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系列 — 赵国拒绝了战略退守，一战而亡

无论以什么标准来看，李牧能够为赵国两却秦军，都是值得骄傲的战绩，特别是秦国现在如日中天的时候。问题是这样的胜利，却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让赵国变被动为主动。为了抵抗秦国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赵国已经随时处在战时体制之下了。即全部的，可以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都处在战备状态。这点倒和游牧民族有点象，他们的壮劳力随时可以进入状态。但与游牧民族相比，赵国的劣势也是很明显的。一是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平战转换的速度非常快。或者说要战备集结的时候，并不影响生产的进行。而赵国的农业本性，要做到这点就很困难了；二是游牧民族无论是主动进攻，还是处在防守状态。一旦失败，就会很快运动到对方后勤难以为继的地方去。无论是军队的战术撤退，还是整个族群的战略转移（比如跑到漠北去），都不会有致命的影响。这也就是在长达二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原政权对于这些马上民族所取得的胜利，多是击溃战，并且总是不得不坐视他们休养生息后，又卷土重来的要本原因。这一条放在赵国身上，就不适用了，即使知道秦人肯定还要卷土重来，除了把准备工作做的更充分点，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自长平之战以来，连续30年的战争，已经极大的消耗了赵国的国力，无论是从人力还是物资（特别是粮食），赵国都快到无以为继的地步了。经过李牧两却秦军的战役之后，李牧所率领的北地精锐，也受到了很大的消耗。在野战当中，“杀敌三千，自损八百”的道理谁都清楚，更何况你面对的是战斗力最强的秦军。因此，在公元前229年，秦国又一次的攻击到来之时，赵国上下都预感到这一次很难挺过去了。从秦国的角度来看，之所以选择这一年发起进攻，是因为对于秦国来说，三年已经足以将各项准备工作做好了。特别是把韩国灭掉，将他的国土和资源直接纳入高效运转的秦国管理体系中后，更加增强秦国在河内地区的力量（让韩国作为仆从国协助进攻，和进行集中管理运用，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意大利肯成为德国的一部分，并由德国人择其精锐编入德国的战斗序列。意大利人在战场上也不会成为一个笑柄了）；而从赵国的角度来看，这一年他们也遇到了大麻烦，正好给秦国以可乘之机。因为赵国的国内由于天灾，陷入了大面积的饥荒。其实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周期性的由于天灾而陷入困顿是难以避免的。特别是在极度依赖土地产出的中央之国，衡量一个政权是否稳定的很重要标准，就是他在大灾之年，能否调集足够的资源来平稳渡过艰难期。这一方面要靠平时的储备（所以中国人喜欢积累，存钱）；另一方面则需要有控制力，进行区域调配。如果你的国土有足够纵深，一般而言，不会几个地缘版块同时受灾的。这也正是中央之国的地缘整合范围越做越大，最终把东亚大陆的农耕区基本都包括进去的重要原因。当年强大的魏国，就曾经这样做出过示范。每当他的河内之地遭遇灾荒时，就把河内之民转移到河东去就食；反过来也是一样的。这种做法在后世的“封建王朝”中也非常普遍。每当大灾来临，而中央政府又没有足够的储备予以救济时，就会允许农民自然流动（就是放他们去未受灾的地区“逃荒”），而这在平时是严格禁止的。　　我们经常会在一个国家或者王朝覆灭之时，看到有大灾发生，并被一些文人视为上天的预警。但其实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天灾是否会发生，而是必要的救济手段失灵了。也正因为此，无论是古典时期，还是现在。中央之国的政权都无限重视救灾的力度和效率，并视之为政权稳定的基础（除非执政者已经无法掌控局面，统筹调配资源了）。现在的赵国，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因为赵国已经没有储备来渡过灾年，人力资源的严重匮乏也加重了灾难的程度。并且以赵国现有的纵深来说，也没有足够的地理单元来互相救济。并不能说就是天灾灭了赵国，对于已经消耗赵国三十年的秦国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战术机会而已。如果需要的话，就算今年赵国无灾，也不能保证明年、后年不会有。即使赵国这次又能幸运的挺过去，那下一次，再下一次呢？　　从军事的角度来说，秦国的这次攻击路线并没有什么新意，仍然是一路出井陉，直插滹沱河南岸。一路渡漳水，直取邯郸。之前的几次失败，并不能说秦国的这项战术有问题，只是在执行过程中，受到了诸多问题影响罢了。对于由王翦率领的，北路秦军来说，他们的任务会比上次轻松很多。因为赵国已经再没有预备队，从北线南援了。