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象征意义上来看，阏与之战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因为这场战争，终结了秦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并促使秦国在战略上作出了重大调整。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倒也不必过于抬高一场战役的历史作用。否则又会陷入了，如果某人的父母，当年没有结合的话，那么是不是历史走向就会发生改变的怪圈中了。其实从战略的角度看，无论是秦军突袭阏与得手，还是赵军反突袭失败，都不会改变秦赵两国的基本实力对比，也不会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在大家的实力都没有受到根本影响的情况下，即使秦军这一次在阏与遭到了失败，但完全还可以再卷土重来，集合更多的兵力去争夺这个战略要点。而这样做的前提则是，秦国依然认为他们之前的越地而攻，谁强就打谁的战略是正确的。问题是现在，秦国已经觉得他们这样做，是存在很大问题了。而阏与之战的失败，则相当于给秦国之前跑步奔向共产主义的战略，浇上了一盆冷水，让他们清醒的认识到，现在的战略格局，是经过几百年的残酷竞争而形成的，地缘分裂的格局已经十分稳定的情况下，只能依靠步步为营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任何投机和冒进的想法，都是不可取的（如果在一个王朝刚刚崩溃时，地缘分裂格局尚未稳定时，出奇制胜的可能性要大很多）。 秦国之所以认清这点，是因为韩、魏两国在阏与之战中的态度，特别是韩国的态度变化。在战役之初，我们知道韩国在表面上是站在秦国这一边的，否则秦国也不可能通过韩国所控制的上党高地腹地，去攻击赵国。但这种合作，并不符合韩国的地缘利益，无论秦国胜败，韩国人始终要担心秦国会不会顺手牵羊的把自己的上党郡给吞并了，假途代虢的安全，在东周几百年的历史中，又不止发生过一次，惯于运用谋术来生存的韩国，更是清楚其中的厉害关系。因些在这所谓的秦、韩联盟中，韩国本来就扮演着一个出工不出力的角色。而在赵国反击成功后，韩国更是重新回到了三晋阵营中，转而将秦军“请”出了上党高地。没有了韩国这个同盟，秦国就是想再越地攻赵也是不可能了。至于三晋中的另一个成员魏国，本来就和赵国坚定的站在一起。事实上魏国人比赵国人更需要维系这个同盟，因为由始至终，魏国都是秦国的主要打击目标。如果不拉上赵国这个强援，魏国甚至很难和秦国正面交锋了（韩国人不能指望，他们会让开道把祸水引过来）。 为了策应赵国的反击行动，魏国人的主力被重新部署在河东之地，自己的旧都安邑，以从侧后方，威胁秦国在河东的战略安全。而在此之前，魏国实际上已经将经营的重点放在中原，并不对重回河东抱以太大希望了。说到安邑以及魏国在河东之地的存在，其实也和秦国的战略有关。如果按照步步为营的方式，秦国本应该先将魏国在河东之地的据点全部扫清后，才逐次向东推进的。但我们之前也分析过了，秦国在取得了河东的控制权后，相当于已经打通了向东的战略通道，不仅崤函通道上再也不会出现“崤之战”那样被人切断后路的情况，还可以利用轵关陉这条更便捷的战略通道。因此秦人后来重点已经在中原之地了。为了在中原争霸，谁强就打谁成了一个主要的战略指导思想。魏、齐、楚、赵先后都成为了秦国的打击重点。这种战略指导思想，也为魏、韩两国在河东留下了一定空间。当秦国与这两国交恶时，这些据点无疑也会成为攻击的目标，但当秦国把攻击目标定为其他国家，那么秦人往往会按照当时的情况，选择性的将某些攻取的城邑交还给魏、韩两国，以让这两个国家（不一定是同时，如果要打魏国，就只需拉住韩国就行了）保证自己交通线的安全。而在白起攻赵的前一年（前284年），作为魏国在河东之地最为重要的据点——安邑，其实已经被那位战略家司马错所攻取了。只不过不能确定，是否是在赵国和秦国所达成的那次交换中，还给了魏国（从赵、魏联盟许诺给秦国的土地，都是魏国的，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之所以不能确定，是因为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因为魏国有可能在秦军攻赵时，重要夺回了安邑，并以此为据点向秦国施压。