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 — 秦初三十六郡

终于结束了战国时代，我想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应该有当年的秦人类似，在结束一个旧时代的同时，应该开始准备迎接一个新时代了。所谓“打江山易，坐江山难”，其实真实世界里二者都挺难的，特别是在先秦这种地缘结构复杂，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能够从数以百计的诸侯中脱颖而出，并最终一统天下，自秦以后，再也没有相似难度的案例了。至于说坐江山的难度，秦人也并非没有考虑到，为了迎接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应该说秦国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比如书同文、车同轨之类的标准；又比如一面将战国诸侯们为了彼此防御而修筑的长城拆毁，另一面则将秦、赵、燕三国修筑于农牧分割线上的长城连成一线，以卫中央之国核心区，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在这些准备工作当中，有一点是与我们的主题息息相关的，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依照各自板块的属性，为“天下”重新划分政区。之所以要做这件事，并不仅仅是因为秦国整个帝国范围内，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来取代周王朝所确立的“分封制”（要仅仅是这个原因的话，完全照搬诸侯们的行政旧制，委派官员就行了；而要是沿用分封制，只需将秦国的贵族派到各诸侯国，替换掉旧有的王室就可以了。当年的周人就是这样做的），更因为之前诸侯们经过长期博弈所形成的地缘关系，虽然也遵循了地缘规律，但首先由于政治分割的原因，每一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地缘中心，而行政设置亦是围绕自己政治中心而设立的，现在秦国需要以关中平原为中心，重新考量各地缘板块的建制了；其次，有些地区本属于同一个地缘板块，但由于处于地缘博弈区，所以建制分割的情况突出。典型的例子就是“上党”高地，如果从地缘的角度看，它应该归属于一个郡一级的行政单位，但在战国时期，三晋都曾经在自己占据的那块地盘上，成立过属于自己的“上党郡”。　　依据标准的说法，秦国在翦灭六国之初共设立了三十六个郡级行政区。从体量和密度来说，大致与现在中国的省级行政区处于同一数量级。即然天下是秦人统一的，我们解读秦国郡县的划分，自然就要从秦国的本部开始了。关于秦人和秦国的由来，在以往的解读过程中应该已经很清楚了。整个渭河流域可以说就秦国能够有机会竞争春秋霸主，并在战国中位列七雄之列的本钱。这其中包括秦人兴起的渭水上游，陇山以西的“陇西高原”；秦人成就霸、王之业的核心区，位于渭水中下游的“关中平原”；以及秦国从戎狄手中夺取的，泾、洛两水（渭水支流）所覆盖的“陇东高原”、“陕北高原”。因此秦人的郡县制，最早也是从这一地区开始的。每一个地缘板块相应的对应了一个郡一级的行政单位，其中陇西高原所对应的是“陇西郡”；陇东高原所对应的为“北地郡”；陕北高原则划分为“上郡”。至于说秦国乃至秦帝国的核心区，关中平原所对应的行政机构则叫作“内史”，即相当于后来明、清两代“直隶”的概念。简单点说，这块地方虽然说在级别和容量上与一般的“郡”一样，但属于天子脚下，直接为政治中心提供地缘保障，因此在行政上的级别与重要度更是要高上一级。　　需要注意的是，就象现在的北京市除了占据一块平坦的土地，并以自己为中心构筑中央之国的交通网一样，秦国也是咸阳和内史地为核心，构筑了通向全国的“驰道”。