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系列 — 合川的战略地位

如果说古蜀国这个国家，或者说古蜀人这个族群给我们的感觉是二个字——“神秘”，那么“巴”这个地缘概念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三个字——“太神秘”了。因为“蜀”尚能在史书中留下“渔枭”“杜宇”等介于历史和神话中的“人物”（现在理解，应该是族群名），甚至最后一个统治蜀地的族群“开明”，还能够留下君主的世系。这些信息虽然简单，但却能够让我们能够从中出窥探古蜀人的传承关系，以及生产方式的特点。而“巴”能够留下来的资料就要更简单了，简单到甚至没有神话或者英雄人物出现。这让习惯于从“人”的角度研究历史，和搞文学创作的文人学者们感到无所适从。不过，如果我们不是把目光锁定在“以人为本”的历史细节上，而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解读“巴”这个地缘概念的话，还是能够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为他勾勒出一个轮廓。

　　　　首先我们来看看，“巴”这个地缘概念，所主要覆盖的区域，属于什么样的地理环境。从大方向来看，可以认为“蜀”的核心区域在四川盆地的西部，而“巴”的核心区域，则在四川盆地的东部，两者中间的川中地区，则是双方进行地缘博弈的主战场。这当然只是一个很粗略的划分，从地缘特征来看，“蜀”是属于一个平原属性的族群，如果不是出于人口压力，或者战略需要，他们对于复杂的山地没有什么兴趣。在蜀人的生活中，水是最为重要的资源，不仅能够直接为他们提供食物来源，更能够让蜀地成为重要的农耕区。与之相比，巴人对于山地则要适应的多了，进入到巴文化覆盖的区域，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也是“山”，正如现在大家一提到“重庆”，脑海中多半会跳出“山城”这个概念来。　　如果从地形图上观测，川东的那些“平行岭谷”的排列方式，总让人不自觉的联想到“横断山脉”。不过与横断山脉相比，生活在川东的那些山地之间，要舒适的多了。一则是因为川东的那些纵岭，比之横断山脉的海拔要低得多（平均海拔低了3000多米，平均高差也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川东在300——500米之间居多，横断山脉要2、3千米了）；二则是川东纵岭的密度较低（只是相对横断山脉），也就是说，两条山脉之间的“岭谷”较宽。这种构造，让那些流淌在谷地之间的河流，能够在川东地区冲积出更多的，相对平坦的土地，从而容纳更多人口。　　习惯于在山地之中生活的巴人，虽然对于土地的开发能力，远不及蜀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巴人的活动范围却可以大于蜀人。不仅四川盆地东部的那些岭谷地带，是巴人的活动区域，盆地边缘的那些海拔更高的山地，也都属于巴人的活跃区（包括大巴山脉、云贵高原东部的延伸山地）。不过，如果就此认定巴人是就是一个纯粹的山地民族，那就是一个误解了。事实上“水”在巴人的生存环境中，同样是非常显著的地缘特征。从族群发展的角度来看，“水”对于巴人的影响力，甚至还要高于山地。　　其实巴人的这种山、水结合的地缘特征，我们可以从巴人所遗留下来的生存痕迹上看出。如果说成都平原所出土的，三星堆、金沙等古蜀文物，让人叹为观止的是那些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青铜器。那么巴人所留下来的东西，就要简单的多了。那些高悬于三峡崖壁之上的“悬棺”，就是古巴人的杰作，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形制为“船棺”造型。事实悬棺也好，船棺也罢，在整个长江及长江以南地区，都有分布。包括东南丘陵地带，越人的活动区域内也有发现。至于巴、越两族，包括历史记载中的其他南方民族之间，是否有更深层次的联系，也是专家们感兴趣的话题。