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河流水系为辨识基础来划分中央之国核心区的地缘结构，江、河、淮、济，四渎可以说是先秦时期的四条基础河流，中央之国的绝大部分河流都在归入这四条河流之后，再行流入大海。唯一例外的，就是燕人在燕山以北的开拓，将自成体系的辽河体系纳入了中央之国的直接管辖范围。不过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辽河流域作为农、牧、渔猎三类族群所争夺的四战之地，华夏民族在此的存在并不是十分的稳定。相比于北线的不稳定，中央之国在南线的开拓，却还算顺利。自从秦人开启向珠江流域的渗透之路后，这一地区的华夏化趋势就再也没有被逆转过。 从地理结构来看，南越所处的珠江流域，其北部自西向东分别是云贵高原、武陵山区，以洞庭湖平原为核心的“湘江”流域、以鄱阳湖平原为核心的“赣江”流域，以及同为东南沿海的“浙闽丘陵”。而从帝国建立之初的行政归属而言。西端的云南高原、贵州高原，分别为暂时未被秦国征服的“滇国”、“夜郎”国所控制。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边缘国家只能说是云、贵高原的国家化代表，并不能用中央之国的结构方式来衡量。中央之国的主人对那些广布其间的“蛮夷”部落，还有一个“西南夷”的总称来进行概括。至于说云贵高原这些“西南夷”，和分布在两广丘陵的“南越”族群之间有什么样的亲缘关系，从古到今也有不少人在研究。坦白说，意义也不大了，往上数几十万年，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以云贵高原和两广丘陵的地理结构差异而言，就算是源出一门，分离个几百年，也足以形成差异化的地缘文化了。从秦人的角度看，应该不太有兴趣去搞清他们之间的区别（二千年后倒是有人比较有兴趣，并且帮助现在的我们，在身份证上标示出了“法定”的民族归属）。始皇陛下所关心的，是这些地区，是否能够成为帝国的一部分。 按照地缘关系的远近来看，秦人最开始应该对云贵高原比较感兴趣的。因为到帝国一统天下为止，秦人已经控制四川盆地达百年之久了。巴蜀之地后来作为中央之国核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央之国的在西、南两线的地缘扩张是非常重要的。正是有了这个农业、人口潜力巨大的板块以为基地，中央之国在云贵高原、青藏高原的渗透才能够进行下去。时至今日，前者的华夏化进程已经成功的结束了，而四川盆地在云贵高原华夏化进程中所打下的，最为显著的烙印，就是让四川官话成功的覆盖到了云贵高原；至于说后者，现在的我们仍然要借助四川盆地这个基地，来加以控制。单从军事地理的角度，也可以看出四川盆地在西、南的核心地位，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五省(区)归入“成都军区”管辖，就是这种地缘关系的体现。 虽说在我们这些后人看来，四川盆地在对于整个中央之国版图的形成，主要功绩在西、南两面，但在秦人一统天下的进程中，这两个方向却暂时没有成为重点。因为作为战国诸侯之一的秦国，最需要的是借助四川盆地的地缘优势，去消灭他们主要对手之一的“楚国”。也就是说，秦国的政治家们，眼光时刻朝向的是东方，是怎么样借助长江之利，战胜楚国。在这种情况下，云、贵高原这种山高水恶的地区，并没有被秦人列入主动征服的范畴。真正让秦国意识到云贵高原战略作用的，是楚人试图在云贵高原开辟第二战场，派遣“庄硚入滇”的那次远征。只不过在秦国卓越的战略家“司马错”的指挥之下，秦人通过南征武陵山区的楚“黔中郡”，而使楚国的战略构思破产，庄硚也只能留在云南高原做“滇王”了。 司马错的这招“釜底抽薪”，在战术上是极为成功的。但也使得云贵高原在秦国的统一进程中，没有机会成为博弈的主战场。也不能说秦人就没有为日后征服云贵做准备，毕竟这种战略上的威胁已经被秦人认识到了。秦人所做的努力，就是开辟一条进入云贵高原的道路，以为日后征服这些西南夷做准备。