而经过漫长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些驰道的走向，相信熟读之前内容的朋友，已经了然于胸了。除了通过交通网的建设，稳定自己地缘中心的地位，秦朝和现在的政治家，在选择自己的直属地时，都依山伴水的标准也都是必须的。其中水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除了在生产、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外，更在古典时期承担了主要的交通功能。而山地的保护能够让地缘中心的贵族、政治家们感到更安全。也正因为此，秦帝国的内史地，除了涵盖了整个关中平原外，向北亦延伸管辖了陇东、陕北高原的边缘区域。这样的话，如果北地郡和上郡在政治上表现突变的话，咸阳城的贵族们还能够有时间布置起一条防线。至于说东线，那个进出关中的门户“函谷关”，自然成为了内史地的东大门（西南两线则有陇山与秦岭（对于关中的这段叫“终南山”）。　　　　除掉在秦岭以北的陇西、北地、上郡、内史四个秦人故地之外，秦国在一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还战略性的向南扩张至了汉中、四川两大盆地。正是拥有了这两个盆地的资源，才让秦国从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早在借蜀、苴之争，从苴国手中接收汉中盆地后，秦国就在此建置了“汉中郡”。而从地缘的角度看，整个汉水中、上游都是穿行在秦岭与大巴山脉之间。因此后来秦国在战胜楚国，控制整个汉水流域后，将秦巴谷地（南阳盆地以西的汉水流域）都划入了“汉中郡”，地理条件最好的汉中盆地自然也成为了新“汉中郡”的地缘中心。　　四川盆地的情况就简单多了，蜀、巴两国一个占据川西平原，一个控制川东平行纵谷地区进行的长期博弈，已经使得双方在川中丘陵地带形成了地缘平衡线。秦人要做的，就是遵照为条地缘平衡线，将蜀国变成为“蜀郡”，巴国变成“巴郡”就可以了。

秦初36郡示意图

秦人南收巴蜀为之所确立的战略优势，很快就在正面战场上显露出来了。在北线，秦国的老对手魏国最先成为牺牲品，被逐出了河东之地。占据了河东之地的秦人，很自然的将这块晋、魏的核心之地转变为了秦国的“河东郡”。就河东这个地缘板块，我们都知道主要包含有临汾、运城两个盆地，但最终秦人所划定的“河东郡”，却不仅仅限于这两块，而是透过轵关陉，将河内的“南阳之地”也包含进来了。这很大程度是因为秦国在得到河东之地后，不断的透过轵关陉这条通道向东渗透。而在这个过程中，由韩国所主导的“南阳之地”，早在长平之战之前就被秦国所控制，并以此为前进基地，与赵、魏等国进行长期的拉锯战。在这种情况下，山西高原之上的河东之地，与河北平原的南阳之地，有充足的时间和理由在地缘上进行整合，并最终在秦国的建制中合为一体。从帝国统一之后的情况来看，设立一个覆盖太行山两侧的“河东郡”，使之成为横贯东西的纽带，也有利于帝国的结构稳定。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典型的案例就是 “甘肃”省。这样一个整体呈哑铃状的省份，能够在黄土高原和西域都辖有土地，河西走廊两端从地缘上被割断的风险会被降低许多。　　　　在北线对魏国取得压倒性优势后，秦国开始把重点放在南线，而在这个方向，楚国是他们的主要对手。如果没有汉中盆地、四川盆地的地缘潜力和上水优势，秦国对于楚国并没有什么优势。但在有了这两块进可攻，退可守的风水宝地后，楚国便逐渐丧失了他在长江中游的核心区。武陵山区、南阳盆地、江汉平原，乃至洞庭湖平原的控制权相继被秦人夺取。而秦国的版图上，也依照地缘特点，向东南方向划出了南阳郡（南阳盆地为核心）、南郡（江汉平原为核心）、黔中郡（武陵山区）、长沙郡（洞庭湖平原为核心）。在楚国退出自己的核心区后，秦国的重点又重新回到了北线。自长平之战起，赵国和上党高地一直是秦国东扩的主要障碍。