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铁路、公路，河流所造成的地缘影响是综合性的，也更加深远。如果两个地缘板块能够由一条共同的河流串连起来，那么它们之间的地缘关系就不仅仅限于水路“运输”这一个层面了。水资源的分配、灾害的防治、环境的治理等，都会促使各板块之间必须协调好相互之间的关系，并最终达成平衡。因此，打通封闭的广西盆地，与桂南沿海地区的水网，对于广西内部的地缘融合有着积极而又深远的意义。很多广西的朋友为广西长期以来的弱势地位而感到无奈；而广西以外的朋友单看地图，又觉得广西也算沿海省区，经济上应该有条件成为发达地区。这其中的历史、地缘原因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广西”的行政区，和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广西”这个地缘概念，并不是等同的。历史上的广西，其实是封闭于广西盆地内部的一个内陆、边缘省份。无论是从中央之国的整体结构，还是岭南这个大地缘板块来看，都没有机会成为重要的地缘板块。直到鸦片战争以后，由于珠三角率先成为西方文化的强势渗入区，广西地区才有机会，在时隔两千多年后，又一次的发挥较重要的地缘影响力。而太平天国以及桂系军阀的崛起，就是这种影响力提升的表现形势。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1949年以后的广西得到了一块沿海地区，并拥有了自己的海岸线，而这条海岸线，将为是广西地区突破的资本所在。问题在于，广西盆地虽然内部分割严重，没有大块的核心区，但历经二千多年的经营，其重要城市都是在沿珠江水系分部的。而整个雷州半岛及北部沿海地区，由于地理上呈独立状态，并没有成型的，大块三角洲平原，在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中央之国，并没有受到重视；而地理单元上的独立、边缘状态，使之在陆地上亦没有区位优势；至于说海洋优势，在东亚大陆，历来是用来服务于大陆腹地的，并不会象地中海沿线文明那样，凭借多点文明的分布，单纯的以商业便能强大。相比于珠三角地区，因珠江水系的延伸，可使其海洋属性，服务于岭南腹地，雷北地区对于古典时期的中央之国来说，至多也就是能够自给自足的龙套地位了。 雷州半岛及北部沿海地区，在古典时期的这种“鸡肋”型地缘地位，对于天然确立了珠三角为地缘核心的广东地区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但对于长期以来，以内陆板块定位的广西地区来说，就需要花时间来经营这块来之不易的“鸡肋”了。由于海洋经济是目前全球地缘经济的重心所在，桂南沿海地区的地缘优势，迟早是会转变为经济优势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重心已经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倾斜，并且将中南半岛，作为扩张地缘影响力的腹地时，整个环北部湾地区还是很有机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成为经济热土的。而于整个广西地区来说，当年朱无璋的九字真经“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也许是最为合适的。 所谓“高筑墙”，当然不是说让广西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说要专注于自己的内部地缘整合。毕竟以我们之前的分析来说，这方面广西还有很大的空间，也是有机会定位出自己的地缘层次来的。而从最原始的地理结构，以及最现实的物流需求来说，为广西境内的珠江水系，寻找一个甚至两个北部湾的出海口，会是最有效的方法。有的朋友会说，这种整合对于桂东，特别是桂江流域没有太大吸引力，仅从进出口的角度来看，即使打通了“南北运河”，也不见得比珠江口更有距离优势，更何况珠江三角洲的港口优势目前是非常大的。这其实还是牵扯到一个地区资源整合的问题，尽管东亚大陆独树帜的大一统方式，让我们更倾向于用同一个声音，同一种文化，甚至一盘棋局的概念来理解这片土地。但统筹和竞争从来有是矛盾存在的。地区之间的适度竞争，更利于中国的整体发展。更何况在这种集中、统筹的文化背景下，你的行政归属决定了你很难被你地理相近，而又行政归属不一的地区，列入计划之内。 “广积粮”是相对于广西的底子较薄而言，至于如何在经济上积累，则不是一个地缘就能够解决的。不过作为基础，各地区根据广西目前的地缘格局，以及自身的地缘特点，合理布局却是必须的。正如有朋友觉得，打通湘桂运河固然会有物流上的好处，但就以旅游经济为主的桂林而言，却未必是最好的选择。事实也是这样的，所以湘桂运河的选址，并不一定会是在灵渠左近。以湘桂边境的地理结构，以及现有的技术而言，还是会有其他选择的。所以“广积粮”与其说是单纯的积累经济总量，不如说是合理的配置“粮”的种类。以地缘战略上的建议而言，不要出现没有青山绿水、人文历史，却要造点假文物来开发旅游；没有交通、资源优势却要上大型工业区之类的战略性错误，便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了。 至于说“缓称王”，却也是非常重要的。曾经多次说过，以西南地区和北部湾的地缘结构而言，目前是很难找出地缘中心的。与其大家都划个圈，想做核心把别人当腹地，不如专注于利用自有的地缘资源，做大、做强。