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沿现在的河谷水陆并进会是最佳方案。而从水系的分布来看，理论上由蜀郡溯金沙江入云南高原，和由巴郡溯乌江而上入贵州高原，是最有可能的选择。但在实际操作中，前者最大的问题是，落差很大的金沙江河谷，无论是陆地道路，还是水面运输，都很难成为交通大动脉，这一点直到现在，都没有大的改观；至于说由乌江入贵州高原的方案，从距离上来说却是绕了个大圈子。并且依靠水道的话，并不能直达夜郎国的核心区（夜郎的核心区在北盘江一带，属于珠江流域了），这使得这条远征路线的价值大打折扣了。 既然利用现成的河流通道不太现实，那么秦人倒不如尽量开辟一条由四川盆地出发的直线道路，到云贵高原的核心区去。这条道路的开发工作，在李冰做蜀地郡守时就在做了。可以想见的是，在云贵高原这样的山地环境下，又没有现成的河谷大道可以利用，这项工程有多么艰难。所以后来开辟出来的通道，其宽度只有秦驰道标准的十分之一，谓之“五尺道”。关于五尺道的走向，会放在南越部分之后。现在串连这些地缘背景，是让大家清楚，由于地缘政治和地理结构的原因，让秦人在一统天下之前，就向云贵高原渗透是不现实的。而在帝国统一之后，云贵高原也并没有成为帝国扩张的首选地区。毕竟要想依靠那条宽仅五尺的山路，作为补给线，难度太大了。 既然秦人暂时没有由四川盆地南征云、贵的计划，那么在《秦征“南越”战略备选方案》中的的计划中，自然也就不可能走最西线，“蜀郡起；南服滇国，顺江入南越”的方案了。也许沿着当年“庄硚入滇”的另一条可能路线，由长沙郡起，沿沅水向西，过黔中郡先行征服夜郎，再顺北盘江而下入珠江干流，进而征服整个南越地区，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但楚人当时这样走，是因为他们志在征服云贵高原核心区，以开辟攻击蜀地的战场。而如果你把攻击目标定在两广丘陵的话，就会发现这实际上还是绕了个大圈子。比之由湘、赣流域的长沙、九江两郡，越过南岭直入南越腹地的方案，所欠缺的不仅仅是交通距离的问题。即使秦人有信心一战征服夜郎，也未必有信心把这块生地马上转变为稳定的战略基地，为他们的南征计划服务。不过从地缘关系上看，由夜郎国入南越之地，始终也是一个选项。所以在后来的汉帝国时期，汉武帝试图重新征服更为强大的，国家化的“南越国”时，也曾经想过打通过这条备选通道。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在没有直接控制一个地缘板块时，就将之作为征服另一个地缘板块的基地存在多么大的风险（那些原本答应归服帝国，并随之出征的部族们，出现的叛乱，这路大军并没有发挥作用）。不过贵州高原与华夏核心区的这次交集，却为现在的我们留下了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就是在汉朝使者出访“夜郎国”时，诞出了“夜郎自大”的典故。这笔遗产是那么的丰盛，以至于现在湘、黔、滇、桂几省都有地区为了做正宗夜郎传人而不遗余力。理论上秦人南征“南越”，或者单纯从地理结构上说，从长江流域进入珠江流域，有五套备选方案（详见《秦征南越战略备选方案示意图》）。基于地缘政治和路线的问题，由四川盆地的蜀郡，南入云南高原，征服滇国后，再沿南盘江（目前被确定为珠江正源）而下进入两广丘陵地带；或由巴郡或黔中郡，溯乌江或沅水而上，入贵州高原征服夜郎国，然后沿珠江支流北盘江而下，覆盖岭南的这两套方案，在帝国急于征服南越的时候，都不会考虑。如果秦国的国祚能够再长些，相信云、贵高原迟早是帝国的盘中菜，就象后来的汉武帝在征服南越国之后，回手就溯北盘江而上，把贵州高原纳入帝国版图一样。不过有一个问题却是我们所感兴趣的，就是帝国为什么那么的急于征服 “南越”，甚至在帝国刚刚建立后就着手准备了。 对于匈奴这个现实的威胁，秦人无论花多大代价都是值得的，毕竟如果让这些已经南侵的游牧民族得势的话，丢掉的可不仅仅是河套那块可有可无的土地了。