而当秦国终于一统一天下之后，之前曾经被韩、赵、魏三国分割过的上党高地，终于有机会以一个完整“上党郡”的面目，出现在政治版图上了。其实要为山西高原划定行政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梅花间竹式的地形，让诸盆地之间都有相对清晰的山地，作为地缘分割线。并不是说每一个盆地都需要设立一个郡级单位，但地缘关系更为紧密的地缘板块，更容易成为一个更大的整体。就象同样与黄河相接的临汾、运城盆地成为了河东郡的核心；位处上党高地腹的的长治、晋城盆地没有被再分割为两块一样。太原盆地和它北面的忻定盆地也共同组合成为了“太原郡”。相比河东之地长期以来在黄土高原的地缘中心的位置，赵人所经营的这两个盆地之间会更有共同语言。　　　　在山西高原乃至整个黄土高原上划分地缘板块，山地都会是重要的地理特征，而到了华北平原之上，这项任务就主要交给河流了。就黄河以北的情况而言，将它们划为一个整体显然过于庞大了。秦人的分割方案还是在很大程度上留有了之前地缘博弈的痕迹。首先漳水以北，燕、赵交汇之处的易水河以南，旧禹贡黄河以西的这片赵国核心区（包括中山国故地），被设立为“邯郸郡”。而大陆泽以南，一直到黄河一线的土地，之前一直是魏、赵两国的重点博弈区，现在也被划入了邯郸郡这个板块中。毕竟在秦国的统一战争中，河北平原一直是以赵国为主要竞争对手的，而赵国也的确占据了河北平原的主体。因此以赵国残留的地缘标签为基础，划分行政区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另一个位于河北平原之上的郡级单位，叫作“巨鹿郡”，位于邯郸郡的东侧，向东一直伸展到黄河（部分区域越过黄河，进入河济平原），向北则大致到当日的燕南长城。这片主体位于黄河新旧河道之间的“河间”之地，是赵、燕、齐三国的博弈区，其名字则得于那个又名巨鹿泽的大湖：大陆泽。在历史上巨鹿郡所在之地九河纵横，一直是黄河改道的核心区。无山河依的地理特点，使得它一直无法成为一个重要的地缘板块。从地缘角度上看，这样一个过渡区域划为一个独立地缘板块也并无不可。只不过相对弱势的地位，让它总是很容易成为周边地缘板块博弈的牺牲品。之前赵、燕、齐三国在此的竞争只是一个开始，在后来的历史中，这一幕又无数次上演。用不了多久，一场决定秦帝国命运的“巨鹿之战”就会在巨鹿泽畔上演。邯郸郡和巨鹿郡并不是河北平原的全部，因为河北平原的北部，燕山之南还有一大块燕国故土没有确定归属。理论上这块燕国的核心区应该单独设置为一个郡的，而为秦所灭的其他几国也的确是这样做的，比如我们已经分析过的邯郸郡之于赵国，南郡之于楚国。包括后面将要分析的其他诸侯国故地，也是这种情况。倒不是说秦国有多尊重这些手下败将的知识产权，而是这些诸侯国的核心区经过上百年的经营，的确已经在文化上有了统一性，更何况当年它们能够成为一个整体，也是在地缘规律的作用下，秦人如果没有特别的必要，没有必要逆势而行，强制重新洗牌。在历史当中，秦人的这种作法并没是一种个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果你硬把两块地缘属性不同的区域组合到一起，或是硬把一块属性相同的区域分割开来，总是会遇到很多问题的，除非有特别的需要。而在秦人看来，燕国这块核心区就很有必要被分割开了。　　　　在秦人最初划定的郡县版图中，燕人为了防御北方民族入侵而设立的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个边郡都被保留下来了。至于燕国设立这五个边郡的地缘基础，我们在燕国部分已经分析过了，应该说还是非常合理的。唯一有可能微调的，就是燕国的上谷郡和赵国的代郡的边界。毕竟因为燕赵的地博弈，张家口盆地区成为了二者的共享区，如果在这里做出些许调整，并不会让我们感到奇怪。问题是秦人在保留这五个边缘基本格局的同时，还让它们共同（辽东郡除外）瓜分了燕国的核心区。