假以时日，你的实力上升了，又能给周边地区带来利益，自然会形成为谓的“经济带”、“经济圈”。这点和目前中国的整体战略也是一致的。 最后说一说广西的地缘中心问题，以目前的地缘格局而言，广西盆地与环北部湾地区的地理中心，正好是在南宁这个点上。以当下广西所要整合的内外资源而言，应该还是符合需要的。至于若干年后，广西内部真正成为了一个通江达海的沿海省份后，有没可能会有所变化，那就暂时不可测了。只能说，希望上位的城市，肯定需要在经济上足以和南宁形成“双城记”的局面。说完了广西，我们要来说说岭南的另一个大板块——“广东”了。我们一直也在说，广东地区在岭南的地缘优势可以说是一直存在的。相比广西盆地内部错综复杂的地理结构，珠三角之于广东地区，以及整个珠江流域的地缘中心地位，并没有旁落过，即使是在二千多年前，珠江三角洲的平原面积，远不如今天那么大的情况下。 就“珠江”这个概念来说，我们之前一直是定义为广义的“珠江”水系，而在广东部分，这个概念就需要收缩了。因为在广东这个地缘板块中，真正与之发生关系的，是那条在中央之国位列第三的大河的下游。就象广西内部的各地理单元，将广义的珠江干流，分解为红水河、黔江、浔江等段落一样，广东境内的下游河道，也被单独命名为“西江”了。以中国人的命名习惯而言，既然有了“西江”，自然也会有东江了。不过只猜到这点的朋友，至多只能算及格，因为除掉东、西二江之外，还有条与之并存的“北江”。这三条江共同组成了，广东境内的“珠江”主干，如果要与广义上的珠江区别的话，可以称之为“中义”上的珠江。 从地理关系和覆盖面积上来看，整体呈“⊥”状排列的中义“珠江”水系，覆盖了广东的大部分区域。而将这三条河流紧密联系起来的，就是珠江三角洲。也就是说，珠江三角洲平原的形成，并非是由下游为“西江”的广义珠江单独冲积而成的，而是由发源于南岭的北江、东江，共同作用而成的。从原始的情况来看，西、北、东三江都应该是互不隶属而独流入海的。只不过由于西江的流域面积，明显要大于其他两个兄弟河流，所带来的泥沙也要多出许多，因此江口西侧的成陆速度，要高出东侧许多，最终使得北江在地理关系上，成为了西江的一条支流。 由于西、北两江位于珠三角的西侧，所以珠江口西侧的平原纵深比之东侧要大的多。而在这们所叙述的年代，支撑目前珠三角大半壁江山的，佛山、中山、江门、珠海等城市，都还是以海水、沙洲、岛屿的形式存在。相比之下，东侧的海岸线则变化较少，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平原纵深及城市数量，不如西岸（东侧：香港、深圳、东莞；西侧：佛山、江门、中山、珠海、澳门）。至于说广洲的位置，一如二千年前一样，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心。 在二千多年前，秦人为南海郡设置郡治“番禺”（原始位置在目前的广州老城区，而非现在广州市中南部的“番禺区”）时，其实也意识到了，控制珠三角这个地缘板块的意义，并不单纯在于可以将辐射力，顺西江向西延伸至广西盆地，北江、东江两水的流域，也属于它的腹地。因此番禺城并没有象大多数入海口城市那样，设置在江口，而是在西、东两个江口之间，择地造城（当时西、北二江在珠江口已经合流了）。至于说选址的标准，除了与东、西两个河口的地理距离相当之外，能否背山面海是更重要的标准。唯有这样，才能得水利之便，即能向外控制沿海地区，又能向内辐射三江。正因为如此，具有明显海港功能的“番禺”城在二千多年前的海洋属性便已经被定下来的（所以广东地区才被设定为“南海郡”）。 除掉珠三角以外，广东的海岸线上还有潮汕地区、雷州半岛等重要的地理单元，要想控制这样漫长的海岸线，地缘中心是否能够直接临海，依然是影响其辐射力的重要标准。所以我们会看到，即使在后来，珠江三角洲的陆地面积越来越大，广州老城也已经被封闭在三角洲的腹地，靠狭义的“珠江”水道沟通大海。“广州”这个地缘中心的直接管辖区域，却也随着地理的变化，同样执着的向南推进，以在三江入海的这个喇叭口中，获得一段真正的海岸线。在二千多年前，秦人为南海郡设置郡治“番禺”（原始位置在目前的广州老城区，而非现在广州市中南部的“番禺区”）时，其实也意识到了，控制珠三角这个地缘板块的意义，并不单纯在于可以将辐射力，顺西江向西延伸至广西盆地，北江、东江两水的流域，也属于它的腹地。因此番禺城并没有象大多数入海口城市那样，设置在江口，而是在西、东两个江口之间，择地造城（当时西、北二江在珠江口已经合流了）。至于说选址的标准，除了与东、西两个河口的地理距离相当之外，能否背山面海是更重要的标准。唯有这样，才能得水利之便，即能向外控制沿海地区，又能向内辐射三江。正因为如此，具有明显海港功能的“番禺”城在二千多年前的海洋属性便已经被定下来的（所以广东地区才被设定为“南海郡”）。 除掉珠三角以外，广东的海岸线上还有潮汕地区、雷州半岛等于重要的地理单元，要想控制这样漫长的海岸线，地缘中心是否能够直接临海，依然是影响其辐射力的重要标准。所以我们会看到，即使在后来，珠江三角洲的陆地面积越来越大，广州老城也已经被封闭在三角洲的腹地，靠狭义的“珠江”水道沟通大海。“广州”这个地缘中心的直接管辖区域，却也随着地理的变化，同样执着的向南推进，以在三江入海的这个喇叭口中，获得一段真正的海岸线。 在二千多年前，秦人到达南越之地时，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部分珠三角平原还处在发育阶段，就象当今中国的另一个经济重心，长三角平原那样。因此得山、海之利，可控三江入海口的广州，理所当然的取得了广东，乃至整个岭南地区地缘中心的地位。