也就是说，王翦的任务，就是由北向南，与由河内向北攻击的南路秦军，合围邯郸。在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中，无数史家和他们以往所做的一样，又把双方的胜负归结于某个精英人物身上了。而这次让他们吹嘘不已的，就是李牧了。因为最终具体为赵国指挥作战的，并不是李牧。之所以这样，据秦人说，是他们又一次的成功运用了“反间计”，让赵王误以为李牧会判赵投秦，因此杀之换将（反正后来的历史是秦人“选择”的，他们在反间计的运用上，似乎总是很得心应手）。鉴于李牧目前对秦军保持全胜的战绩，这的确不得不让人猜测，如果李牧不死，赵国会不会又一次转运。　　其实对于李牧个人来说，他的死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最起码他可以带着军人的荣誉，而不用去承担失败的后果，留存于后人的记忆当中。就用李牧与否，和赵国的国运究竟有多大关系，赵国曾经的国相“司空马”在秦军攻赵之时做出过预言：：“赵将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杀武安君，不过半年”。也就是说，用了李牧，以他的军事能力，赵国可以支撑一年。不用的话，就是半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既然李牧的生死，对于赵国的存亡，并有战术意义（军事上多对抗几个月而已），那么在战略上，赵国有没有办法做出调整，那得一线生机呢？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赵国最终没有运用这项战略罢了。至于是什么样的战略，我们随后来解读。
战国之中和秦国对抗最激烈的诸侯国“赵国”，终于在秦国连续30多年的打击下亡国了（前228年）。从秦、赵双方的实力对比来看，这似乎是大势所趋。比较让人感到疑惑的，是在五国最后一次合纵攻秦后的十几年中，秦国数次攻赵，直至赵亡，其他几个诸侯并没有施以援手，而是放任这个抵抗秦国的强硬派覆灭。如果说齐、燕两国，因为暂时远离秦国，而抱着侥幸心理坐山观虎斗（甚至落井下石），韩国因为国力和位置的问题，而试图以“术”谋国，而不是在军事上和秦国对抗（不能说韩国一直这样，当年跟着魏国也打过几场硬仗）。那么和秦国大片接壤，并且有着不可调和的地缘矛盾的魏、楚两国又在做什么呢？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这两个本来的抗秦中坚，正在对掐。　　当年楚国被秦国攻占南阳盆地、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这些西楚乃至楚国的核心区后，便把经营的方向定位在的东楚的江、淮一线，并通过吞并越、鲁两国得到了补偿。而后来的魏国，在失去河西、河东，河内、河济几个地理单元后，不可避免的将中原之地，作为了最后的根据地。通过得到宋国故地，魏国的综合实力，仍然不算太差。本来与秦国有着共同仇恨的魏、楚两国应该是天然盟友，而一开始的情况也的确是这样。在魏、赵两国组织的两次合纵攻秦中，楚国都是积极的参与者。问题在在这两次最后的战略反击失败后，无论是魏国还是楚国，都对战胜秦国，恢复故土不抱有任何期望了。楚国甚至在最后那次合纵攻秦失败后（前241年），立即将都城由中原之地的“陈”（河南淮阳），迁至淮河之滨的“寿春”（安徽寿县）。当魏、楚两国暂时不再因为共同的目标，而联合起来后，他们之间的地缘矛盾也就显露出来了。双方在淮河以北，尤其是当年的楚、宋交接之处，摩擦不断。要说这点，楚国的春申君倒是早就想到了，因此他在公元前248年，就请求楚王将他在淮北的封地转换到了江东。当然，那个时候的理由，是因为可能会在与齐国的博弈中，成为战区。如果这个时候，秦国加紧了对魏、楚两国的攻击，那么在共同的压力面前，两国之间的地缘矛盾，应当还不会爆发。问题是这段时间，秦国的主要打击目标是赵国，甚至连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灭掉的韩国都没有动（甚至还退了点南阳之地，安抚这个骑墙派）。在这种情况下，魏、楚两国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发酵他们之前的矛盾了。　　从秦国的角度来看，尽管已经是实力超群，但也决不愿意诸侯们又有机会联合起来与之对抗。如果魏国能够在淮北和楚国纠缠，那对于准备一举灭赵的秦国来说是再有利不过的了。为了让这两个最有可能救赵的国家打起来，秦国的那些外交家们又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除了让魏国相信秦国并没有打算灭魏，并认定自己的发展空间在东南方向以外，秦国甚至集合的四郡的资源，来帮忙魏国攻楚（前235年）。你可以将这理解为一种政治交换，即魏国放弃援赵的打算，而秦国帮助魏国从楚国身上得到补偿。当日在长平之战时，秦国就是这样干的，那时候他们许给魏国的土地，就是韩国在河济平原的部分。、　　魏国的这种做法，在我们看来肯定是一种短视行为。但在面对秦国所抛出的胡萝卜和大棒面前，不是谁都能做到深谋远虑的。对于秦国来说，魏、楚之间究竟能打成什么样，并不是他所关心的。