而“南越”所属的这些百越族群，对帝国的威胁还只是潜在的，一般情况下，应该在北线战场已经稳定的情况下，再展开的。但实际上，这两场战争是在同时准备的，并且最后结束的时间亦相差无几。也就是说，秦人是在同时用两个系统，打互不影响的两场战争。 秦人这种急于南进的做法，其实也是有他的道理的。一方面，帝国虽然已经建立，并且将六国的大部分贵族都迁到了咸阳附近，以避免这些遗老遗少们做乱。但六国因为战争，而建立起来的庞大军事力量，仍然有可能对帝国的安全造成威胁。单纯的将其解除武装，变身为民固然是主要的方式，不过用这种方式，对付那些六国军队中的职业军人，难度就比较大了。比较两全的方案，就是为他们找到一个用武之地。而将他们纳入秦军的体系，并立即投入战争的序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地缘关系上看，南征的资源主要来源于吴、楚故地）。同样的问题，在二千多年后的日本也发生过。那些幕府时代留存在下来的职业军人——武士，最终也在日本的扩张中发挥了作用。所不同的是，这些冷兵器时代的军人，很难适应现代化的军队。因此以“浪人”的标签为日本军部所用，在日本扩张过程中充当准军事力量。而这个问题，在二千多年前的秦帝国就不存在了。 另一个让南越哪些之快进入帝国扩张计划的原因，是因为“海”。我们曾经分析过，东亚大陆与欧洲大陆，对于自身地理结构的认识有着本质不同，并由此引发了文化、制度上的差异。 与欧洲人最初所感受到的“地中海”式的地理结构不同，中央之国的子民们，认为自己所在的世界是一种“海中地”格局。如果有机会将自己的核心区延伸到南海的话，其意义就不能单纯用农业潜力来衡量了。正是这种理想状态的地缘结构，让因高度集权，而拥有空前力量的秦始皇，这么快的作出的南征决定。从地缘格局上来看，即使秦始皇当时不做出这个战略决定，后面的汉、晋时期，中央之国也会向南渗透，并最终尝试向中南半岛扩张的，但秦始皇的这个决定，无疑大大加快了这个进程。这也就是为什么云贵高原没有率先成为扩张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既然秦始皇南征“南越”，是为了将自己的版图南扩至海，那么另一个问题就出现了。海路有没有可能成为秦军南征的主要路线呢？单纯的从地图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以江东的“会稽郡”为基地，沿东南沿海南下，中继“闽越”，可以直接攻击南越重地“珠江三角洲”。得手之后，再溯珠江而上征服整个岭南地区。要是让现在的我们，或者是160多年前的英国人来选择的话（鸦片战争时期），这条沿海路线一定是主力攻击路线。至于说两千多年的秦人，还没有勇气作出这个决定。 秦人没有选择海路，有两点考虑。一是从黄土高原走出的秦人，对海洋是十分陌生的（内陆河流就不同了，虽然没有吴楚地区对舟楫的熟悉程度高，但水路运输也是最重要的交通方式），让帝国准备五百童男童女去赌“长生不老药”，没什么问题。但要是把几十万大军的安全交给海路，秦人在意识和技术上还没做好这个准备。更何况现在的瓯越、闽越地区虽然臣服于帝国，并规划了一个“闽越郡”的建制。可那是在你没有侵犯到他们实际利益的情况下作出的妥协。一旦秦国从海路出发，需要这些“越人”提供补给和支援时，瓯、闽两族和他们的“南越”兄弟站在一起的机率就非常之大了。既然海路和云、贵州高原都不是秦人的选项，那么就只剩下由湘江流域的长沙郡，以及赣江流域的九江郡穿越秦岭的战略路线了。从基地的成熟角度和直线距离来看，这两套方案无疑也是最佳的线路，所不同的主要是，前者可以在是先入广西盆地，还是直达珠三角的线路中做选择；而后者则是直指南越的核心地——珠江三角洲。这样看来秦人可能要再花点时间考虑下他们的战略路线了，似乎从基地的成熟度（楚人对湖南的开发肯定要早于江西，并且湖南可以直接对接长江流域的核心区“江汉平原”）和选择的余地来看，前者更具优势些。这也正是为什么南北交通大动脉：“京广线”，早在铁路进入中国不久后的1897年，便开始修建了（经由选择的是经由湖北武汉过江，湖南的彬州入粤的线路）；而穿越大别山，经由江西赣州入粤的“京九线”，直至一个世纪后为了迎接回归的香港，方告建成的根本原因。 