在后来的南越国以及诸多王朝时代，这一点始终没有变化过。直至20世纪后半叶，这种情况才有变化。 对广州地缘中心地位造成威胁的，是来自于一个殖民时代的遗存——香港。由于特殊的政治地位，香港对于岭南地区的影响并不是体现在行政上，而是文化和经济上。事实上，香港的地缘影响力并不仅仅限于岭南，在其鼎盛时期，整个中国都曾经为之倾倒，并接受它的影响力。而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就是从地缘背景上来解读这其中的根源，以及粤、港地缘关系今后的走向。 首先我们还是要从最原始的地理结构着手。正如我们在《秦.南越地缘结构图》上所看到的那样，二千多年前南海郡的郡治“番禺”，也就是现在的广州老城区，是一个背山面海的海港城市。内陷于两广丘陵腹地的位置，可使番禺城在海湾深处最大限度的躲避海洋气候所带来的灾害。比之东南沿海丘陵的其他沿海平原（包括瓯、闽、潮等地），这种优势是十分明显的。而经过二千多年的河流冲积，当日秦人所见到的那个珠江口，已经大为缩小的，而地缘标签变化为“广州”的番禺城，也由海港城市变身为河港城市了。 实际上从农业文明的角度来看，是十分乐见海湾中“沧海桑田”的变化的，为了获得更多的农田，人类甚至会主动在内湖、海湾处围堰造田，加速这个进程。而珠江三角洲平原的发育，也使之成为了中央之国主要的粮食基地之一；其农业生产效能，在同纬度地区也居于首位。因此，在古典时期的珠三角地区，其在中央之国的地缘影响力也伴随着平原面积的扩大，而逐渐提升。与珠三角平原的不断变化相对应的，却是“番禺——广州”的地缘中心位置，二千多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广州地缘中心位置得以稳固，得益于它建城时的另一项优势——临山。在古典时期的平原地区，无论是出于规避内（河）外（海）水患的需要；还是军事防御的要求，山地与平原相交处，都更容易受到政治家和风水大师们的青睐。而广州的北部，恰恰有一个凸入平原内部的山体——白云山。有了这座靠山，广州城址的脱颖而出就不足为怪了。这点和关中平原上，长安城址与骊山的依存关系是一样的。 说到白云山这个名字，相信珠三角以外的很多朋友也可能听到过。以之为名的药厂、机场经常会出现在我们所接受的信息中。而喜欢足球的朋友，应该会对“越秀山”有所耳闻。作为曾经辉煌一时的广东足球的见证人，越秀山体育场经历了太多的风雨，其最近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便是2010年成为广州亚运会的主会场。从地理关系上来看，越秀山是白云山南侧的支脉，山脉延伸到此，已经变得很低了，变得适合于圈到主城之内了。对于生活在山地之中的人，象越秀山这种海拔只有70多米的山体，只能算是小土包了（白云山的体量和海拔，在那些分割大块地理单元的山脉面前，也只是丘陵）。不过也正是有这种最后高地的身份，才能够直接被圈到政治中心中去，成为著名的地标。在二千多年前，越秀山并不是番禺城内唯一的高地，比之更为知名的两个山包是番山和番山，城市最初的名称也因此而来。只不过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与越秀山合称“广州三山”的这两座山体，已经被平掉了（禺山湮灭于唐宋之交；番山则一直支撑到了明朝）。时至今日，广州固然不需要靠这些高地，来提升自己的地缘价值，但从文化的角度看，却是颇为可惜的。 真正引发广州和珠三角地区的地缘影响力，发生质变的，并非是它那日益增长的平原面积，而是海洋。至于其诱因，却并非来自于中央之国内部，而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当欧洲人凭借地理大发现，将他们的海洋文明扩散到整个星球时，一直以封闭的独立世界存在的中央之国，也随之受到了很大影响。最为根本的影响，就是一直被视为可有可无的海洋，变得无比重要了。率先为古老的农耕文明带来影响的，并不是给中国人影响最为深刻的英国人，而是地理大发现的先行者葡萄牙人。当葡萄牙人把他们的海洋贸易触角，经由印度洋——南中国海，延伸到中央之国时，作为岭南的地缘中心：广州，是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最直观的“中国”。由此，广州城又一次的凭借它的地缘优势，在中央之国的内部的竞争者中，额外的从海洋获得了力量，提升了自己的江湖地位。 以海洋文明的视角来选择地缘支点的话，已经内陆化的广州并不是唯一的选择。相比之下，那些依山伴海，缺少大片耕地，却又有建港条件的地点，往往更为符合海洋贸易的需要。当然，出于对外来文明的防范，中央之国的统治者们，也不愿意这些长得奇形怪状的外夷，进入到自己农业文明的腹地。正是在这种“你视之如鸡肋，我纳之如珍宝”的心态之下，葡萄牙人奇迹般的在450多年前（公元1557年，明帝国时期），就在珠江口取得了一小块租界，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澳门”。与后来那些在中央之国战败之后，基于武力威胁而分割的“殖民地”有所不同的是，澳门这个欧洲文明的切入点，是在公平的外交原则下设立的。在中央之国看来，让这些西洋人，住在这种不入流的土地上，为政府带来额外的海洋贸易收入，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 从地理位置上看，位于珠江口东南角的澳门，从地理位置上看，位于珠江口西南角的澳门，是有条件扩张为一个不错的港口城市的。不过在后来的历史中，它并没有获得太大的发展。