如果魏国是用河间的土地，换回河东之地的安邑，可能会让人觉得奇怪，因为秦国为什么这么希望在河北平原获得一个稳定的根据地，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了，而魏国又有什么理由来说服秦国交还这个城邑呢？其实要说理由，魏国要回安邑的理由还是很充分的，因为安邑是魏国的旧都，而作为魏国曾经的都城（从分晋之前算起，最少做了魏氏220多年的都城），安邑不可避免的会成为魏国前代贵族（包括王室）的埋葬地。在重视祖先崇拜的中央之国，要回先人的归葬之地是一个很正当的理由。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即使秦国认为临汾盆地中北部的“平阳”（现在的临汾市境内），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但因为是韩国的旧都，在韩国愿意臣服于秦国时，也还是多次将之交还给韩国的。当然，对于已经取得河东之地控制权的秦国，愿意作出这样一些“让步”，是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这些据点会对自己造成太大的威胁，更认定他们都是自己的囊中之物。毕竟这种“假途代虢”的越地攻击之法，最大的特点在于攻击的先后顺序倒置。 正是基于韩国在阏与之战后又重归三晋阵营，而魏国又摆出与赵国联盟坚不可摧的泰势。让秦国彻底明白了，他并没有可能仅仅依靠实力的排名，在三晋，甚至整个东方诸侯中来选择打击对象，还是需要依据地缘结构的特点，一步一步的将自己的战线向东推移。促使秦国做出这个决定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中原东部的那块飞地“陶邑”，并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实际上在取得陶邑这个支撑点后，被封于此的秦国重臣魏冉，已经向周边扩张了不少土地。但这种扩张，更多的是一种独力作战，并没有与秦国本部产生多少互动。这当然是由于这块飞地过于前置了，如果是在河北平原的话，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这种各自为战的情况下，飞地与母体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十分微妙，如果飞地做的不好，就很容易被周边的国家所吞并；而如果它做的太好，由于主要是靠自身的力量发展，又会有很强的独立倾向，特别是当这个远离本土的控制者，能够控制一块独立的，有很强防御性的地缘板块时。当日乐毅攻齐失败，也就是受到了这种怀疑。其实也不能说这种怀疑就一定是用人不疑的原则出了问题，就象当年秦回吞并蜀国后，秦国派至蜀地的管理者，就曾经有过这样想法一样（被司马错给平了）。而那个曾经被蜀王委以重任的苴国，在得到汉中之地后也成为了一个反叛者。现在陶邑做为一块飞地，孤身在外，时间一长引发秦国本土的不安也属正常。 既然依靠飞地中心开花的战术不尽如人意，越地进攻的效果又差强人意，秦国作出战略调整就再所难免了，而这次战略调整被总结为四个字“远交近攻”。说穿了，秦国已经从之前的，依据竞争对手的强弱，来选择暂时性的盟友和攻击对象，转变为以地缘关系的远近，来划分敌、“友”的方式。即与秦国本部在地理上没有接触的国家，会被作为长期的交好对象；而与秦国地理关系最近的国家，则被作为攻击的重点。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离秦国最远的齐国，成为了秦国最需要争取的“盟友”，而与秦国最近的韩、魏两国，就无可回避的又一次的成为了秦国的重要攻击对象。至于说陶邑，让秦国将之完全放弃是不可能的，毕竟也是花了不少工夫才得到的。只是陶邑再也不会再试图从齐国身上扩张领土了，而它的战略作用，也转变为以齐国为后盾，威胁魏国的后方了。当然，秦国是不会再指望陶邑能够起到关键作用了，能消牵扯掉魏国的部分精力，它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我们在这里谈地缘板块的作用和重要性时，经常会让一些生活在次一级地缘板块的朋友，有“生不逢地”的感觉。