比起今人在修建铁路时要考量再三，并且还要地区博弈一番，秦人当初可要大手笔的多了。兵多将广的他们并没有再去细分二套方案的优劣，而是两个战略方向都成为了出击的线路。这倒符合中国传统的军事理念，喜欢多路出击，即能遥相呼应，又能互相竞争。当然，这要在本钱足够厚的情况下才能做，否则很可能让对手个个击破。显而易见，岭南的那些越人部落，在正面战场并不具备这个实力。 战略方向即定，秦人再要考虑的就是战术路线了。从“南岭”的结构来看，要想穿越它并不算是千难万难的事。因为“南岭”并不是一条连续的山脉，而是由众多大致呈南北走向的山岭，东西向排列组合而成的。这些山岭当中比较知名的有五条，即：越城岭、都庞岭、骑田岭、大庾岭，所以南岭也被称之为“五岭”，两广地区也被叫作“岭南”了。如果不经过人工开发，这些植被茂盛的低山、丘陵之间并不会存在天然的道路；但如果要开发的话，山岭之间的开辟道路的条件，要比在太行山脉中穿行好的多了。 尽管说山岭之间都存在通行的可能性（一定要的话，从海拔最高点通过也可以），但从开发、维护的成本来看，秦人和以后入岭南的王朝，并不需要这么做。一般情况下，他们只需要按照我们刚才所分析的三个战略方向（由湘入桂、入粤；由赣入粤），选择合适的岭口修筑三条官道即可。而影响最后结果的决定性因素，并不仅仅是岭口通行的难度，而是河流。在漫长的旅程中，河流不仅能够提供淡水补给，建立战略基地，更能够直接成为交通线路，以水力运载大批的人力和物资。这点对于在平原丘陵相间，河泊众多的长江以南地区，尤为重要。需要注意的是，秦人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要依靠水力运输，尽量的走完到达南岭的道路；也要考虑在穿越五岭之后，是不是能够尽快到达另一条河流，以为他们在南越腹地的行动提供便利（即使不考虑下一步也走水路，河谷通道也更容易通行和建立补给基地）。 依照上述原则，秦人选择了三条路线，作为南入“岭南”的战术路线：一是由湘江南下，西南方向的由现在的永州（柳宗元笔下很多蛇的那地方），溯湘水而上直至湘江源头处（广西省兴安县）。由此弃舟登岸，穿越长江、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到达珠江支流——桂江的上游（漓江），然后沿珠江水系扩张。需要指出的是，这条路线在穿越分水岭时存在天然优势，即存在天然的孔道拉平两端的地势，所以自古以来都是湘、桂之间的主要通道。在秦人的南征过程中，它还将要发挥更为重要的战略作用。 第二条线路也是沿湘江南下，由衡阳与第一条线路分道，入耒水至彬州，然后沿骑田岭西麓过岭，入珠江（北江支）支流“连江”，最后直入珠三角。其实这条线路并非是这一带唯一的路径，沿着骑田岭东麓过岭的话，也很快能够看到另一条珠江支流“武江”。如果顺江而下或沿河而走的话，与前者的距离相差无几。为了断绝这种可能性，后来封关以立国的“赵陀”，在武江由岭上进入河谷平原的处，也设立了一座城邑，后人称之为“赵陀城”（现广东乐冒市西南）；至于武江与珠江（北江支）的合流处，后来则有一个更为知名的战略据点“韶关”。由于现在的京九线，选择走的是武江通道，而非连江通道，所以大家对于前者的熟悉度应该会更高些。之所以今人的选择，和二千多年前的秦人略有不同，主要是因为韶关这个位置，更具有战略性，也更有条件成为粤北的门户。 前面说过了，路线其实可以有多选的，但主要通道（或说官道、驰道。。）一个时期一般只会修建一条。象如果要由湘入桂的话，从永州向南，选择湘江的另一源头“萧水”，走都庞岭口也可以入漓江；或者从萌诸岭西过，亦可入广西境内的另一条重要珠江支流贺江（河谷中心为贺州市）。可以说，五岭之所以能够在南岭中诸多山岭中脱颖而出，成为知名的地理标签，就是因为它们都对应有沟通南北的道路。虽然这些道路并不一定在同一时期都会使用，具体修筑的时候，选址也可能会略有偏差。 韶关之所以在广东享有“粤北门户”之称，并成为最初南北铁路大动脉的选择，是因为它能够据守连通湘——粤、赣——粤的两条通道。