无论是在葡据时期，还是在四百多年后回归中国之后，澳门所扮演的角色，都更象是当年明帝国所设定的那样，做一个有可能带来额外利益的鸡肋。这种情况的出现，和澳门的面积狭小，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有关；也和伊比利亚利亚半岛（西、葡）对海洋的控制力被消弱有关。而更为直接的原因，则是英国人作为强大的海洋利益争夺者，出现在了珠江口的另一端。 尽管英国人最初取得香港的手段，比葡萄牙人要来得暴力些，但二者选择登陆点的理由却是相同的，就是希望能够在珠三角的海陆结合处形成一个新的贸易中心。把广州、香港、澳门三个点连接起来，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把珠江口完美封闭起来的三角形，从地缘结构上来看，这也是珠三角地区的三个战略要点。事实证明，英国人对于中国的胃口，要远大于当年的葡萄牙。与地处平原的广州相比，香港岛和澳门最大的劣势在于纵深太小，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由于葡萄牙在欧洲内部的竞争中失败了，他们并没有机会象英国和后来参与瓜分海洋的诸多欧洲国家那样，持续扩张海外领地。这在中国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澳门，和400多年前的澳门，在控制区域上并没有什么质的变化。目前约30平方公里的土地，虽然比当初大了近一倍，却仍然显得捉襟见肘。其所增加的土地面积，是通过不断的填海造地而获得的。所造成的地理结构上的变化，就是组成澳门的：澳门半岛、氹仔岛、路环岛三个地理单元中的后二个，目前在地理形态上，已经合二为一了。 纵深的缺乏也使得澳门成为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每平方公里1.8万人），另一个后果则是，缺乏土地的澳门，无法获得与香港对等的发展机会。只能剑走偏锋的靠博彩业和旅游业来发展经济。一个本来有机会单独成为珠三角一极的战略要点，成为了香港的后花园。相比之下，日不落帝国背景下的英国，为香港所获得的发展空间就要大的多。尽管英国人在1842年通过鸦片战争所获得的“香港岛”，面积已经超出了澳门的数倍（最初的面积约70平方公里左右），但仍然无法支撑英国挑战广州贸易中心的地位。因此在随后的1860年、1898年，九龙半岛和深圳河以南的“新界”地区（地缘概念包括周边岛屿）相继成为了香港的组成部分。1100平方公里的总面积，使得香港有机会在后来抓住历史机遇，一跃成为世界级的经济中心。 香港的历史机遇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政权轮换，使得香港成为了人才和资本的避风港，这为香港的下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虽说从实力对比和地缘关系上来看，如果红色中国想乘势从英国人手中收入回香港的话，并不会碰到有如台湾问题那样的难度。但对于已经当时已经决定站在铁幕之后，之后甚至又想自成体系的中国来说，留下香港这个与西方世界接触的窗口，是非常有必要的。而对于香港来说，这个历史机遇的价值则在于，它居然有机会将整个中国作为辐射的腹地（英国人最初的设想，也无非是让它能够辐射广东地区）。这种因地缘政治因素，而获得的机会，使得弹丸之地的香港，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想象一下在长达三十年时间里，大陆地区进出口西方的货物，大部分都需要跑到一个点上去转口是什么概念），并有机会让粤语和香港文化，长时间风靡整个中国。 当历史恢复到常态，中国可以重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后，香港的地缘地位不可避免的下降了。从绝对值上看，并不能说因为大陆地区的发展，而影响了香港的经济。事实上更为强大的中国，只会拉升香港的经济（单从转口贸易量来看，1972年为41亿港元；2004年则为18931亿港元），只不过之前那种一枝独秀的局面，不会再有了。香港未来的地缘定位，要更多的要着眼于珠三角了；也就是说，香港需要和珠三角的其他城市，来放在一个框架内考虑未来的发展计划了。 当历史走到1979年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珠三角地区开始了历史性的地缘结构调整。突出的变化则是，除掉位于三角洲三个顶点的惠（广州）、港、澳三地外，珠三角平原开始高密度的崛起了一批城市。这些城市在经历过多次行政调整之后，目前分别有：佛山、江门、中山、珠海、东莞、深圳，加上那三个基本点，九个城市共同组成了覆盖珠三角地区的城市群。至于说这个城市群在今后有没有可能重新整合，也是当下珠三角地区，和我们所感兴趣的话题。从地缘特点来看，中央之国岭南地缘中心的地位，以及鲜明的海洋属性，让广州和珠三角，一直有机会承担为中央之国沟通海外的任务。在古典时期，这项任务是以“海上丝绸之路”的形式出现的；而在上个世纪，让中国正式融入世界的改革开放，成就了珠三角最为辉煌的历史。 历史之所以选定的珠三角，战略上固然是因为它的地缘优势；而战术上则是因为香港的存在。英国人在100多年前，从中央之国分割出的这个地缘切入点，成为了红色中国近距离观察、学习外部世界的对象。