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系列 — 秦国如何破解楚国的合围战略

要说秦楚两国在这次中原大战期间，倒也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公元前285年，两国的君主在宛邑相会，并用和亲的方式暂时性的化解了秦楚之间的矛盾。两年之后，代表秦国的秦昭襄王，与代表楚国的楚顷襄王又举行过两次友好会晤，共商中原大计。看起来，似乎这段蜜月期应该能够持续一段时间了。不过秦国之所以愿意在占据了地缘优势的情况下，和楚国议和，都是因为东方的齐国刚刚把宋国给吞并了（前286年），大家都急着去打这只出头鸟，以免齐国一家独大。在一个多极的国际社会，情况就是这样的，谁的实力一下子膨涨，就会受到其他国家的联合攻击。之前楚国吞并了越国之后，以齐国为主的中原诸国就曾经这样针对过楚国。现在楚国有机会巩固自己在东楚的新领土，甚至将防线继续向北推进，当然乐得对齐国落井下石了。而秦国也十分清楚，目前还不到能够完全应对两线作战的局面。当秦人想主攻一个方向时，能不能稳住另一个方向的对手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秦楚实现和解，的确也为双方带来了丰厚的利益。楚国不仅收回了之前被宋国所侵占的“淮北地”（淮河至彭城，也就是现在的徐州一线），还从齐国得到了五都之一的“莒”邑。而秦国所得到的“陶”邑一带的飞地，也让他们在中原腹地真实的拥有了一个桥头堡。从地缘实力上来看，大家都有所增强（楚国得到的实惠还更多）。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楚国重新燃起了攻秦的雄心。除了打算合纵其他诸侯两线攻击秦国以外，甚至打算入主洛阳盆地，一举灭掉周王室，以完成当年楚庄王的未尽的“问鼎”之业。不过，在权衡再三后，楚国还是放弃了这样想法，毕竟在秦国渗透入南阳盆地后，楚国对秦的优势比，甚至还不如丹阳、蓝田之战时。　　就在楚国在为是否主动挑起对秦战争而思虑再三时，秦国那边也在考虑新的战略计划了。毕竟现在的齐国在燕国的攻击下，已经只剩下一口气了（仅剩两城在支撑），无论能不能缓过这口气来，楚国都重新取代齐国，成为了秦国的主要对手。对于秦国来说，他们需要想到新的办法，重新消弱楚国的刚刚得到补充的地缘实力。　　如果按照传统的攻击路线来看，已经在南阳盆地站住脚跟的秦国，应该向南，由大洪山两侧的“汉江通道”和“随枣走廊”攻击楚国所据守的江汉平原。但问题是，这条防线并没有那么容易突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防御面较窄，有利于楚人的防守。这一点，在之后的历史中，无数次被验证了。另一个原因是，楚国并没有完全退出南阳盆地，如果秦人想沿汉水而下，直取郢都的话，并没有地缘上的优势（秦楚当时在南阳盆地是如何分割的，很难有明确的答案，但大致可以参考现在湖北与河南在这一带的省界。后来的三国时期，刘表与曹操也大致达成过这样的均势）。　　除掉楚国在南阳盆地本身，汉水之阳还有防线有待秦人突破外。楚国在汉水中游所控制的上庸之地，是楚国可以继续掌握汉水的主动权另一个重要原因。如果秦人试图南进的话，除了正面突破以外，还必须想办法应对，从上庸之地沿汉水出击楚军。因此，假如秦国想由北至南解决楚国的问题，那么他们首先要完全控制南阳盆地。而控制南阳盆地的关键，又在于能不能完全控制秦巴峡谷的汉水中游地区。既然上庸之地成为了关键先生，那么秦人所应该选择的方案就是由汉中盆地出兵，沿汉水而下逐次取得安康盆地，以及上庸一线的那些分布在汉水之南的楚国据点。不能说秦国没有做过这样的尝试，早在丹阳之战时，秦国就曾经从楚国手中夺取了“安康盆地”（蓝田之战后，又“还”给了楚国）。问题是，尽管占据了汉中盆地的秦国拥有上水优势，但他们如果想顺江而下，将整个秦巴谷地收入囊中时，却不会有想象之中那么顺利。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汉水出汉中盆地后，各河谷盆地并非是沿汉水两岸分布，而是分布在支流两侧的（包括安康盆地的主体也是）。这也就意味着，楚国的那些重要据点，其实都离汉水有一段距离。顺水而下的秦军，需要不断的改变航向，逐次拔除这些据点。而如果秦国想学太平洋战争后期的美国那样，来个“蛙跳战术”选择性的攻击汉水一线的楚国城邑，也没有成功的机会。因为与后来日军所占据的那些岛屿不同，这些小型河谷盆地都并非纯粹的军事基地，而是有自给能力的战略基地。秦军真敢这那样做的话，非但不能困死在秦巴谷地的楚人，反而会让自己陷入楚军的包围之中（顺水而下固然攻得快，但想往回跑可就难了）。　　正因为攻击上庸一带的秦巴谷地（可称之为“上庸谷地”），很可能会让秦国陷入一场没有胜算的拉据战，因此秦国并没有选择在这一线发起攻击。也可以说，秦国放弃了在南阳盆地，与楚国进行决战的机会。不过，自从秦国得到的巴、蜀之地后，秦、楚之间地缘博弈的战场，就已经不仅仅陷于南阳盆地了。相比这条困难重重的战线，由四川盆地沿长江顺流而下，直取楚国在江汉平原的都城——“郢”都的计划，更为诱人。这种中心开花的战术如果成功的话，再辅以北线的进攻，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都会很快落入秦人的手中。