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由于水资源丰富，在南方的很多山地民族中，“船”都是非常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以巴人为例，无论他们有多么习惯于山地生活，要想徒步穿行于山地之间，总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如果有了舟楫的帮助，巴人的活动范围就不仅仅是四川盆地东部的那些山地了，在历史的记载中，巴人的对外战争也远多于蜀人。而史书中对于巴人的印象，也多是从他们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中获取的。　　因此在解读巴蜀的地缘结构时，我们并不能依照“巴山蜀水”的划分，将注意力只集中在一个点上。就象蜀人再依赖水资源，也不能忽略山地对地缘格局的影响。如果要论哪座山，对成都平原的影响最大，那条不为外人所熟悉的龙泉山倒是居功至伟。所以成都平原上的居民，要想找个圣山祭祀下的话，青城山、峨嵋山这些名山就没有龙泉山显得实际了。而如果我们要解读巴国的地缘结构，从河流分布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反而比研究山形走势，更能摸准巴人分布的规律。我们在巴蜀部分开始之时也说过，整个四川盆地主要是由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巴）江，五条南北向的河流，以及它们共同的归宿——长江所覆盖的。如果说位于盆地西半部的岷、沱两江流域，是蜀人的天下；那么位于盆地东半部的嘉陵江、巴江流域，则基本为巴人所覆盖。至于说涪江，它流入盆地后的中游部分，是属于蜀人的渗透区，而涪江的下游部分，巴人则占据了地缘优势。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涪江、嘉陵江、巴江的三叉戟造型。如果巴人想在四川盆地与蜀人平分天下的话，那么这个三江交汇之处就是他们必须控制的制高点。假使这个点被蜀人所占。巴人即使还能够在四川盆地的边缘山地上活动，但在四川盆地的地缘文化中，就不可能取得与蜀人同等的影响力了。　　在先秦时期，合川是叫做“垫江”（现在的垫江县不在这个位置了，合川现在成了重庆一个区），这样一个战略要点，无论是从军事还是商业的角度看，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是因为它南面的长江，地缘辐射力能够直达东海，相信合川比之重庆（主城区）更有机会成为四川盆地东部的地缘中心。不过在巴人统治时期，合川也的确成为过巴国的政治中心。而一千多年后，合川的战略地位又一次得到了体现。那时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人，通过远征云贵高原（大理国），对四川盆地形成了包夹之势，四川盆地边缘那些雄关险道，在这种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终于被突破了。而地势相对平坦的川西平原和川中丘陵的都迅速为蒙古铁骑所覆盖。至于说蒙古人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力气穿越蒙古、黄土、青藏、云贵四大高原进击四川盆地，其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成都平原的粮食，而是为了控制长江上游水道。只有控制了四川盆地，蒙古人才有可能在水上对南宋帝国占据地缘优势。换句话说就是蒙古人可以顺江而下，从侧面突破南宋的江淮防线。　　从创造力和行军的难度来看，能够与蒙古人的灭宋线路媲美的，也就是700多年之后，从瑞金出发的红色政权，所进行了那场“战略转移”。虽然双方的突破方向相悖，但都围着四川盆地的西、南边缘转了一圈（在这两个方向，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跟长征有关的地标，如“夹金山”“大凉山”），其过程之限险，对于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我们来说，已经是耳熟能详了。　　按照一般规律，富庶的成都平原被攻破，也就意味着整个四川盆地失守。但对于南宋帝国来说，它们还有一个机会可以迟滞蒙古人的进攻，那就是想办法控制四川盆地的水道。