重要的是秦人可以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啃掉赵国这块硬骨头了。对于赵国来说，唯一的战略转机，就是王翦攻赵之时进行战略收缩。主动把滹沱河以南的河北平原，也是就赵国最核心的地区，让给秦国。以中山国和代国故地为核心重整山河。并由此而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　　提出这项战略的，正是我们昨天提到的司空马。说到这个司空马，他本来也是在服务于秦国的，不过在吕不韦的重压下感觉没有发展空间，而转而投赵的。对于赵国来说，有这样一个熟悉秦国内政的谋士来投，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从地缘的角度来看，如果得到以邯郸为中心的，滹沱河以南的赵国国土。秦国的确很有可能就此所攻击方向转向东南，因为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赵国之所以成为秦国的眼中钉，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在秦国东扩的道路上，担当阻秦急先锋的角色。假如赵国主动退出抗秦第一线，并由此而保住最后的本钱（李牧的北军主力），据滹沱河以自守。那么秦国在衡量性价比后，魏、楚，包括齐国都可能成为他们下一步的战略重点。　　虽然我们一直很鄙视韩国那种以土地换和平，将祸水引向他国的做法。但对于已经处在抗秦第一线，达三十年之久的赵国来说，他们的确需要时间来休养生息了。在这种时候，主动退出地缘博弈的中心区域，虽然是在战略收缩，但拥有忻定盆地、大同盆地和中山国故地的赵国，最起码在地缘实力上，不会输给燕国，还可以静观其变，以待时局变化。可能有人会说，赵国应该可以采取两手打算，即先在邯郸一线作最后的抵抗，实在抗不住了，再退守滹沱河。这看上去，固然是个可进可退的方案，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两个问题：第一，秦军是由南北两路包夹邯郸。如果不是和秦国在外交上达成协议，赵国的部分军事力量可以向北突围成功，但要想完整的将赵国的政治体系以及人口，安全的转移到滹沱河以北，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次，如果赵国在邯郸城和秦国做最后的决战，在即无外援，也无内援的情况下，失败是必然的。而即使是赵国在最后的关头决心后撤，并且有机会突围成功。赵国残存的军事力量，也已经消耗殆尽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据滹沱河以自守。秦军最起码会一鼓作气，将燕国以南的赵土（即河北平原部分）尽数拿下，才会暂时停止追击的步伐。　　后来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因为司空马的这项计划，虽然能够为赵国保存剩余的国力，并拥有相对完整的国土以自守。但并不能让赵国扭转对秦国的劣势，所能争取的主要是时间了（起码不会做第二个被灭的国家），而让赵人放弃自己经营日久的核心区，是非常艰难的（晋阳已经丢了，再丢了邯郸还是赵国吗），曾经多次站到悬崖边缘，而又转危为安的赵国，决定再试一下运气。因此没有用李牧的赵国，还是选择了在邯郸城与秦国决战，并一战而亡。而为邯郸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赵国，再也没有机会和本钱，和秦国谈划滹沱河而治的方案了。赵亡之后所残存的力量，通过飞狐陉，穿越太行山脉退入了以蔚县盆地为核心的“代郡”，并拥立了一个赵国宗室为王。不过从地缘的角度看，赵国已经亡了。就象后来的诸多案例一样。如果中原政权能够退到江、淮以南划江而治的话，那他还能够因有半壁河山而被视为王朝的延续。而如果核心区尽失，只是在某个边缘地区残存抵抗力量的话，那么无论是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算亡了。因此这败退收缩至代郡的“赵国”，在历史上也被称之为“代国”了。　　尽管比预期的时间稍微晚了点，但秦国终于除掉了赵国这个统一的最大障碍。至于说那个“代国”，秦国暂时并没有什么兴趣。真要是费力把他攻下来，还要分兵去对抗匈奴，战略上没有好处。按照正常的思路，秦国的下一个目标肯定是魏、楚两国了。至于说燕国，已经和燕国全面接壤的秦国，当然可以立即展开灭燕之战。只是与灭燕与灭代都有同样的问题，即战略上好处不大，还是花精力去防御北线的游牧民族。因此秦国还是倾向于先解决中原的事情（不代表不和燕国发生边境冲突，只是暂时不会决战）。当然，这只是个顺序先后的问题。已经灭了韩、赵的秦国，一统天下的决定已经没有人能够怀疑了。也正因为此，预感到大祸临头的燕人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们决定主动出击，以换得燕国的安全保障。只是燕国出击的手段，实在有些异类和理想主义。由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刺杀大剧“荆柯刺秦王”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