如果说由湘入粤，还能在武江、连江两条线路中摇摆的话，那么由赣入粤的通道，长期以来就由北江的另一条支流“浈江”所垄断了。而韶关所处的位置，正是武、浈两江的交汇处，并由此合流成直入广州的“北江”。 相比于广东境内的浈江，这条赣——粤通道的另两处地缘座标：大庾岭（梅岭）、梅关，知名度要高上许多，也更容易唤起大家的记忆。在中国，“梅岭”之名，应该说是随着陈毅的《梅岭三章》被选入初中课本而普及开的。所谓“梅岭”指的就是五岭中最端的“大庾岭”，因岭上植满梅花而得名。当年留在江西打游击的陈毅，之所以活动于此，应该并不仅仅是因为当地的地形易于躲藏，还因为梅岭一岭跨两省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寻找到政治空隙。这就象在城市中谋生的小贩，喜欢在两区交界处摆摊一样，一旦有中国战斗力最强的“纪律部队”——“城管”出现，便可以迅速跑到他们无管辖权的地方去，让城管们干跺脚。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地缘政治”这们学问只能是政治人物的专利，它其实随时随地可能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只不过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罢了。 大庾岭上的“梅关”最早就是秦人所设，因此也被称之为“秦关”，在秦人与南越的故事中，它的正式名称叫“横浦关”。至于此关南北所呼应的河流，则分别是岭北的赣江正源“章江”；以及岭南的北江源头“浈江”。作为江西的母亲河，赣江水系可以说是在诸多省份中，和行政区贴合的最紧密的。河流基本上自产自销，且为同一水系的结构，加之长江北岸横亘着“大别山”的腹地，使得江西要比它的邻居“湖南”省显得更为封闭，在地缘政治舞台上亦算不上重要地区。这在战乱频繁的古典时期，其实也是一件好事，至少每每在战乱之时，赣江两岸总是能够更大限度的保存人口，并在战后或主动，或被动的为南方兄弟省份输入人口。 我们都知道，江西的简称是“赣”，这个赣字也以前也写作“贑”，由“章”、“贡”二字组成。其所指的就是章水和另一条河流“贡水”合流而成了“贑水”。两水合流处，便是在现在赣南的地缘核心“赣州市”。可以相见的是，以赣州的地缘位置，秦人当年必定会在此设立南征的战略基地。二千多年后，为了清剿覆盖于章、贡两水之侧的红色政权，赣州又一次的出现在了地政治舞台之上，成为了国军的前线指挥中心。 溯章水而上，翻越大庾岭的秦军，很快可以顺浈水，入北江，直指珠江口。在那里，始皇陛下的战士们就可以看到帝国理想中的南部边界——南海了。在浈水汇入北江之前，它会与我们前面的介绍过的，承担由湘入粤任务的“武水”汇合，并形成一定体量的冲积平原。而从防御的角度看，浈、武两水的汇合点可以作为支援南岭防线的战略基地，并构筑第二道防线。这个点，现在也就是粤北门户“韶关”的所在地。现在我们应该清楚，具有双重交通优势的韶关，为什么能够成为京广铁路入粤的重要站点了。不过我们前面也说过了，秦人最初所选定的湘——粤通道，并不是走武江一线，而走与之隔山相望的“连江”。这样的话，最起码秦人和后来的南越国时期，韶关这个位置的战略作用，就不如后来这么重要了。如果也同样要为湘——粤、赣——粤两条交通线，寻找一个交点，并建立军事据点以为支撑的话。那么连江汇入北江的这个点，会是最好的选择。选择这个点建立第二道防线，同样能够抵挡由浈水入北江而来之敌。 处于进攻方的秦人，暂时可能还不会关心这些战略要点，要防御上的重要作用。但后来封关以自守的南越国，就必须关心这点了。依据我们刚才所分析的情况，断绝与中原往来的南越国，封闭了大庾岭上的“横浦关”，连江上游的“阳山关”，并在连江入北江处（连江口镇）构筑了“湟溪关”。有了这样一个互为依托的三角形防线，南越国在珠江三角洲的国都安全就有了保障。唯一让人感到担忧的是，连江口“湟溪关”这个位置，过于深入南越腹地。