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春秋、战国时代而言，两国易地是常有的事，包括先用军力空袭到对方腹地，占领对方重要城邑甚至都城，然后再让对方拿地来换的情况也很多。只不过这些易地方案，基本都是为了获得能够与自己本土相连，易于控制的，或者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土地。象秦国这种放弃能够与自己本土相连的土地，而去交换隔了其他国家（韩国）的土地，的确有点反其道而行之的味道。不过看看秦国在中原东部所苦心经营的那块飞地（陶邑），我们就能清楚秦国的用意了。对于强大的对手纷纷衰弱（魏、齐、楚），自己的地缘实力却与日俱争的秦人来说，他们太相信自己已经拥有两线作战的能力了。被晋人隔绝在关中盆地长达数百年的经历，也让秦人对华北平原的渴望，要比其他任何一个诸侯国都要强烈。也因为这样，秦人决心继续他们“越地而攻”的，中心开花战术。 后来的事实证明，秦国这种跑步奔向共产主义的战略是错误的。而书写史书的人，往往将之归结于陶邑领主，那位在秦国权倾一时的“魏冉”。认为他当初带领秦军参与合纵攻齐，甚至后来为了扩张陶邑的控制区，不断的在东方征战（特别针对齐国），是出于私心，为的是陶邑的财富。关于这点，我只能说是角度问题。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史观，任何一件成功或者失败的事件，都应该由某个具体参与者接受掌声或者承担责任。魏冉并不是第一个这样被定性的人物。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依然可以继续让杨家兄妹来承担引发安史之乱的罪责；或者继续感叹，要是秦桧的母亲当年的人生出现一点误差的话，那么南宋可以直捣黄龙了。 鉴于类似从某个人物人性角度分析历史进程的事情，已经进行了二千多年。因此我们还是从国家战略和地缘博弈的角度，继续来进行我们的解读。 实际上秦国这次希望得到的土地，并不在陶邑一带，而是在中原的西部，河北平原的南部，也就是魏国的河间之地一带。实际上这次交易，更应该是一次连环交易，赵国会在其他区域补偿魏国。（赵国虽然和魏国已经结成了紧密联盟，魏国却也没有理由用自己的土地去帮赵国换地）。至于赵国与魏国之间是如何协调的，并不是问题的重点。关键在于通过这次交换方案，我们可以看出，秦国很希望在河北平原的南部，获得一块新的飞地。在此之前，秦人已经通过战争，逼迫魏国交出了他们所控制的部分“南阳”之地。如果能够交易成功的话，那么秦国将在河北平原南部，拥有一块相对完整的地缘板块。这块新的飞地，对于陶邑与秦国本土（包括河东之地了）之间的关系，能够起到承上起下的作用。而之前，鉴于陶邑的位置过于偏东，驻守于上的秦军，与从河东之地东征的秦军，往往各自为战，难以形成互动的局面。 假如交邑成功的话，秦人下一步要做的就会是把魏国完全挤出河北平原，将当年卫国所控制的，商王国的王畿之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当然，设置这样一个突出对手腹地的飞地，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接应秦国的全面东进。而如果要想让河北平原的这块飞地，与秦国所控制的河东之地相接，秦国所需要面对的主要对手，就剩下那个已经被自己打服的韩国了。秦国甚至可能在把魏国彻底赶到黄河以南之前，就先攻取韩国在轵关陉（比如武遂）和南阳之地（如“野王”）的城邑，以重复当年晋文公东进的战略。让秦国在河东之地的控制区，与河北平原南部的飞地合为一体。其实在此之前，秦国就曾经攻取过这些战略通道上的韩国城邑，只不过秦人不想在韩国身上花费太多的功夫，在韩人表示愿意臣服于秦国后，又把它们退还给韩国了。如果秦国在河北平原获得了支撑点的话，那么让这些间接为秦所用的战略通道，归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就显得有必要了。 基于上述原因，秦国愿意拿白起所攻取的，赵国在山西高原之上的土地，去换取河北平原的支撑点，也自有他的道理。如果事情最终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步骤进行，秦国的这次交换，也许还会被后人视作“奇谋”。而即使是从保守的战略来评估，秦国将目标锁定在河北平原的南部，也比一下子把点布在陶邑要务实的多，也更有机会在短期之内与秦国在太行山以西的控制区连成一片。