其实大可不必有这种想法，因为地缘板块的作用，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就象古典时期不受重视的东南沿海，现在反而成为了最重要的地缘板块一样。更为重要的是，地是死的，人是活的。你出生并生活的地理单元，并不一定就是你成就事业的地方。就象秦国的崛起，固然是与他的地缘位置，和地缘战略有关。但制定和执行这些战略的人，却并不一定是秦国人。就象这次为秦国提出远交近攻之策的范睢，其实上秦国的宿敌魏国人一样，而他在成为秦相之时所取代的对象——魏冉，本身也不是出身于秦国，而是楚国。因此研究地缘并不是为大家树立所谓的“地理决定论”，而是让大家明白环境在人与社会的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并清楚人是可以选择环境的。 现在，秦国新的战略已经确定了。从战略上看，“远交”可以保证秦国正面的对手，很难在从他们的后方得到支援了，至于说那些所谓的盟国（主要是齐国），能不能与秦国共同包夹对手倒无关大局，已经占据天下三分之一的秦国，有信心和实力在这场拉锯站中获胜。而从另一方面看，要想打击韩、魏这两具“近攻”对象，秦国首先要做的就是，之前尚未肃清的，韩、魏两国在河东之地所残存的据点。事实上就象秦国当初把它们留下来时所想的那样，如果有需要的话，秦军可以很快的控制整个河东之地。因此在阏与之战失败，并制定出远交近攻的战略后（同一年，即前270年），略作休整的秦国很多就将韩、魏两国在河东之地的据点悉数肃清。而下一步，横亘在河东之地与河北平原之间的“上党高地”，就成为秦国必须拿下的天王山了。而仅仅是从地理结构上看，秦国要想啃下这块硬骨头，其难度都要远大于收服韩、魏两国在河东之地所残存的据点。至此，战国史上最著名，也最残酷的“长平之战”拉开了序幕。无论是出于征服三晋，还是统一整个中央之国的需要，上党高地都可以说是秦国需要啃掉的，最后的一块硬骨头。拿下了这块高地，整个三晋在华北平原的控制区，都在秦国的俯视之下了。到那个时候掌握了地缘优势的秦国来说，怎么出牌就不用太顾忌三晋的反应了。 不过现在秦人还没办法想那么远，因为上党高地的控制权，还是韩、赵两国手中。尤其是韩国控制了上党高地腹地的几个河谷盆地，如果秦国想在上党高地有所作为的话，那么这几个战略基地就势在必得了。至于赵国所控制的，上党高地东北边缘的那片山地，如果秦国能够直接控制腹地的几个盆地，特别是长治盆地的话，赵人还能象阏与之战时那么幸运吗？ 从地理条件和位置来看，位置偏北的长治盆地无疑是秦国最需要夺取的战略要地。而韩国所置的上党郡，以及后世的上党郡治也都是在这个盆地中（北部的襄垣，或者南部的长子）。更为重要的是，占据了长治盆地，也就等于对邯郸城构成了直接威胁。即使是秦军不去攻击邯郸，而依旧由崤函通道或轵关陉攻击韩、魏两国，赵国在自己侧翼完全暴露在秦军面前时，也不敢再倾力相救了。 尽管直取长治盆地的想法盐分诱人，但秦人要想做到这点，却存在很大的难度。首先长治盆地处在上党高地的核心区，与秦人所控制的临汾盆地之间，存在东西纵深将近300里的山地，其穿越的距离和难度，甚至要高于穿越太行山脉。也就是说如果你从临汾盆地的东边缘，行军至长治盆地的西边缘之前，并没有一个可供战略支撑的补给地。假如你只是象阏与之战那样，战术奇袭一个城邑的话（阏与之战还是里迎外合），那么这两三百里的山路还是可以克服的。但鉴于长治盆地的地缘潜力，以及韩国在此经营日久的情况，秦国如果直接攻击长治盆地的话，将面临一场拉锯战。在这种情况下，这条艰险的补给线，就显得非常脆弱了。就算对手不试图将其切断，秦军也要付出数倍于对手的气力，才能够保证自己能够坚持到最后。 另一方面，如果秦军直接攻击长治盆地的话，那么他们势必会得到赵国从太原盆地或者河北平原两个方向的支援。鉴于长治盆地在韩国地缘结构中的重要性，如果韩国人觉得自己守不住的话，他们一定会第一时间向赵国求援的。 既然直取长治盆地的方案，在战术上存在很大风险。那么对上党高地势在必得的秦人，就必须考虑先行攻取上党高地腹地的另两个河谷盆地，即以阳城为中心沁水谷地，和以晋城为中心的“晋城盆地”，然后再图谋长治盆地及整个上党高地了。事实上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即如果秦人取得这两个南部战略基地，那么他们完全有可能通过政治、军事手段逼迫韩国放弃已成为飞地的长治盆地了。