控制这些水道一则可以让蒙古人顺江而下，进攻江淮地区的计划破产；二则也可以与南宋所控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保持联系，并接受补给。如果要想控制四川盆地的主要水道，借助山势是很重要的。因此南宋残存在四川盆地的力量，在四川盆地各主要水道边上，星罗棋布的构筑了许多山城，并互相支援以牵扯蒙古人。这点倒很象当年高句丽人对抗隋唐帝国的战略。也正因为如此，蒙古人在占据了大部分的四川盆地之后，仍然不能马上展开他们的灭宋计划。南宋政权也因此又获得了二十多年的生机。　　在南宋留存在四川盆地的据点当中，地理条件最好的就是三江合流之处的“合川”。在这个点上布置一个据点，既能够扼守川东水系的咽喉，又能够对南面的长江水道形成威慑。而南宋军民所选择的筑城地点，在后世也很出名，叫作“钓鱼山”，所筑之城叫作“钓鱼城”。

蒙古攻取大理国路线图

关于钓鱼城，相信比较关注中国历史，特别是对华夏文明有些深厚感情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有一种说法是因为蒙古大汗“蒙哥”死在钓鱼城下，所以为南宋获得了二十多年的生存时间。从政治的角度上来看，这当然是有道理的。而蒙古人之所以在钓鱼城下失败，钓鱼城又之所以能够坚持三十多年，与川东地区的地理环境有些密切关系。如果不是川东那依山伴水的地理条件，南宋在四川盆地的防御战也无法进行下去。不过从地理位置来看，合川这个点也有它的不足，就是不能够直接控制长江水道。因此无论是二千多年前的巴国，还是现在，能够扼守嘉陵江、长江三角区的重庆，都是川东真正的地缘中心。也正因为如此，后来蒙古人在解决了长江沿线的其他据点之后，还是控制了长江水道（钓鱼城这座孤城已经没有出击的能力了），而钓鱼城则一直坚持到崖山海战之后，以保全全城军民性命为条件终结了三十多年的防御战。　　这并不是川东第一次影响中央之国的地理格局，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川东又一次有机会发挥它山、水相互依托的地理优势。而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川东的水上交通优势依然没有动摇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技术的发展，已经让攻防体系变得更加立体了，除了传统的水、陆两个防御面以外，来自天空的军事打击也成为了重要的手段。与来自地面（水面）的威胁相比，空中打击所带来的威胁要显得更可怕，因为这种手段可以绕过你所布置的地面防线，直接攻击你的地缘中心。也正因为如此，富庶的成都平原并没有象以往那样，成为偏安政权在四川盆地的避难所。而重庆则在沉寂了千年之后，重新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并让巴文化，又一次在政治层面上取得了与蜀文化同等的地位。从巴国重要城邑的分布位置上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出河流水道在巴国地缘结构中的重要性。在巴国的历史当中，除了重庆（古称江州）这个地缘中心以外，位于长江沿岸的平都（现在的丰都，以鬼文化著称），涪陵（现在还叫涪陵，最出名的是榨菜）；以及位于嘉陵江中下游的阆中、合川都曾经阶段性的成为过巴国的政治中心（可以看作是陪都）。　　长江之所以在巴国的地缘结构中占据优势地位，是因为它能够连接成都平原、江汉平原甚至江东地区这些重要的地理单元。对于巴人来说，如果沿长江水道上下行，蜀国和楚国的核心区都在巴国的攻击范围之内（反过来也一样）。而嘉陵江之所以能够从殊途同归的涪、嘉、渠（巴）三江中脱颖而出，表面原因应该是因为嘉陵江的体量最大，这个体量包括它的长度和流量（在长江上游仅次于岷江），也正因为如此，从水系的角度来划分，涪江和巴江也被视为嘉陵江的支流。不过对于古人来说，可没有太大兴趣去关心谁是干流，谁是支流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哪条江水对自己生存环境的作用更大，就更加重要。　　