问题是，历史并没有给秦国实现他们打造另一个“陶邑”的机会，因为赵国反悔了。如果是在双方交割土地之前，赵国反悔的话，对秦国来说倒也不算损失。只不过这次秦国相当于被赵国忽悠了一次，是在秦军撤出蔺、离石、祁等于赵国被占领土后，再作出的。也就是说，赵国收了秦国交回的土地，却没有交换过去土地，这种作法无疑让秦国非常的脑火。其实大家倒也不必秦国受骗而感到愤愤不平，这种不守信用的事情，秦人做的也不少。 对于俨然已成为诸侯中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秦国来说，他们显然没有预料到赵国会来这一手。正如在完璧归赵的典故中前283年），蔺相如在让赵王带着和氏璧潜逃回赵国后，对秦王所说的那番话一样，秦强赵弱，赵国在得到了秦国所交付的十五座城邑后，怎么敢不把和氏璧秦上呢（且秦强而赵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赵立奉璧来。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 从完璧归赵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因为秦国的强大，赵国以及其他诸侯不敢在平等的外交活动中欺骗秦国的概念，已经成为了当时共识。也正因为此，虽然和氏璧因为蔺相如的巧妙应对，而没有入秦，甚至成为了白起攻赵的导火索。但秦国对于自己优势地位的迷信，反而因为白起攻赵的成功而得到了强化。所以秦国这次被赵国“骗回”了失地，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了。在此之后，无论是出于打击赵国这个最大战略对手的需要，还是为了秦国的面子，秦赵之间的战争都不可避免的爆发了。而由于这次是秦、赵两国的直接PK，双方的博弈战场自然也就选择在秦赵两国领土相接的山西高原之上了。 按照常规的攻击方案，作为报复方的秦国，所能够选择的攻击路线，和十几年前白起攻赵的路线并不会有什么区别。一是由陕北高原向东渡过黄河，向东攻吕梁山区腹地的蔺地、离石，以控制东入太原盆地的通道；二是由河东之地向北，攻击兹氏、祁等城邑，重新让越国退守到太原盆地北部。问题是，既然赵国敢忽悠秦国，就意味着赵人已经做足了充足的准备。事实上自失地之后，为了收复失地，保住赵国在山西高原的半壁江山，赵国已经做了十年的准备。而重新控制住黄河渡口，以及全部的太原盆地，更让赵国的防守形势大为好转。秦人要想再一次突破赵国的防线，难度将大大增强。也正是因为权衡了正面攻赵的难度，所以秦国重新制定了一条攻击线路。就此，一场打破秦军不可战胜神话的秦赵“阏与之战”爆发了。发生在秦赵之间的 “阏与之战”（前270年），知名度远比不上后来发生的秦赵“长平之战”。不过这场战役的战略意义却非常重大，因为他就此改变了秦国东进的整体战略，至于秦国是怎么调整他的战略的，我们在战后就会知晓了。虽然阏与之战与长平之战的名气不能相比，但战役的主战场，却都是发生在上党这块高地上。只不过前者以赵国的胜利而告终；后者以秦国的惨胜而结束。 正如我们昨天所分析的那样，由于赵国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并且已经将防线恢复至地理分割线上，秦国再想从西、南两面攻破赵国的防线已经很困难了。而如果秦国想打破这种地缘平衡的话，就必须另辟蹊径，重新再选择一个攻击面，以让赵国的防线承受更大的压力。不过从赵国的情况看，由于灭掉了中山国，赵国在山西高原上的国土，与在华北平原的控制区，已经全面对接，其轮廓已渐趋丰满。从表面看，秦国已经很难对赵国的某一块国土，形成三面包围之势。特别是赵国视为根本的太原盆地，赵国自立国之初，就已经通过控制上党高地西北部的山地，让其与以邯郸为中心的赵国领土相接。要想将之孤立出来，似乎并不太容易。 好在对于当时的秦国来说，即使没有我们现在这样技术支持，心里也十分清楚，无论是魏国、韩国，还是赵国，他们在山西高原上的国土，与在华北平原的扩展区之间的联系，其实是十分脆弱的。这种情况的出现，都是因为那条南北纵横，切割了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的太行山脉的存在。而无论是秦赵两国，还是现在的我们，要想穿越这条“天下之脊”，都必须仰仗那几条被概括成“太行八陉”的孔道。换句话说，如果秦国能够想办法切断太原盆地，与河北平原之间的交通线，那么他们就可以对从西、南、东三个方向，同时对以晋阳为核心的，赵国所控制的太原盆地形成包夹之势。