了。问题是如果魏人想这样做的话，势必会在黄河两岸形成两线作战的局面。一方面要在黄河以西，和秦人对决；另一方面又要在山西高原内部，与赵国摩擦不断。而当年的晋国，之所以能够能够一直对秦国保有压力，很大程度是因为山西高原内部虽然也是纷争不断，但尚不至于影响它的对外政策。或者说能够统一对秦国给予压力。 实际在在战国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三家分晋的初期，三晋之间曾经有过一段共进退的蜜月期。大家不仅经常协同作战，也经常相互借道。魏国就曾经向赵国借道，灭了中山国。问题是魏国的战略有些定位不清，胃口太大，至始至终没有确定清楚，哪个区域才是战略扩张的方向。 为了更好的控制陕北高原，魏国除了在河西之地建立了“西河郡”这个军政机构以外，还单独将陕北高原的控制区单独分离出来，设立了“上郡”。关于魏国的上郡，是否向延伸到陕北高原的北部，甚至跨越鄂尔多斯高原与河套平原对接，一直是有些争议的。不过从魏国的地缘结构来看，魏国在陕北高原和吕梁山脉的扩张，都是以控制孟门渡口这条战略通道为目的的。因此魏国除了希望在黄河以东，试图从赵国手中抢夺“蔺”地的控制权；在陕北高原的扩张，也以将控制线越过孟门一线为战略目标。也就是说，陕北高原的北部以及鄂尔多斯高原并不是魏国感兴趣的地方。 这一点在秦国将魏国赶出黄河以西地区之后的的战略布局也可以看出。因为在从战略目标上来看，秦国和魏国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通过控制孟门两岸的山地，及至赵国施加压力。 秦国对于魏国的反击，始于公元前362年，那时候魏国的第二代英主——魏武侯已经归天了，接替君位的，就是那个后来和齐国一起称王的“魏惠王”。这个时候，魏国对于四面作战的局面，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而秦国此的的君主是秦孝公，如果从君主传承的角度来为秦国崛起划定一个起点的话，那么秦孝公就是这个时代的开启者。 关于秦孝公这个人的细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阅一下相关历史，比较有趣的是，当年秦孝公之所以能够登上君位，正是因为有了魏国的支持，而魏国之所以这样做，则是因为想由于影响秦国的政局。这和当年秦国扶植重耳登上晋国君位时的想法如出一辙，连最终反戈一击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对于两位君主的选择，当然不能用一般的个人恩怨来看待。只能说，想通过控制某一个人，甚至一批代理人，来影响一个国家或者族群命运的想法，过于理想化。所谓精英阶层，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的主角，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能够创造历史，而在于他们能够顺势而为。当年的晋文公重耳所顺的势，就是完成政权更叠（曲活代翼）后的晋国，对外扩张的势；而秦孝公所顺的势，就是秦人誓死夺回河西之地的势。为了能够完成秦人收复河西之地的计划，秦孝公首先对于秦国的地缘结构作出的重大调整。即将原来位于渭河平原西端的国都（雍城，现凤翔县南），迁到了泾、洛两水之间的“栎阳”。这种做法意味着秦人将战略重点，从陇东、陇西两大高原上的戎人，转移到占据洛水以东地区的魏国身上了。换句话说，秦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在那些戎狄面前称老大了，他们需要集中力量挑战魏国这个“入侵者”了。而公元前362年，秦魏之间所进行的“少梁之战”，则正式拉开了秦国反击的序幕。前段时间在网上热播的《大秦帝国》，也正是从 “少梁之战”开始的。从大的背景来看，秦国之所以能够在秦献公在位的最后一年发起反攻（打完少梁之战，秦献公就去世了，继位的就是支持商秧变法的“秦孝公”），除了秦献公对秦国内部进行了包括迁都等一系列的调整，积蓄了相当的力量之外，更是因为魏国的这种多线作战的局面，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因为无论是魏国在华北平原，还是渭河平原所扩张的领土，都没有高大的山脉以为屏障，而是只能依靠河流，作为与邻国的地缘平衡线。这种缺乏制高点的防线，理论上可以被多点突破（并且可预测性差），也势必需要分散大量的兵力进行线性防御（比例约占三分之一）。此消彼涨，魏国能够集中起来，与对手进行决战的人力、物力就会大受影响了。所以我们常说，最辉煌的时候，也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候，只不过大多数人在那个时候往往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魏国这种四面为敌的作法，客观上为秦国的反击提供了机会。而秦人选择“少梁”作为切入点也是非常精准的，可以说是找到了魏国在河西地区的命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