而这个时候的上庸谷地，等于已经陷入了秦国的战略包围之中，陷落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既然从四川盆地出发，沿长江而下的攻楚方案最为现实，那么秦人就立即开始着手准备了。其实30多年前，秦人之所以选择南吞巴蜀，也就是为了能够在长江一线开辟攻楚的第二战场。现在只不过开始实践当初的战略构思罢了。而这次攻楚之战的领导者，正是当年力主南进的司马错。最终，司马错由陇西高原出发，沿西汉水、嘉陵江通道进入四川盆地。然后再征招了巴、蜀本地兵员10万（在水战方面，秦人并不占优势。和后来曹操用荆州水军的情况相似），粮食600万斛，浩浩荡荡的沿长江向楚国进发。　　在做足了军事和物资准备后，秦国并不出人意料的，攻取了楚国在川东的边邑——涪陵。在攻占了这块因巴国王陵而得名的城邑之后。秦人如果想攻入江汉平原的话，还需要逐次攻破涪陵以东直至夷陵（宜昌）的楚国江防城邑。这其中就包括那段艰险无比的“长江三峡”。也许掌握了上水优势，又拥有强大人力物资保障的秦军，能够比当年逆水攻击巴国的楚人做得更好，也更快。但攻击涪陵得手的司马错，却并没有继续前进，而是转而选择了一条看似南辕北辙的攻击路线——乌江。也就是说秦军主力没有再顺长江而下，而是和由此转进云贵高原的庄硚一样，先择溯乌江而上的行军路线。那么，司马错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说到秦国对于蜀地的经营，司马错应该是首功一件。当年（前316年）在朝堂之上与张仪辩论，并领军南征巴蜀后，司马错的后半生也注定和四川盆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其实也正是战略家和战术家之间的区别，如果说战术家的作用是在执行层面上，即按照要求“把事情做对”，那么战略家的重点则在于，一开始就“做对的事情”，如果确立正确方向，及它的实施步骤才是这类人所关心的。至于说是否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毕竟消化掉一个地缘板块是需要时间积累的。为了能够让蜀地彻底为秦国所用，司马错后来又两次入蜀平叛。当时间指向公元前280年时，司马错终于有机会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实现他以巴蜀为基地，开辟攻楚第二战场的战略构思。　　只不过司马错所带领的秦军，在攻取楚国在长江一线的桥头堡“涪陵”后，并没有再顺江而下，而是转而溯乌江而上。计划了30多年的攻楚行动之所以会作出这种调整，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秦军没有把握一战攻破楚军的三峡防线，也就是楚国所设置的“巫郡”。纵观历史，这段天险无论掌握在四川盆地还是江汉平原手中，都会增强自身的防御力。后来三国时期的蜀汉发倾国之兵，试图夺回被吴国所袭取的江汉平原，也未能完全顺江而下，攻入江汉平原，而是在三峡出口处的“夷陵”（宜昌）与吴军决战，并大败而归。而胜利之后的吴军，也没有把握在突破蜀国在三峡水道西端所设立的防线，所以没有乘胜追击。　　既然顺江而下的攻楚方案存在很大风险，那么转而向南溯乌江而上，拔除楚国在沿线的据点，然后在接近沅水之时，弃盘登岸，转而攻击楚国在沅水一线的据点，最终将楚国的“黔中郡”，变为秦国的边黔，就成为另一种选择了。　　选择这个方案，肯定要比顺长江而下的方案，在行军上花费更多的时间。但可能遇到的抵抗却是最低的，因为无论楚国是否决定先发制人，他们也还没有天真到会认为能够与秦国长久和平下去。所以楚国的抗御重点和主力，都在长江、汉水一线，至于说为南楚之地提供缓冲的“黔中郡”，并不是重点防御的区域。因为按照正常的思维，楚人是很难想到秦国会溯乌江而上，去攻击自己的大后方。　　也许楚国也应该考虑到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毕竟庄硚刚刚使用过这条路线，去远征云贵高原。而现在，秦国也这样做，自然有他们的想法。从战略上来看，如果秦国夺取了黔中郡，那么就意味着长江以南的南楚地区，特别是洞庭湖平原，将很快陷于秦军之手。而楚国在江汉平原的核心区，将要面临北（汉水）、西（长江）、南（湘江）三个方向的压力。即使楚国集合全部力量保住江汉平原不失，秦国也可以继续东进，将包括赣江流域（江西）的整个南楚地区作为渗透方向。这样的话，楚国的地缘实力必将大受损失，陷于三面包围之中的江汉平原，失守就再所难免了。　　当然，如果司马错愿意的话，他也可以沿乌江继续西进，去追击庄硚所率领的远征军。不过这样做的话，既然能够取胜，也无非是打消了楚国在云贵高原建立基地，开辟第二战场的想法，并没有实际损害到楚国的地缘实力。而现在，袭夺黔中郡，却可以收到一石二鸟之功。一方面割裂了庄硚远征军与楚国本部之间的联系，使其成为孤军；另一方面就是借机图谋长江以南的“南楚”地区了。　　最终，依靠充足的战略准备，强大的军队，以及出其不意的战术，秦国攻取了乌江——沅水一线的，隶属楚“黔中郡”各个城邑。让楚人不得不想办法思考在后院灭火的方案。而在占据黔中郡之后，秦国却也并没有打算长期据有。毕竟比地缘结构上来看，秦人这种孤军深入的状态，很难长久。如果楚国决心倾力夺回涪陵的话，那么成为孤军的就不是庄硚，而是没有退路的司马错了。不过秦国既然已经在南线取得了大胜，就没有理由空着手回去了。他们所思考的，是如何用所攻占的“黔中郡”去换取另一块，与秦国地缘关系密切的地缘板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