也就是说，除辽东郡因为离河北平原过远，其它四郡都在燕国的核心区延伸了一块辖区。由于现存的史料很少，我们并不清楚秦人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这样做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因为荆轲那次不成功的行刺，对秦始皇的刺激实在太深了（放在谁身上都一样，太吓人了），以至于报复性的让几个边郡将燕国核心区给瓜分掉了。这种从行政上割裂地缘文化的作法，无异于把一支有着悠久历史的军队，藩号给取消了，算得上是不小的惩罚了。不过相比于军队编制的可塑性，行政划分还是要更尊重地缘规律的。因此在秦亡以后，汉朝还是在燕国的核心区建置了“广阳郡”，算是重新恢复了地缘平衡（也有认为广阳郡在秦朝就已经建制了的，只能说如果秦人真这样做了，也算是没有意气用事）。　　　　相比划分燕国的过程中，出现了意于常情的插曲，帝国在划分齐土时，倒是没有作出什么异常举动。齐国的国土被东西向的一分为二，分别设立了齐郡和琅琊郡。也许有朋友会觉得，齐国原来不是有五都嘛，应该划分为五个郡才对，不过那样的话，每个郡的辖区就有点小了。因此高唐（辖东河济平原）、临淄（辖鲁北平原）归入了齐郡。而深入泰沂山脉腹地平陆，其济水以北部分，由于长期以来就是齐国的渗透区（鲁国在与齐国的博弈中落败之后，就失去了这块区域的影响力），也被归入了齐郡的辖区。至于向南扩张至大陆泽和济水之间的这块区域，包括平陆邑本身在内，就因为地缘关系被划入了其他的郡治之中了。　　除了上述三都之外，齐国原有的莒邑、即墨二都则被划入了“琅琊郡”，当年曾被越国所占据的，五莲山以东，北至胶州湾，南至连云港的这条沿海地带，也是琅邪郡的属地。从地缘文化的角度看，秦国的这种划分不无道理，因为相比于齐郡，琅邪郡的属地可以说是东夷文化的最后集中地。山东半岛（包括胶莱平原）的莱国，与沂沭河谷的莒国，虽然先后为齐国所灭，但在族群和文化中所带有的强烈东夷色彩，一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仍然得到保留。因此将这样一个区域划为一个整体，也算是和“齐郡”分而治之了。

说完了齐国划分，我们要再往南看下泗水流域的情况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春秋—战国前期），泗水以东地区存在着许多东夷系为主的小国，有一个地缘标签是指这批国家，叫做“泗上十二诸侯” （严格说算是东北方向，所以古人也认为是在泗水以北，并称之为“泗上”）。就“泗上”这个概念，我们也曾经解读过，除掉位于泗水中下游的那些小国外，位于泗水上游的鲁国，在衰弱之后也经常被列入这个概念中去。而从地缘属性上来看，泗上地区是典型的博弈区，位于江淮、河济两大地缘板块之间的特殊地位，使得泗上地区的独立性一直受到挑战。　　如果再为泗上地区内部做个划分的话，那么泗水上游这块，由于地处泰沂山脉腹地，在地缘属性上据有双重属性。同样具有双重属性的，还有忻沭河谷（沂、沭两河是泗水的支流，莒国也经常被列为泗上诸侯）。就目前的情况看，这二块鲁、莒国故地和泰沂山脉以东的山东半岛（齐地）地缘关系更为紧密，也因此而共同组成了现在的山东省。而在秦国最初为此划定郡县时，沂沭河谷的莒地是当成齐地与山东半岛划在一起的（琅琊郡）；鲁国故地则归属为泗上地区，建制成了“薛郡”，“薛”这个郡名，就是得自于泗上地区的“薛国”（在现山东省滕州市一带，微山湖东侧）。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是当年吴王夫差在泗水两头开挖了连通济水的“深沟”，以及连通江淮的“邗沟”，有这样一条由深沟——泗水——邗沟组成南北交通大动脉存在，江淮的势力更有机会向河济的纵深渗透（反过来也是一样的）。虽然吴国在完成这项伟大工程后不久就灭国了，后来的越国也对争霸中原兴趣不大，但楚国在将吴越故地变身成为“东楚”之后，却有机会利用这条交通大动脉，将势力向北渗透。