而如果赵国在这种防御压力陡增，必须分兵防守的情况下，让秦国又一次从陕北高原渡河攻入吕梁山区腹地，控制了蔺、离石等邑。那么秦国很快就可以从不守承诺的的赵人那里，拿回他们本不该那么容易失去的战利品了。无论秦国是准备从战略的高度，抱着打持久战的心态，来切断晋阳与邯郸之间的交通线；还是抱着战术的目的，希望藉此一战反攻倒算成功，秦人都必须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上党高地”之上了。要知道，尽管三晋在这块高地上的地缘形态错综复杂，但这里始终是晋国和三晋的自留地，无论是秦国还是其他诸侯都没有将势力范围扩张到这片山地之上。而这块高地的情况，我们在三家分晋的章节中，已经作过具体分析了。这块整体呈椭圆形的高地，腹地主要由漳、沁、丹三水所覆盖。而这三条河流所形成的水系，所冲程出了地理条件相对较好的，呈品字型排列的三个盆地（谷地），分别是长治盆地、晋城盆地、沁水谷地。当然，这三个河谷盆地的地缘潜力，肯定是无法与华北平原以及山西高原的其他盆地相比了，但如果你想成为整个上党高地的控制者，这三个战略基地却是必须控制的。其中尤其以体量最大，并且直接控制太行山通道入口的长治、晋城两盆地最为重要。 虽然在三家分晋之初，魏、韩、赵三国在上党高地上都所有不少城邑。但经过长时间的战略调整，赵、魏两国都有了更好的扩张方向，反倒是空间和潜力最小的韩国，将上党高地作为了经营的重点。也正是因为战略重点的不同，韩国逐渐通过交换等手段，控制了这三个河谷盆地，成为了上党高地的主人。当然，韩国控制了这块地缘潜力不大，但战略位置重要的高地，势必会加剧魏赵两国领土的分割状态，影响他们的战略安全，因此韩国通常是会积极保证两个兄弟之国的通行权的。除非正好韩国和魏、赵两国处在战争状态。而对于“瘀与之战”之前的赵国来说，不幸的是，他与韩国正处在战争状态。其实我们如果去了解一下三年前，发生在韩国境内的“华阳之战”的背景，就不应该为韩、赵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而感到奇怪了。因为华阳之战的起因，就是因为魏赵联合攻韩，而韩国向秦国求援而发生的。按道理来说，韩国应该和魏、赵两国捆绑在一起，共同应对秦国的。最开始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即使时间再往前推两年，秦国围攻魏都大梁时，韩国也还派军救援过，只不过那次战役等待韩国的又是一场惨败。事实上自从魏国连续丧失了河西、河东之地的控制权之后，韩国就被逼推到了抗秦的第一线。这种情况，显然是地缘实力最弱的韩国所不愿意看到了。一开始，韩国还寄希望于与魏、赵两国以及其他山东诸侯合纵攻秦，以遏制秦国东进的步伐。但在接二连三的遭受打击后，韩国已经不再对抵抗秦国抱有幻想了。随之而来的改变就是，尽量向秦国示好，并且让秦国无障碍的通过自己的国境，去施展他们越地攻击的战略。 只不过处在这样一个三夹板的位置上，韩国也不大敢完全倒向一边。经常要在两边游走，以为自己获得最大的生存空间。问题是这种两面示好的玩法，做起来总是如履薄冰。经常是秦国看韩国不听话了，就教训韩国一下，打下他几个城邑，然后韩国赶紧表示愿意做秦国的小弟，秦国再把地退回给韩国；而另一方面，魏、赵等国在发现韩国有“叛变”的迹象，将祸水东移的话，也会联合起来教训一下这个小兄弟，让他认清形势。有鉴于此，韩国的事大之道，也就只能根据战争的结果而调整了。 在华阳之战之后，由于秦国又一次取得了重大胜利，韩国自然站队到秦国那边了。因此在秦国准备对赵国发动报复性攻击时，他们其实并不担忧韩国会影响秦军的行动，甚至可以要求，韩国与秦军协同作战。只不过鉴于韩国的尴尬身份，韩国在这其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就好抗日战争时期的“伪军”差不多了。 既然韩国已经站队到了秦国那边，并且已经控制了上党高地的核心区，那么是不是意味着秦国已经可以很顺利的从上党高地发起攻击，并且切断太原盆地与河北平原之间的战略通道呢？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韩国虽然控制了上党高地的核心区，但赵国始终能够保有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连接晋阳——邯郸的东西交通线，而切断这条交通线，就是秦国最先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