为了完成这一目标，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所涵盖的地缘标签，由一个小渔村变身为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许多年以后，这一转变被用歌曲形象的诠释为在“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其结果就是“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 相信这首《春天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就当初作者的本意，其实就是想抒发下对于深圳崛起的感想的。只不过后来为了显得更大气，而把立意提升为歌颂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其中所做的改动，就包括将“崛起一座城”，变为“崛起座座城”。事实也的确如此，就珠三角这个地缘板块而言，虽不能说是由“总设计师”在南海边全部圈出来的，但地缘关系使然，在深圳成为特区之后，也的确由最初穗、港、澳的三城记，变身为现在的九龙出海了。 事实上就地缘影响力来说，广州、香港和澳门是不能并立的，与其说是三城记，不如说是双城记。这也就是，香港方面一直习惯于把“省港”二字并用，其中的“省”指的就是省城“广州”（比如电影《省港旗兵》）。而大陆方面，则从政治的角度，通常把“港澳”作为同级别的地缘板块，并给予了相同的政治待遇。享有同等待遇的，还有“台湾岛”。不过政治的认定，始终是要和地缘结构和地缘关系相符的。以台湾岛的体量，和东亚大陆的地理距离而言，将来的政治待遇应该会有所区别的（纯技术分析，不带任何政治倾向）。 就香港和澳门二者而言，双方在地理纵深上的差距，虽然没有在政治地位上体现出来，但更为客观的经济数据，已经使得二者的地缘影响力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了，这甚至直接影响到与二者对接的深圳和澳门两地的地缘潜力（深圳与珠海目前的GDP相差近七倍）。在网络上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关制度的争论，比较典型的观点是认为制度决定一切，或者说只有要有了合适的制度，就一定与其他奉行同等制度的区域，取得同样的成就。就这个贴子所秉持的主线而言，并无异于加入这种看不到结果的论战中去。不过就目前所分析的内容而言，倒是可以涉及到一点这方面的内容。在政治层面上，深圳和珠海其实都是特区，二者设立的时间也都是在1980年。就当时决策者的决策背景而言，也正是将香港、澳门定位为同级的地缘板块，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缘结构的差异逐渐在经济发展上显现出来了。也许再过诺干年，珠江口两侧的这两个点，在经济及地缘影响力上会趋于平衡（前提上整个珠三角，在政治制度上无差异），毕竟二者在地理位置和形态上，的确是对应而生的，但就目前这个历史阶段而言，香港因为地缘政治优势所累积出来的优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并将因此而影响到珠江口两岸的地缘实力对比。另外说一下，目前中国已经设立有6个经济特区，分别是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喀什。每一个特区的发展前景好坏，并不在于自身的条件如何，而在于它所对接的地缘板块，有多大的潜力。从这个角度上看，当年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海南”特区，之所以成为一场泡沫，就在于它并没有与之互补、对接的强势地缘板块。而海南今后由于它得天独厚的气候、地理位置，还是会找到自己的发展之路，但这时的发展思路，已经与当日所设定“特区”制度的初衷无关了。既然从地理结构上看，珠江口两岸的地理优势是同级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有趣的假设，即当年葡萄牙人看中的是珠江口东岸的香港岛，而后来的英国人，则相应的把目标锁定在现在的澳门一带，那么现在珠江三角洲的经济结构，会不会来相应的发生变化呢？理论上的确如此。这种假设也许会让珠海有朋友感到兴奋，虽然将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与殖民者实力的高低相联系，会让我们在民族自尊心上有些接受不了。但不妨从地缘经济的角度看看待一下这个问题，毕竟就经济的角度来看，现在没有人会认为红色中国的前三十年，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不过如果这个假定成立，或者说葡萄牙人始终能够保持在欧洲的江湖地位，哪怕是尚有能力在东亚扩张自己的势力（最少要能够成为八国联军的一份子），那么他们首先要做的，就就当是扩张“澳门”这个殖民地的行政范围了。从所附的《珠江三角洲地缘结构图》上可以看到，就地理结构而言，英国人经过三次扩张所形成的“香港”，在珠江口西岸所对应的区域，其实等同于澳门+珠海。也就是说，如果葡萄牙人和英国人的登陆点对调的话，那么现在的珠海，应该就会与九龙、新界的命运相类似了。只是和葡萄牙人的“和平”登陆相比，有炮舰支撑的英国人，起点想来不会止于现在澳门这点土地，最有可能的是在《南京条约》中，把珠海南端，澳门西侧的“横琴岛”一起作为他们的登陆点。 如果整个珠海地区（当然，如果历史真的这样选择了，最终的结果也不会在行政范围上完全对应，但从板块上是可以对应的）真的取代了“香港”的历史地位，那么当中国决定真正打开国门时，创造发展奇迹的，也就应该是与珠海接壤的“中山”了（中山与深圳的位置是相对应的）。