吞并泗水上游的鲁国，就是楚国的杰作。　　从秦国为中央之国划定郡县这件事来看，并非是在灭亡六国后才开始的，而是在统一的过程中就逐步展开了。这使得秦国所划定的郡一级行政区中，很大程度会参考战争的进度和自己的熟悉度（因经营时间长短会造成认知上的差别）。这种情况使得一些地缘归属本来就模糊的区域，其行政划分时会参考最后的归属国；另一方面就是秦国在西北黄土高原之上所划定的行政区，较之东部（特别是东南部）要成熟的多，也更加符合地缘规律。而薛郡这个行政区的划定就是这种不成熟表现的典型案例。因为无论从哪种角度看，将济、淮、江三个具有不同文化属性的区域，划在一个建置之下，都是有问题的，特别是最北部的济水以南地区，与最南部的长江以北地区，你甚至很难为它们找到共通点。即使是在现在继承了薛郡大部分辖区的“江苏省”，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被江、淮所分割的苏北、苏中、苏南地区，之间的地缘矛盾有多难调和。在乡土观念更加强烈的两千年前，这种情况只会更加严重。因此在后来的历史中，象薛郡这种跨度过大的行政区，很快就作出了调整。不过依然悲剧的是，夹在长江、黄河两大文明之间的淮河地区，仍然摆脱不了夹心层的命运。以至于现在仍然无法出现一个以淮河文化为代表的省份（整个淮河南北，都或南或北的被南北省份分割掉了）。作为淮东主要支流的泗水流域，只是其中一例罢了。后面我们将看到在淮河流域中，所存在的诸多分割现象。　　从薛郡所划定的行政区，我们也可以看出齐国在后来借秦楚交战之际，夺回了沂沭河谷。而秦国在对楚发起决战时，已经通过灭亡魏国，拿回了他们当年的飞地“陶”。因此北部边界直达济水，西部大致以泗水为界的 “薛郡”，并没有将行政区扩展到菏济相交处。这块秦人当年经营的控制区（菏、济交汇点周边）在被魏国经营后，最后的归宿是和魏国主控的“西河济平原”划在了一起，合并成立了“东郡”。　　　　说完了泗水以东地区，我们要来看看泗水以西地区了。如果说泗上地区，由于地缘位置的关系，主要是山东丘陵地区的齐、鲁等国，和江淮地区的吴、越、楚三国博弈的区域，并因此影响了秦人的行政划分。那么作为楚国和中原国家，尤其是宋国和魏国之间的博弈区：泗水以西地区，怎么来划分就是看楚国和魏国最后的博弈情况了。这片位于济、淮之间，曾经让宋、魏、楚三国纠缠不清，包含有颖、睢、泗等流域在内的土地，算得上是半个中原。而这半个中原在秦人的手中则变身成为了“砀郡”和“泗水郡”。北部的砀郡主要是以最后的魏国控制区为主（包括魏都大梁在内）；而南部的“泗水郡”，则主要以战国末期的楚国控制区为主。由于楚国在最后阶段灭掉了泗水上游的鲁国（主要利益于楚国在泗上地区的地缘优势比较明显），而魏国又被秦国严重消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泗水郡的东北方向，在泗水一线已经切到了深沟。实际上，在正常的博弈情况下，楚国和中原国家的地缘分割线，基本还是能够拉出一条与东西走向的平行线的（济、淮为参照物）。

中原东部既然已经遵循魏、楚博弈的最后结果，而划定出了砀郡和泗水郡，那么秦人在为中原西部，包括洛阳盆地划分行政区时，所要考虑的参考对象，自然是三晋中的韩国了。不出意外的是，洛阳盆地这个由黄土高原直入华北平原前进跳板，被单独划为了“三川郡”。所谓三川，指的就是润泽整个盆地区（包括周边山地）的伊、洛、河三水。不出意料的是，三川郡的西界被定在了帝国核心区的东点“函谷关”；而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其东界并没有定在出入洛阳盆地的虎牢一带，向是沿河济之南，向东延伸了一个突出部与砀郡接壤（郑州开封之间为二郡分割线）。秦人之所以这样做，和他们将河东郡延伸到河北平原的意义其实是一样的，作为从又一个从黄土高原走出来的天下之主，秦人除了确保自己的核心区有足够的地缘保护之外，并不想因为行政划分，而加剧地缘分割的现象。