而从地缘结构上看，如果秦国从上党高地的南部着手，可以避开赵国的直接辐射区，直接对付实力较弱的韩国。除非韩国人一开始就让赵国的军队屯于长治盆地，否则秦人最起码比直接攻击长治盆地更有机会，在韩、赵两国协调好政治军事方面的问题之前，攻取这两个战略基地。 尽管从南线攻击上党高地，有着诸多优势，但对于秦国来说仍然存在一个和北线作业同样的技术问题。那就是如果秦人想从临汾盆地直取沁河谷地的话，他们在山地中穿行的距离并不比攻击长治盆地要少。也就是说，秦国仍然有可能会陷入一场补给艰难的拉锯战中。假如没有更好选择的话，无论难度再大，秦人也一定会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谁让上党高地是秦国东进所必须拿下的天王山呢。不过现在，秦人有更好的战术路线可供选择，而这条战术路线的选择，还可以起到另一个有利于秦国的战略效果，那就是将整个韩国的上党郡变成一块飞地。而要想达到这样的战略、战术效果，秦国首先要控制一块心仪已久的土地——“南阳”之地。秦赵长平之战固然精彩，但我们需要先了解秦、赵是在什么背景下，在长平摆开战场的。“南阳”之地我们在三家分晋的章节中已经交待过了，指的是太行山南，黄河以北的那片平原。由于先秦时诸侯分立的格局出现了数百年，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认定某一个地缘标签就只能哪个诸侯用，因此我们在史书中经常会看到同一个标签被不同的国家使用；而同一个区域，又可能被不同的标签所覆盖。河北平原有关的南阳、河内两个概念，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在所标示的区域上出现了重叠。简单点说，河内这个概念，是当年周王室兴盛时就有了（黄河以南为河外，以北为河内）。由周室诸侯所控制的邢、卫两国，直到黄河的土地都可以包含在这个地缘概念中，而现在，这片土地则被魏、赵两国所继承了。至于这里所说的“南阳”，则是根据晋国的方位来确定的，或者说是包含在“河内”这个概念中。由于秦国根据自己的方位，所确定的南阳在现在的“南阳盆地”，而一统天下的又是秦人，因此当年晋人所认定的南阳，也就被历史所湮没了，以至于今人在读史时有诸多误会（要是当年是三晋来统一天下，情况就不一样了）。 韩国在河北平原的土地，都是在“南阳”这个概念之中。当然，在分家时，这块当年晋国的南土，魏国也分了不少。不过韩国的所得到的据点都比较有战略意义，除了能够控制轵关陉以外，更能够控制住入上党高地的“太行陉”。而韩国在南阳之地的地缘核心，就是在沁、丹两水交汇处的“野王”（现在的沁阳）。当秦国决定改变战略，先收上党时，弱小的韩国其实就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经过几次战役之后，随着“野王”邑最终陷于秦军之手，韩国的上党郡算是彻底被秦军切割出来，成为一块飞地了。 在阏与之战以前，秦人其实已经对魏、韩所占据的南阳之地进行过多次攻击，并攻取过不少城邑（后来都放弃了）。不过那时候秦人希望控制“南阳”之地的目的，和现在就大有不同了。当时的秦国是希望在南阳之地获得一个稳定的基地，并以此为跳板向华北平原渗透。因此攻击的重点是实力较强的魏国，至于韩国，则是充当借路的角色。当然，如果真让秦人站稳了脚跟，韩国的下场无非也就是另一个“虞国”（假途伐虢的主角）。而现在，秦国进军“南阳”，是为了韩国的“上党郡”，因此魏国反而成为了“远交”的对象，被定位为秦国的暂时盟友。尽管山东诸国心里都清楚唇亡齿寒的道理，但面对强大的秦国，如果有机会躲在一边坐山观虎斗，而不是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决策者往往会出现犹豫。这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个最强大的个体，往往能够击破一个整体实力强于自己的松散联盟的原因。在秦国通过外交途径警告过魏国，并承诺将来会给魏国一点甜头的情况下（还是韩国的城邑），本该与韩国人并肩作战的魏国人犹豫了。而秦国要的就是这个犹豫的态度，他们并不需要魏国来共同包夹这个已经被秦国打怕了的国家，只需要他们能够在这种犹豫中保持中立就可以了。