从实际作用的角度看，巴人选择用嘉陵江，来配合长江标注自己的核心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出于与蜀国对抗的需要，如果巴国只是据守巴江一线，固然会更加安全（蜀人对于翻越那些平行岭谷没兴趣），但那就等于将整个川中地区拱手让给蜀人了，这样的话巴人在四川盆地也就只能算是边缘民族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嘉陵江沿线是北出四川盆地的重要通道，如果顺着嘉陵江向北行走可以到达汉中盆地和陇西高原，也就是说，可以和汉水、渭水两大河流的上游对接。这种对接，即意味着巴蜀之人可以通过这个战略出口，跳出四川盆地，同时也意味着危险，特别是当北方的地缘实力更为强大的时候。　　对于整个四川盆地而言，在古典时期的地缘压力主要是来自于北、东两个方向。在战国时期，从这两个方向对四川盆地造成地缘压力的则是秦、楚两国。从交通方式来看，在整个长江流域水路交通都会是第一选择。这不仅是因为船舶可以有更大的运量，和不低于马车的速度，更是因为整个长江流域水网纵横，水量充足，河道也相对稳定，通过水路可以连通覆盖绝大部分的人口密集区。由于长江的通行条件较好，四川盆地的东线交通主要走的是水路，也就是说，巴、楚两国如果要进行博弈，长江水道的争夺会是博弈的焦点，这也就是巴人为什么要沿河流部署战略据点的原因。而北线的嘉陵江，通行条件就没那么好了。不要说位于四川盆地以外的上游河道，即使是从广元到重庆这段穿越川中丘陵地区的中游河道，航道条件也是很差的（滩多水急）。其实嘉陵江的通行条件不好，对于四川盆地的地缘安全也有好处，因为在这个方向上四川盆地是处于河流的下游（四川盆地在长江则是上游），这样可以避免敌方顺江而下，快速突破四川盆地的外围防线。也正因为水路交通的不可行，北方势力如果想进入四川盆地的话，就不得不选择在那些植被丰富，结构复杂的山地中开辟道路。这也让四川盆地在主要地理单元中，成为最接近“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理想状态。　　由于沿河流两岸开辟道路，是最省时省力的选择（还可以提供淡水补给），因此嘉陵江的水路虽然无法承担进出四川盆地的重任，但它本身仍然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控制了它，也就等于控制了四川盆地的北方门户。就巴人而言，能够控制嘉陵江上游固然能够为自己地缘安全加上一层保障，但相比而言，蜀人对于北方门户的得失，要更紧张。因为秦人沿江而下进入四川盆地后，并不只会继续沿着嘉陵江而下，攻击巴人。对于秦人和后来的绝大部分的入侵者而言，富庶的成都平原才是他们远征的真正目的。而相比于巴人在失去了秦岭、大巴山脉的庇护后，还能够得到川东那些岭谷的保护（钓鱼城就是一例），蜀人所能够倚仗的山势就要弱的多了（蒙古人进来后，只用了一个月，就占据了平原和丘陵地区）　　由于地缘重点的不同，巴人的主要防御对象，是东线共饮一江水的楚人。而蜀人则在嘉陵江上游，倾注了更多的精力。对于整个四川盆地而言，北方防御的重点在于沿嘉陵江，由山地进入川中丘陵的交汇点上（现在广元一线的位置），在蜀国控制这个点后，开明王朝第五世君主，甚至将自己的弟弟封建于此，并立国为“苴”（公元前368年）。从战略布局上来看，蜀人的这种做法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将最重要的战略要点，封建给自己最亲近的族人，并建立藩国直到古典时期后期，都是一种重要的手段。不过血缘虽然是很重要的联系纽带，但并不是绝对安全的。特别是当你封建出去的属国发现自己能够拥有独立的能力时，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尾大不掉”。关于苴国是如何尾大不掉，蜀、巴、苴三国之间的博弈，又是如何影响整个四川盆地的地缘安全的，我们在后面会分析到。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巴国的地缘结构上来。　　　　从地缘文化特征来看，山地和河流在巴人的文化中都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四川盆地东北边缘的大巴山脉、东南边缘的山地（云贵高原的延展），以及嘉陵江流域中下游共同构成了一个大三角形区域。这个以山地为骨，河流为经脉的区域，成为了巴人主要的势力范围（现在的重庆，也大致是这样一个三角形形状）。　　