一旦对手突破了横浦、阳山所组成的第一道防线，他们在岭南地区所获得的纵深就太多了（从当地获取资源的范围也更广）。正因为如此，在后世中，位置更偏北，同样能够控制两线南北交通干线的武、浈两水交汇处“韶关”，更容易受到青睐，承担北方门户的重任。 有了进入岭南地区的路线，并不代表秦人的南征就会一帆风顺。无论是当年试图征服南越的秦人，还是后来想要肃清赣南的国军，所面临的问题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拥有更多资源的他们，能够很容易的占据那些处在地缘核心位置的平原地区，并控制交通要道。但要想进一步的肃清分布于山地、丘陵之中，带有游击性质的武装力量，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为了做到这一点，后来的国军用了差不多四年时间，方才迫使红色政权从中央苏区退出，并走上“长征”的路程。相比国军在赣南“围剿”红色政权的行动，秦人在岭南所遇到的困难则要更为复杂。 秦人的困难主要在于他们无法保障前线部队的补给，以至于在与南越部落的不对称战争中，无法步步为营的展开持久战。说到这里，我们要分析一下秦军当时的状况。有一个误区是认为，秦人一开始就以战役的形式，向南越地区派遣了50万大军进行征伐。而事实上，秦人最开始并没有去做持久战的准备，也没有一次性的准备这么多的人力资源。面对“南越”这样，以分散的部落形式覆盖的地区，秦人最开始的进入，并不会象攻打正式国家那样，遇到逐级抵抗，需要沿路恶战方能攻至对方的核心区。因为那些散居于河谷之中的南越部落，并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也不会有意识的将南岭一线作为第一道防线，筑关以自守（后来国家化的“南越国”就会封关以自守了），在强大的秦军到来之时，如果不想投降的话，他们甚至会很快放弃在河谷平原上的聚居区（缺乏防御能力），并退入山地之中。也就是说，秦军可以很容易的占据沿线的河谷平原，并建立军事基地，直至到达南越的核心区——珠江三角洲。对于秦军来说，真正的战争是在他们进入南越，顺利的占据各条河谷，并建立据点以后才开始的。 征服权利集中的国家化的区域和权利分散的部落化地区（包括封建分割的“国家”），最大的区别也在于此。前者往往是“先难后易”，在你攻占对方的地缘中心后，便可以快速的通过之前所建立的管理体系，控制这个国家了；而后者更多的却是“先易后难”，在你顺利的取得战略要点之后，还需要通过持久战来个个击破那些互不隶属的部族。也许融入更高一级的文明，对于边缘民族来说也是不错的选择。但面对集权管理的强度空前绝后的秦帝国，不要说那些自由惯了的百越部落，就连已经国家化数百年的山东诸国，也难以适应（后来的汉帝国，就不敢把弦绷的那么紧了）。因此，秦军在南越地区的统治不被当地部族所接受，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简单的实力对比来看，秦帝国对于南越是呈压倒性优势的，帝国所能够组织起来的军队数量，可能都要高于南越的人口。问题在于你必须有足够的耐心来消耗掉这些占据地利优势，且有自给能力的对手。而要支撑这份耐心的前提则是你必须有足够的补给。以战养战固然是一种方法，但在生产方式严重依赖渔猎这种原始方法的南越地区，秦军很难从当地掠夺到足够补给以维持自己的存在的。已经统一了中央之国的秦人，并不缺少资源来打这场不对称战争，他们所需要的，是有一条运量足够大，运输成本足够低的交通线，来将核心区的资源送至前线。之前“水——陆——水”的交通形式，在应对长期补给的后勤保障上，显然需要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以及时间。最初没有成为秦军南征障碍的南岭，终于还是为南越各族，发挥了天然的防御效果。依据当时的技术条件，秦人唯一能做的，就是看看有没有办法，在五岭当中找到一条海拔较低的谷地，挖通一条沟通长江、珠江水系的运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