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岭南地区的华夏化来说，首征南越的秦帝国应该算是首功了。秦帝国以强制力，向岭南输送的数十万男丁，开始改变了岭南，尤其是广东地区的地缘属性。不过对于华夏文明的传播而言，秦人这次带有军事目的的大迁徙，只能算是一个开始，并不能算是大功告成。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次迁入的人口，成分比较单一，缺少以家族为单位的，氏族的整体迁入。那些经历过战争、疾病而残存下来的男丁（虽然没有具体数据，但以当地的环境和情况来看，消耗掉的会是大多数），尽管还能够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控制南越，但从族群结构上将之完全同化却是不可能的。假如后来的诸多帝国，没有持续的向岭南迁入人口的话，可以肯定的是，独立之后的“南越国”会不可避免的彻底本土化。即使他们的贵族阶级，可能仍然会以自己来自华夏的血统为荣。 真正让岭南成为华夏之地的，并不是象秦汉这样的强大帝国时期，而恰恰是两晋、五代这样的乱世。由于中原地区的持久动荡，汉族开始了周期性的，大规模的衣冠南渡。这种情况下，长江、珠江流域的华夏属性都一次次的得到了加强。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珠江流域并不是北方人口迁入的第一选择。或者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珠江流域其实是在接受长江流域的二次移民。那些先期在长江流域落脚的华夏移民们，在稳定并实现人口增长时，很自然的会向外进行自然渗透，而珠江流域正是在这种波浪式的移民过程中，真正实现华夏化的。 华夏民族在长江、珠江流域的转进过程中，江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站。说到这里，我们肯定会想到，这是因为大庾岭上的“梅关”通道，在沟通岭南中的重要作用。但其实在民族的缓慢自然迁移过程中，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基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江西封闭的地缘结构，有利于成为一个人口储备库。就这一地缘特点，我们曾经不止一次的提及过。在最能反映出中央之国核心区内，诸板块特点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一特点就表露无疑了。当江东这他们的吴越文化而自豪，两湖孕育了楚文化之时，江西这个由大别山、罗宵山、南岭、五夷山等山脉合围起来的地缘板块，只能在两个强势文化区中间，以“吴头楚尾”的模糊定位自据。即使是在现在，两湖之地暂时已经退居二级地缘板块。长江角和珠三角因为经济原因，成为地缘重心之后，江西的地缘位置，依然是摇摆不定，无法明确自己究竟应该成为哪一方的腹地。 当然，也不能说赣江流域就完全是一个封闭的地缘板块，所谓的封闭只是相对于它周边的几个省份而已。最起码赣江下游的鄱阳湖及其周边地区，在长江成为博弈主战场时，还是能够发挥枢纽作用的。赣江下游的鄱阳湖平原，成为中央之国核心区的时间，并不会比江东、两湖地区晚多久。当年的吴、楚两国在发展壮大后，都会很自然的沿江向此渗透。比赣北的鄱阳湖平原相比，赣南的那些丘陵区，就要边缘许多了。但历史还是给予了赣南地区登上地缘博弈舞台的机会，比较知名的有两次，一次就是我们这一时段所分析的对象“客家”；另一次则是红色政权的诞生了（如果仔细对比二者的地缘背景，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所覆盖的区域、重心基本雷同）。 从地形图上看，江西的北部，是一个完美的盆地形结构。赣江下游和发源于周边山地上的众多支流，共同汇集成了鄱阳湖，并为之带来的大片的平原区，而东西纵深稍短的江西南部，情况则正好相反，丘陵地貌为主的地形，相间着由赣江上游诸多河流所冲积而成的河谷平原。其地缘中心赣州，及其所辖的19个市县（区）都是依这些河谷平原而生。而赣州这个地缘中心，正是这些扇形的赣江上游支流所汇集的中心，象是一个扇柄一样，牢牢的控制着江西的南部。 在现实的生活中，行政区域并不会总是按照地理结构来划分的。不过在江西这个与世无争的地缘板块中，二者的贴合度还是很高的，特别是在赣南地区。如果在地形图上观察赣州地区的边界的话（详见“赣南地缘结构图”），我们会发现，它的边界就是在赣江上游支流（所有汇入赣州这个点的河流），与赣江中游地区支流的分水岭上。这种能够真实反应地理结构的行政划分，往往也是最稳定的。 