鉴于华夏文明在地缘文化上的传承有序，当年巴人控制区的大致范围，也可以从现在一些带“巴”字的地名中窥探出些端倪来。在整个四川盆地的东部（包括边缘山地），我们可以找到镇巴县、巴中市、巴县（现在的重庆市巴南区，也就是当年巴人建都的地点）、巴东县这五个县一级的行政单位（乡村一级的更多）。将这五个点连接在一起，也可以连接出一个支撑巴国框架的大三角来。说到巴国与其他诸侯国的地缘关系，大家很容易想到蜀国。同处一个盆地之中，巴蜀之间没有恩怨是不可能的。这点与燕赵、齐鲁、吴越、秦晋这些因地缘关系密切，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地缘概念如出一辙。如果不详加解读，很多朋友甚至很难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　　只是，虽然巴蜀由于同在四川盆地而地缘关系紧密，但四川盆地毕竟不是一个全封闭的地理单元（象地理大发现之前的美洲那样），大家除了要与对方争夺川中地区以外，还必须应对盆地之外的地缘力量。而对于巴人来说，他们的主要对手就是长江中游的楚人。　　由于巴人带有深厚的长江文化特征，他们与长江中游的楚国发生地缘博弈，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从地缘实力上来看，巴国肯定是比不过沃野千里的楚国的。不过在巴楚之间的博弈中，楚国其实并没有占据一边倒的优势。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巴人所生活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如果楚人试图从陆地进攻巴国的话，那么长江三峡南北的这些崇山峻岭就会成为巴人的天然屏障。即使是在过渡开发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在分割四川盆地与两湖之地的山岭中，看到“神农架”这个名字。不管这片原始森林里是否真的有野人，但它起到的隔离作用是不用怀疑的。可以想见，在二千多年前，整个四川东部边缘的山体，是处在什么样的开发状态。　　楚人并非不熟悉山地生活。在进入江汉地区之前，他们也曾经在神农架东面的“荆山”之上披荆斩棘。问题是如果有得选，绝大部分人还是希望在环境更好的区域生存，而相比于西面这些让人望而却步的山地，东面的江汉、江淮流域有着大片的土地等着楚人去征服。即使是成为了江淮的霸主，楚人也会把下一个目标锁定在中原甚至整个华北平原之上。至于说，去碰巴人所占据的那些山地，已经习惯了农耕生活，和平原作战的楚人，很难提起兴趣。当然，世事无绝对，因为这个世界除了粮食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生活必须品，比如盐铁，如果为了它们，也许楚人并不介意在西线展开战争。相比于楚人没有太强的欲望介入四川盆地，巴人反倒经常的跑到四川盆地的外面，去参与江汉甚至中原的地缘博弈。在当年楚国收拾周人的汉阳诸姬时，巴楚之间就曾经有过蜜月期，联手应对这些以华夏正统自居的诸侯。从地缘结构来看，巴人之所以能够有机会走出四川盆地，所倚仗的就是山、水对其地缘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山地生活赋予了巴人强悍的体魄，与搏斗的技巧，加上山地的生存条件，相对较差，让他们本身就更具有扩张的欲望（和高原游牧民族喜欢袭扰耕区是一个道理）。巴人的善战，早在武王伐纣时就已经为中央之国的各路诸侯们所知了（巴人当时也是伐纣联盟的一员）。对于楚人来说，能够有这样一支强悍的盟友，来应对那些周人当然是求之不得的；而对于巴人来说，能够有机会到平原地区再试试水，为山地贫乏的物质生活做些补充，也是件不错的买卖。另一方面，占据长江的上游，也使得巴人相对于中游的江汉地区，更有地缘优势，也更有顺江而下的欲望。　　　　尽管巴楚之间曾经有过蜜月期，但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当楚人完全消化了南阳盆地和江汉地区后，巴人再想出来搞点物质，就直接触犯楚国的利益了。在这种情况下，昔日的盟友也只有反目成仇了。基于长江是双方之间的主要沟通渠道，因此巴、楚两国的博弈重点也就是长江上游和中游之间的区域。