关于香港和澳门的历史角色互换，只能做为一种假设来探讨了。现实是二者地缘背景的差异，使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包括经济数据在内的地缘影响力上，都会存在质的差异。受到这种差异影响的，并不只是深圳和珠海，珠两口两岸的其他城市也同样由于与两地的地理距离，影响到了自己的地缘结构。单从地理形态上来看，由西、北两江共同冲积而成的西、北江三角洲（珠江口西侧），显然拥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也因此而拥有更多的城市。而东江三角洲所能承载的，就只有 “东莞”这座争议颇多的城市了。 东莞的知名度，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密密麻麻的工厂，和“性都”的别称上。而这两个地缘特征的产生，与它与香港地理关系有着密切关系。当香港的产业开始向内地转移时，珠三角当然是首当其冲的选择。这甚至也带动了深圳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并神话般的崛起。不过仅仅是一个深圳，是无法消化掉香港所辐射出来的能量的。因此与香港在陆地交通上更占优势，并拥有足够发展空间“东莞”成为了香港产业转移的优先选择地。 东莞与香港同处于珠江口东侧的地理关系，甚至为之带来了额外的发展机会。尽管从地理关系上来看，大陆地区寄予厚望的另一个产业输出地“台湾”，似乎更应该由地理位置相对应的闽南地区来接受它的影响力，并因此同样而给予厦门“经济特区”的定位。但沿海平原的狭小，使得闽南以及整个福建地区，并无法消化掉所有从对岸所转移过来的产业。拥有更强腹地，和更多发展空间的珠三角，在同时起步的情况下，同样也接收到了相当数量的台湾产业。就与香港同处自由经济背景下的台湾来说，有香港这个中继站存在，对于跨海而来，且政治上处于对立状态的台商来说，无论从实际业务，还是心理安全上都会有更多帮助。所以地理上更接近于香港的东莞，在承接香港产业转移的时候，也成为了台商在珠三角的重要投资地。只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随着产业和人员的高密度涌入，东莞的行政管理水平显然并没有跟上这个速度。随之带来的就是在城市结构和文化上的无序了。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包括深圳、东莞在内的整个珠三角地区，因历史背景而产生，相对于整个内地的先发优势，已经趋于平淡了。因为这一波热潮而兴盛的新老城市体，需要立足于珠三角原始的地缘辐射能力，而重新审视各自的定位了。换句话说，就是珠三角需要进行新一轮的内部整合，以应对来自长三江，以及内地其他地缘板块的竞争。在这种背景下，之前因外向型经济而各自赚得盆满钵满的珠三角城市们，突然意识到，要想形成合力，进一步提升珠三角的竞争力，它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二千多年来的历史中，从来不成为问题的问题，那就是谁才是珠三角的地缘核心？不管珠三角的地缘政治格局有多么复杂（又是特别行政区，又是经济特区，又是省会的），依照珠三角的原始地理结构，以穗、港、澳这三个政治地位最高的城市为基点的区域，在竞争地缘中心这个问题上，有着同等的机会。而就目前的地缘整合上，也在按照这个规律在进行。处在珠江口顶点的广州，它的自然融合对象，对定位为其西侧的佛山。目前这两者的融合，即“广佛同城”的计划，在珠三角地缘融合的诸多方案中，也是最靠前的。其地缘背景，自然与广州省城的政治地位有关。要想维系自己的地缘中心地位，行政区域的大小，和综合实力是息息相关的；而从地理关系上来看，深、港两个城市的一体化，其实也是势在必行的。这也是深圳、香港两地目前都遇到瓶颈的必然之路。只是在政治层面上，要想完全整合成一个城市，却是难上加难。也许最终的走向，也是一城两制的特殊形式。这个一城倒不一定要象“一个中国”的提法那样，有一个共同的名称。但却意味着可以在非政治层面上，做最大的统一协调（交通、产业结构等）。而对于生活在深港两地的居民，似乎也能在这种特殊政治结构下得到不一样的感受。就象年初内地物价上涨的厉害时，有深圳的朋友得意的表示，我们可以跟到香港去享受低价“酱油”一样。 从地理位置上看，位于东江口的“东莞”，可以选择向西与广州融合，也可以向南，与深港走的更近。而从实际地缘关系来看，同属于珠三角东部，共饮东江水的港、莞三地，更有机会率先走到一起。为了使这个以“东江”为纽带的地缘板块，具有更多的层次和合作空间，位于东江中下游分界点的“惠州”，也被作为腹地一并列入了整合计划。其实象惠州这样的，珠三角外围城市，还有位于北江的“清远”、西江的“肇庆”。它们共同的地理特征，就是都位于所在流域，山地向平原的切换点，地理条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珠三角向内部纵深进行产业转移时，也最有机会最先受益。不过政治层面的因素，并不总是和地理结构完全合拍的。在广东省2003年所做的“珠三角经济区”规划中，惠州和肇庆两个外围城市依照地缘规律，被吸收进了这个大珠三角的概念中，而清远却暂时被挡在了外面。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北江流域与西、东两江相比，在地缘影响力上要弱上许多。