所谓“远交近攻”战略的精髓，就在于通过外交手段切断对手的后援，然后自己凭借自身的优势来攻击、渗透与自己地理相接的对手（所以小国是玩不起这个战略的）。并非是之前“全纵连横”阶段，依据实力对比的因素，几个诸侯联合起来群殴一个有机会脱颖而出的“出头鸟”。后者所图的，无非是此消彼涨，让自己有成就“霸业”的机会；而前者，则是真正的在实施步步为营的地缘战略，为将来成就一统天下的“王业”所服务的。现在，一贯希望左右逢源的韩国，在秦国的新战略面前，再也没有机会引祸水东移了。在失去了在南阳之地的控制区后，韩国人必须作出一个决择，是凭借上党高地的地理优势，与秦国进行持久战，还是放弃这块飞地，让魏国重新暴露在抗秦第一线上（如果上党归秦，秦国下一步肯定是要将整个河内之地收归己有了）。 一般认为，韩国在丧失野王这个重要据点之后，就作出了放弃上党高地的决定。事实上韩国的上党郡还是进行过抵抗的。只不过上党高地虽然在地理结构上，有很强的防御能力，但在地缘潜力上却很弱。或者说，如果得到不位处中原的核心区的支援，仅凭上党高地的资源，在面对秦国的倾力进攻时，是很难在持久战中取胜的。而从行军的难度来看，秦军由野王出发，沿丹水而上入太行陉，攻击韩国所控制的晋城盆地（当时为“高都”邑所辖），其难度要远低于由河东之地，向东攻击沁水谷地的“瑞氏”、“濩泽”两邑。有了以野王为核心的战略基地，秦军在太行陉一线的攻击会更有韧性，并且在与韩国的消耗战中占据优势。而在实际的操作中，已经控制了河东、南阳之地（韩国部分）的秦军，更可以分兵两路，同时对沁水谷地及丹水中上游的“晋城盆地”发动攻击。在这种两面受敌的情况下，已经成为孤军的韩国上党郡守军即使再抵抗下去，也无非是多延缓一下失败的时间罢了。 秦军攻击上党高地的军事行动，很快取得了实质进展。由河东之地向东攻击的秦军，攻取了沁水岸边的“端氏”邑，获得了东入晋城盆地，南取沁水谷地腹的（濩泽）的支撑点；而向北突破太行陉的秦军，也突出了晋城盆地的腹地，将韩国的高都邑（现晋城一带）所控制的区域，变成了自己前进的跳板。也就是说，秦军在这一波进攻中，控制了沁水谷地的腹地（端氏以南），以及晋城盆地的南部地区。如果按照大的地缘板块划分，势头正盛的秦人应该能够在这次攻击中，占据整个晋城盆地。而韩国的上党郡守军，如果要继续抵抗的话，应当退至长治、晋城两盆地的分水岭处，组织防线，以准备第二阶段的抵抗。问题是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由于晋城盆地本身的地理结构就比较复杂，韩国人在退至晋城盆地的北部时，就已经可以依托地形布设他们的第二道防线了。只不过这个时候的上党守军，所要思考的已经不仅仅是军事上的问题，更多的则是要考虑政治归属的问题了。既然上党的军民不愿意成为秦国的臣民，而地处中原的韩国贵族们又决定“丢车保帅”，那么从地缘关系的角度看，能够在接纳上党郡，并与秦国对抗的国家，就只有魏、赵两国了。 如果上党军民将希望寄托在魏国身上，基本是没有可能的。要是魏国人肯出手的话，他们完全可以在南阳之地，就与韩国人并肩作战了，那样的话，上党也不会这么快成为抗秦的第一线。更为重要的是，魏国已经丧失了在山西高原的所有据点，彻头彻尾的成为了一个中原诸侯。让他们为了上党这块没有地缘潜力的土地拼命，在战略上没有可能。 现在，唯一需要上党高地的，就剩下赵国了。上党高地对于赵国的重要性，在阏与之战中就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如果上党高地，特别是它的核心区“长治盆地”归属了秦国，那么最受其害的就是赵国了。因此从战略上来看，赵国非常需要控制上党高地。但问题是，如果赵国决定接收韩上党所剩余的土地，就势必会被推至抗秦的第一线。而面对秦国这个超级大国，做这个出头鸟的风险就可想而知了。 有鉴于此，赵国内部也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辩论。最终，被秦国切割东西国土，并直接威胁邯郸的危险，还是让赵国决定乘韩国的上党军民，仍在晋城盆地的北部组织抵抗时，接收韩国的上党郡。自此，韩国在晋城盆地北部的“泫氏”邑（高平），成为了赵国对抗秦国的第一线。而惨烈至极的秦赵“长平之战”，也就此圈定了主战场。至于这个主战场的地理结构如何，秦国为什么没有在赵军进入之前，控制整个晋城盆地，就要留待下一节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