在这个位置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标——“长江三峡”。这段西起重庆“奉节”，东至湖北“宜昌”，自西向东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三条峡谷，首尾相连的峡谷包夹而成的长江水道，所穿越的就是四川盆地东部边缘的山地。也就是说，如果你向西，过了奉节县，就等于进入了川东平行纵谷地带；而向东过宜昌的话，江汉平原就会展现在你面前。从这个角度看，谁能够占据了长江三峡，谁就可以占据地缘优势。　　在战国以前，和大半的战国时代，巴人部族都是长江三峡的主人。这并不表示巴人的实力就比楚人强。因为如果楚国仅仅是出于防守的目的，而不是准备灭巴的话，并不一定要占据整个长江三峡，要知道，想彻底征服这些山地民族是非常困难的。即使能够一战而胜，但维护占领区的成本也会很高。当年吴国之所以没有灭越，也正是基于这个道理。能够消除这些山地民族，向平原地区渗透的能力和欲望，目的也就算达到了。　　因此对于楚人来说，最为安全和省力的方法是在三峡的出口之处，设置一个军事据点，并派重兵把守，让巴人无法顺江而下攻击江汉地区，就可以防止巴人大规模的侵扰了。虽说楚人已经演变为一个平原国家了，但地处江水、汉水、淮水这几条大河之间，楚人的水上力量可以说是战国诸雄中最强大的。尽管逆流而上，攻击巴人有些难度，但用来防守还是绰绰有余的，因此楚人并不是特别担心巴人的威胁。而反过来看巴人的上游优势，如果想在进攻中得到体现的话，就必须有足够的实力做支撑。也就是说有机会一战而大胜楚国，否则攻击失败的船队，再想撤回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楚国在柏举之战后，想从顺江而下攻吴找回面子，就吃了这样的亏）。而相对于楚国的地缘实力，巴国显然也没有对抗的本钱（如果与蜀国联手，倒有点机会）。　　楚人所选择的防御点，这个点现在的宜昌，当时叫作夷陵，是楚国在西线的军事重镇。而夷陵以上，则是巴人的控制区。在整个三峡的线路上，除了东端夷陵这个点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据点当然就是西端的起点了。巴人在此所设置的军事重镇叫作“鱼复”。如果楚人越过夷陵，占据了整个长江三峡，那么封锁鱼复这个三峡的西大门，就可以让巴人的核心区不受损害。说到“鱼复”这个名字，知道的朋友应该不多，不过如果提到它后来的另一个名字“白帝城”，相信不知道的朋友就很少了。白帝城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为两件事，一是《三国演义》中的刘备的“白帝城托孤”一节。其实刘备死前还是回到了成都，但兵败于东吴之后，退守白帝城，以扼守川东之门户，却是事实。由此也可以想见，当年巴人会如何经营这个战略要点。由于这个战略要点是川东门户，因此在后世也被叫作位“夔门”。又因为它位于三峡中的瞿塘峡西端，因此有时又贴上了“瞿塘关”的标签。至于现在嘛，则是归属重庆市奉节县所辖。也就是说，如果大家在一此历史书中看到上述几个地缘标签的话，它们所指向的都是同一个战略要点。对于一些对历史不太感兴趣的朋友来说，如果脑海中有“白帝城”这个概念，多半是来自于李白的那首《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读这首诗我们最起码可以得到两个地缘方面的信息：一是在古典时期，如果你想顺着峡谷开辟陆路通道，会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二是由走水路，由三峡地区进入江汉平原有多么的便利（江陵就是荆州）。　　假使楚人只是想阻止巴人的东进，守住三峡的东大门——“夷陵”这个点，的确就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了。但后来楚国还是花费了很长时间，从巴人手中夺取了三峡地区，并突破“鱼复”继续向巴国的腹地渗透。至于楚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又做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要留待明天解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