西江作为珠江流域的干流，其辐射力甚至可了覆盖到广西盆地、云贵高原。被珠三角先富起来的城市们看中，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而东江流域则有些另一个独特的地缘标签，来扩散它的地缘影响力，那就是“客家”，因此也有资本与珠三角核心区的城市，坐在一起规划未来。相比之下，清远以北的粤北山区，所能提供的资源就相对少了。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嫌贫爱富的表现，毕竟广东目前所规划的珠三角经济区（2004——2020年规划），是希望保住珠三角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力，优势互补程度的高低是会被优先考虑的。如果清远这个点，仅仅是一个城市，而不需要按照地级市的标准，向北管辖大片经济潜力较弱的粤北山区，那么珠三角这个一类地缘板块，应该还是很愿意将之吸收进来的，并作为广州向北发展的腹地的。而现在，在城市一体化的计划中，能够以外围城市身份，跻身“广佛同城”圈的，就只有西江的“肇庆”了。以地缘关系来看，如果广、佛、肇一体化最终能够实现的话，那么清远还是应该会在下一期规划中，被主动吸收进这个城市圈的。如果说将珠江口东侧的“港深莞惠”城市圈串连起来的，是东江。那么“广佛肇”城市圈，包括以后可能加入的清远，就是处在西、北两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了。这倒是很符合广州岭南地缘中心的定位，加上广州的政治地位，应该是最有可能成为在技术和行政上成为现实的。两个城市圈的地缘特点，一如现在香港和广州一样，前者有的是港口优势；后者则有着地缘政治优势。其实香港也不能说没有地缘政治优势，最起码它那自由港的定位，可以让这个城市圈的属性更加国际化；而广州则凭借它政治中心的地位，执着在在珠江口西侧，向南扩张，以期为自己在增加在海洋上的话语权。 正是因为广州、香港，包括以经济特区而存在的深圳，在珠三角各具特点的强势地位，因此珠三角内部的竞争色彩十分明显。而这三个城市谁最终能够真正胜出，也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不过依照地缘结构分析，我们其实应该已经清楚了，深圳这个本来就因香港而生的城市，与香港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竞争问题。即使现在有制度的分别，二者以互补的形式走到一起也是必然的。真正的核心竞争形式，应该是会演变为“广佛”——“深港”之间的双城记。有一种说法是，广州有可能成为直辖市，这种说法的出处在于，2010年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公布了全国五大中心城市，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和广州，其中只有广州不是直辖市。如果广州真的成为直辖市的话，那么我们刚才为之所设定的城市圈，就很可能是他的辖区了。只是依照广州的地理位置，如果把它抓出来做直辖市的话，那么珠三角周边的山地归属势必会成为一个问题。直辖之后的广州，应该还是会愿意接受肇庆所辖的，西江流域的粤西山地，就象他们现在也愿意将之拉入珠三角这个圈子，和带入一体化的计划中一样。但对于清远以北的粤北山区，却未必有这个兴趣了。 实际上，要是真觉得珠三角的双城记，可能会影响到内部和谐的话，从地缘结构上来看，将深圳所属的东江城市圈直辖出来，倒不失为一个方案。虽然这样做，有可能使得潮汕地区也会有从广东分离出去的风险。但象长三角那样，由沪、苏、浙江三省瓜分，同样也可以很好的合作。所以重点并不在于行政如何划分，而在于大家各自的定位是否清晰。从这个角度看，珠三角目前的地缘格局，置于某一个核心管辖之下来统筹，也许并不利于整体的发展。就象很多珠三角的朋友，会觉得广州总是不自觉的会利用他的政治地位，来加强它已经弱化了了核心地位一样。 从技术角度看，现在谈珠三角地区会不会出直辖市，还为时尚早。依照各自的地缘特点，寻找合作对象来统筹出三个城市圈，会是更稳妥的方案，最起码在这被细化了的，珠三角二级城市圈中，核心区和腹地的定位，会比较明确。至于说直辖的机会，等到香港那50年的政治保证期过后，应该会是一个不错的机会。毕竟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城市，置于广州的管辖之下是不现实的。而那时候深、港同城化在非政治层面，也应该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了。至于说这个由经济特区和政治特区组成的新直辖市，需要从东江流域割取多少腹地，则要看当时的情况了。现在的“港深莞惠”城市圈如果能够成型，倒有为之打基础的意思在里面。 相比于广州、深港各具特色的地缘优势，珠江口的另一个基点，珠、澳就显得弱势了许多。与广州这个政治中心，在地理位置上同处于珠江口西侧，是其弱势的内部原因。最原始的影响就是，当广州希望增加自己的海洋影响力时，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政治角度考虑（深、港都有特殊的政治地位）他所能挤压的空间，更多的是集中在珠江口的西侧。而影响珠、澳地区地缘实力的外部原因，我们之前也分析过了，就是澳门本身的弱势地位，不能为之带来更多的国际化的地缘优势。