将黄河南北的两个缓冲区（相对于关中的核心区），触角延伸到华北平原之上，虎牢、轵关这两个东西地缘的分割点，所能起到的分割作用就不会那么明显了。　　除掉三川郡所覆盖的部分区域，韩国在中原西部，以颖、汝两水流域为主的区域，被划定为颖川郡（南至淮河）。需要说明的一点，尽管楚人在颖、汝两水下游地区，已经经营了数百年，并且在地缘上，也将之视为西楚地区。但由于当年周王室曾经在此封建过为数不少的嫡系诸侯，也就是说先于楚人进入这个区域。所以在计较华夷身份的一些文人心目中，颖川郡以及汉水之阳的大部分南阳郡，都不算是楚文化覆盖区，而应该在汉阳诸姬布局之初，就已经是根正苗红的华夏区了，而现在在地缘概念上，基本与中原之地划上等号的“河南省”，也就此奠定了它西南部的版图范围。　　　　相比于淮河以北的中原之地，秦人对于淮河以南的江、淮地区的熟悉度就更要低很多了。毕竟无论是从地理距离，还是文化认同感上来说，战国时期的秦人，都对这块“蛮夷之地”没有太大兴趣。现在既然因为所有的楚地，都已经入了秦，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再不熟悉情况，秦人也需要为它们的归属做个安排了。比较悲剧的是，秦人在划分这些最后的楚地时，粗糙程度并不比他们在划定薛郡时要低。淮河以南，南阳郡以东，薛郡以西。包括淮南的“江淮平原”（丘陵）、江南的“鄱阳平原”，直至整个赣江流域，都被划成了一个“九江郡”，甚至连重要的地缘分割线“大别山”也被包入了这个南北纵深过长的行政区中。对于秦人来说，他们没有时间来为这片河泽众多的土地（“九江”因此得名）作更细的划分。如果帝国的国运能够在长点的话，相信秦人会对他们最初的那些不成熟做法作出调整（事实上在秦国短短的十几年中，也做过很多调整，但国运实在太短，史料又不全。最后的版本如何永远成为了谜），并最终定型出一个上下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只是因为帝国很快就要陷入动乱之中，这项任务最终要由新兴的汉帝国来完成了。　　去除掉我们已经解读过的部分，剩下的原属吴越，后属楚国的江东地区就很好做安排了。长江所起到的天然分割作用，使得江东地区很容易被看作一个整体。而秦人最初也是这样做的，将整个江东地区，向南直至浙闽丘陵北部的“金衢盆地”（也就是属于内越的部分），都划归为“会稽郡”。从政治的角度看，这种突出越文化的做法，倒是有利于消弱楚人在江东地区的影响力。可惜的是，最后成为秦帝国掘墓人的项氏家族，还是打着楚人的旗号从江东地区渡江北上了。　　　　虽然说秦国对于帝国的东南部，不太熟悉，但越是不熟悉的地方，越要在控制的方式上多加注意。将整个江东地区粗略的归为一个郡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只是这样做也很容易让之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区域。一旦控制这个郡的官吏有了异心，是很容易借助长江建立起一道难以攻破的防线的。因此秦国很快就将江东地区的西部，分割出来建制了“鄣郡”。从地理位置和结构来看，鄣郡所割的区域主要是长江与太湖之间的“江东丘陵”，以及南部属于江南丘陵的黄山山脉一带。江南丘陵与浙闽丘陵的分割线“天目山”，则是鄣郡与会稽郡在中部的分界线。　　按一般的地缘分割法，秦人在分割江东时，应该依杭州湾为界，将江东地区横向分割为吴、越二郡。而秦人最终选择纵向分割江东的方法，亦有其道理。这种分割法，让鄣郡控制住进入江东地区的渡口、关卡，以及缓冲的山地、丘陵；而让会稽郡控制农业条件较好的江东平原。任何一个郡想要独立的话，都必须与另一个郡达成共识。否则的话，前者后勤堪忧；后者无险可守。而如果横向分割的话，最起码杭州湾以南的内越之地，会更有独立的倾向，就象吴越争霸时，以及为楚所灭之后的越国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