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开通“新苏伊士运河”的重大意义
所有的政治问题本质都是经济问题。在这个民意更容易影响政治的时代，二者之间的关联尤为明显。埃及的问题也是整个阿拉伯国家所需要面对的。问题的根结在于：这片整体属于热带沙漠气候的土地上，并不能产出足够多的粮食来养活现有的人口。有研究者认为，人类人口数量的增长，总是会比粮食产量增加的速度更快。而当这两者失衡之后，就不得不以饥荒、战争的方式来消耗多余的人口。不管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在工业时代被边缘化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执政者都必须考虑一个问题：我们还有什么资源来换取额外的粮食。
在这方面，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君主国自然是很有优势的。凭借大把的石油黑金，温饱乃至小康问题都不是他们所担心的。事实上，从政治结构的“民主性”来看，海湾君主国们完全应该是“阿拉伯之春”的首要革命对象。之所以能够躲过这场革命，无他，唯有钱尔（沙特为此额外花了360亿美元的补贴）。至于埃及人，运河是他们唯一可以抓住的救命稻草。
受苏伊士运河的通行条件所限，每年仍有大量来自于印度洋——大西洋的船只，不得不绕经好望角（尤其是大吨位货轮）。扩张航道潜力，就能增加收益，是谁都算得清的一笔帐。问题在于，算帐是一回事，执行又是一回事。这个世界永远不缺看上去很美的计划，缺少的只是执行的效率。事实上，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之所以能在所有工业后发地区中，率先跟上西方工业国的脚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化背景所带来的纪律性，以及由此所带来的高效率。
由于气候的原因，阿拉伯地区文化中对纪律和效率的重视程度，远不如东亚地区。从政治角度来看，军政府制度固然是拥有很大的缺陷，但由于军队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体系，其所制定的施政方针也必须会以纪律和效率为先。这也是为什么上世纪中叶，百废待兴的阿拉伯地区以革命的方式，诞出埃及、叙利亚、伊拉克这些军人政治体系国家的根本原因。与之相对立的，是跟不上工业时代步伐的宗教主义者。
往前追溯的话，阿拉伯世界的这一改变源于凯末尔对土耳其的成功中兴。以土耳其的经验来看，军队是国家世俗化的有力保证。即使今天土耳其的的选举政治，将宗教派的埃尔多安推向了最高权力宝坐，但只要凯尔尔的国父地位无人敢动摇，土耳其就不会出现大乱。反观阿拉伯国家那些由军队所掌控的世俗国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基于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上述三个世俗政权都已被打破。就现状来看，除了成功回复强人政治的埃及以外，伊拉克和叙利亚目前还看不到稳定的希望。
每一项制度的存在，都有其相适应的时代和地缘环境。就好像谁都会觉得，海湾君主国的君主制，早就应该被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但在现实环境中，高举民主大旗的美国，却视它们为阿拉伯世界稳定的重要基石。然而，美国只是基于现实的地缘政治需要，才选择了和这些有油又务实的君主合作，但基于自身价值观的原因，不愿意正视背后规律，即：阿拉伯世界还完全不具备实施美式民主的基础。如果一定要跨越式发展的话，那么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就一定会迅速填补这个空间。
漠视这一规律的后果，让美国在阿拉伯革命后看到了最坏的结果：穆兄会执政埃及、ISIS在叙利亚/伊拉克做大。很有点“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感觉。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宗教极端主义者相比，让军政府重出江湖来维持中东的秩序，显然更符合美国的利益。若非如此，以“普世民主”的价值观来看，埃及这两年做得很多事，早已够被西方制裁多少回了（比如一次判数百人死刑）。包括新苏伊士运河在开挖过程中的那些“侵犯”人权事件，如果刻意炒作的话，也足以引发新的外交干预。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因为不管是埃及、阿拉伯世界，还是美国，都希望透过新苏伊士运河的成功，告诉绝望到只能依靠原教旨主义来改变自身命运的阿拉伯民众：你可以不依靠宗教，而是自身的努力来改变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