同为特区的澳门，在清楚自己地缘实力的同时，所选择的定位甚至是伴生于珠江口东侧的香港，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为对他寄予厚望的珠海，带来多少实际利益就可想而知了。 既然珠江口两岸经济发展冷热不均的情况，是因香港这个强势基点的辐射力不同而生了。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想到的方案就是：建设跨越珠江口的“珠港澳”大桥。技术上看，象连接珠海、澳门、香港的这类跨海湾大桥，是很有必要的，它能够使一个两向的“V”型交通线，变成一个三角形的环路，从而降低整个地缘板块内部的交流成本。这种用技术改善地理结构的努力，在拥有长江口、杭州湾两个喇叭口的长三角地区，也在进行着。已经建成的杭州湾大桥，上海长江大桥，和正在施工的，连接上海（崇明）与江北的“南通”（启东）的“崇启大桥”，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实施的具体措施。以珠三角的先发优势来说，跨越珠江口的“珠港澳大桥”其实早就应该建了。之所以到现在才开始正式立项，还是因为珠三角错综复杂的地缘关系有关。 建设这样一条加强东、西顶点的交通线，对于整个珠三角板块的意义不言而喻。而受益最大的，还是本被寄预厚望，却在更具地缘优势的穗、深两地挤压下，而发展迟缓（相对）的珠海地区了。通过这样一条交通线，香港与珠海的直线距离，甚至要短于东莞。如果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这样一座大桥的话，那么珠海在承接香港甚至台湾的经济辐射、产业转移方面，和现在会有质的区别。当然，这样思考的前提，是承认珠海也必须和深圳一样，定位为香港的伴生城市。而在当初刚刚开放时，对外向型经济不甚了解的人们（包括决策者），很自然的会觉得，港、澳地缘潜力，并不会有质的区别。但时至今日，这种差异所造成的后果，已经让人不得不正视了。 以目前珠海的现状，和澳门的体量，要想做到珠澳同城，相伴发展还是可以的，但要想以其为核心，与北部的中山、江门两市，打造出一个能与广佛、深港相抗衡的城市圈，却是非常难的。但这并不妨碍，以西江下游为联系纽带的江门、中山、珠海、澳门四地，在交通、规划等方面建立起协调机制，以一个城市圈为战略目标，共同发展。至于说这个城市圈，最终是会被政治上更为强势的广佛（肇）城市圈所融合；还是能够自立门户，摆脱两个强势地缘板块的阴影，倒在其次了。基础设施建好（比如大桥、港口），经济搞上去，才能为自己获得更多的筹码。 既然从地理结构上看，珠、澳、中、山所占据的西江下游地区，还是有可能成为一个强势地缘板块的。那么我们倒也不妨试着来为这个城市圈，寻找一个向外拓展的腹地。比较悲剧的是，即使珠澳能够成为新的核心，并打造出西珠江口城市圈，他们也会发现，西北两江流域的腹地，已经是广佛盘里的菜了；而东江流域，很自然的是由共饮一江水的港深所辐射了。唯一有可能成为这个城市圈外围地区的，就是它西侧的“潭江”流域了。 说到潭江，绝大部分人会感到陌生。而说到开平“碉楼”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应该会有一部分朋友有印象了。如果再提起姜文的《让子弹飞》，那么相信电脑前的大部分人，都应该听说甚至看过了。在《让子弹飞》这部电影中，那中西合壁，让人耳目一新的“鹅城”就是在来潭江两岸的开平、台山两地取的景。而整个谭江板块，还有一个更能代表其地缘特点的标签“四邑”。所谓四邑，指的是潭江流域的开平、恩平、台山三个县级市，以及代管它们的江门市（地级）中的“新会区”。我们知道，在珠江三角洲以西，直到北部湾北部的区域，都是由一些独流入海的小型河流所覆盖。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这一沿海地区以及其南边的雷州半岛、海南岛，在古典时期一直都被帝国的统治者们，视为边缘的边缘，亦没有在中央之国的内部博弈中，发挥过突出作用。只是在现在，其北部湾沿海部分由于被划入了广西，才有机会将自己的海洋优势，向内地辐射。 作为一个拥有独立水系的区域，四邑板块很自然的在地缘特点上，也会与珠三角的主体文化有所区别。这一点表现在语言上，就是“四邑”方言虽然被划入粤语范畴中，但却与珠三角地区通行的广府话有很大区别。如果东西向的潭江，没有在即将汇入西江之前，因为山地阻隔而拐向南方，独流入海的话（二千多年前也是这样），那么成为西江支流后的潭江，与珠三角的地缘关系应该会更进一步。而现在的问题是，潭江的独流入海，与四邑板块的沿海属性，都增强了这个板块的独立性。其在近代史上的表现就是，使之成为了著名的侨乡（那些中西合璧的碉楼，就是那些华侨带回来的），能够有独立与外部世界交流的板块，总是会有更多的想法的。所以尽管目前在行政上，西江岸边的江门市，在行政上代管了开平、恩平、台山三市，并将四邑中的新会市，变身为直属的“新会区”，以加强对整个潭江流域的地缘联系。但这种跨流域的行政结构，在统一管理时总是会遇到更多困难的。 “四邑”地区较强的地缘独立性，对于本处弱势的“珠、澳、中、江”城市圈的独立前景，会有更加深远的战略影响。因此珠三角地区目前所能够上演的，应该还是广（佛）、港（深）的双城记。不过整个广东地区，珠三角这个核心板块并不是唯一。除掉四邑及其以西那片沿海边缘地区以外，南越的核心区和闽越之间，还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缘板块“潮汕”，而这个板块也是我们下一节的分析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