由于赣州这个地级市的行政结构，与地理特点高度吻合，因此“赣州”这个行政名称，与“赣南”这个地理名词，往往有着共同的地缘含义（除非特指赣州市这个点）。而在“客家四州”这个地缘概念中，所指向的其实也就是整个赣南地区了。 不管是象秦人那样的武力征服，还是象东晋、南宋那样的，有组织的衣冠南渡。亦或是以家族为单位的自然渗透。农耕属性的华夏民族，所最先选择的肯定是平原纵深较大的地理单元。以我们这阶段所涉及的地理单元而言，赣江下游的鄱阳湖平原，以及珠江下游的珠三角平原，肯定是最先被覆盖的。如果这种迁移，是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的，那些来自同样方位的移民之间，并不会出现主客之分。就象古典时期末期的“蓄水开闸”式的“闯关东”一样，当时的移民，以及他们的后代，就不会去深究移民时间的问题；而象台湾这种前后拉据时间较长，且分段式的集中移民，就容易形成主、客之分了。 相比于后期的北方移民，早期的移民所在遇到的困难其实要更小些。这个困难指的是获得赖以生存的土地。毕竟这些在政治和技术上都更为成熟的华夏移民，对面对这些地区的土著民族时，有着综合性的优势，更何况在那些中原王朝南退时的大规模移民，本身还有着国家强制力在后面支撑。这其实也是个地缘规律了，并不能单纯的从现在流行的“人权”角度来解读。否则要深究起来，台湾的所谓“高山族”，最初也不是居住在高山之上的，所谓的本省人其实也是外来之客了；而建立美国的欧洲人，更应该把土地和野牛，还给印第安人了。 当鄱阳湖平原、珠三角平原，已经被先期的北方移民消化殆尽后。后期再因为战乱而大规模南迁的北方移民，在面对有着共同文化背景的技术特点的本地居民时，就没有优势可言了。如果他们的数量较小，很自然的选择就是以个体的形式，融入当地的氏族中去；但如果是大规模的移民，就只能在早期移民还没有完全覆盖的区域寻找机会了。这种时候，在大平原之外的，次一级的丘陵地带便是这些无法融入当地氏族的，“新移民”的立身之处了。在赣江流域，并不能说鄱阳湖平原周边的山地丘陵之中，就不会成为这些急于寻找土地的，新移民的开发区。但在历史的推进过程中，远离地缘博弈中心，地理结构上又封闭自成体系的赣南地区，却是最有机会让这些后来移民，保持住原有特点的板块（想保持住自己的族群特点，必须有一定的规模支撑）。如果赣江上游地区就是北方移民的最后一站，那么作为一个地缘死角，赣南最终的命运还是会被更强势的上游文化所同化，或是在保留自身特点的情况下，处于附属地位。就象珠三角的直接辐射区里，其实还有很多次一级的地缘板块，但都被归入了广府文化区这个大板块（如四邑）。事实上整个江西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外部对于这个地缘板块的感觉，除了“赣”这个文化标签，一般并不会认定它还有另一个，与之等量的文化。而另一个相反的例子，则是四川盆地对立了三千年的巴、蜀文化。 赣南地区因为“客家”文化而提升了自己的地缘影响力，其实并不是在自己的直接作用下。如果后来以“客家”自居的那些晚期移民，没有持续的向沿海地区渗透，客家文化是绝对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知名度的。也正因为如此，作为客家移民的第一站，也是重要基地的赣州，在客家人所认定的核心区“客家四州”中，客家的自我认同感，反而是最低的，内部的土、客划分也相对模糊。这倒也是一件好事，本来就是一个民族，一定要按先来后到的次序，搞的那么清楚其实也没有什么必要的。所以我们在这部分的附图上，所圈出的“客家核心分布区”，只是说这些地区，是客家文化分布的核心区，而并不是说籍贯是那里的朋友，就一定是客家人，或者说自认是客家人的比例，就一定占优了。至于说自己究竟算不算客家人，就我个人的看法，还是自己说了算。毕竟我一向认为，所谓“族”的划分，无论什么层次的，还是以文化认同感为准的。相信在“客家”身份没有成为一个拥有特殊权利的群体（比如高考加个分什么的），并被以某种书面形式确认之前（比如印在身份证上），认同自己是客家的朋友，绝大多数都是真实意思的表达。 既然说客家文化成为一个有明显识别度的文化，是因为由赣南地区向外，所进行的二次迁徙而造就的。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来研究一下，这些先民的迁徙路线了。理论上一个族群在一个地区稳定后，是可以向任意一个方向自然渗透的，只是在这些渗透过程中，相对空间较大的方向，会成为主力突破方向罢了。象赣南的客家文化也是如此，在西北、东北两个方向，赣江上游支流与中游支流的分水岭的北部（吉安、抚州两地的南部边缘）；以及罗宵山脉的西侧（湖南的东南边缘），也都有客家文化区的存在。不过这些自然渗透，在湘、赣两个强势本土文化的压力之下，都没有形成规模，并为客家文化的发展，作出关键性的贡献。 如果按照地正常的思路，再次迁徙的客家先民们，最有可能选择的迁徙路线，应该是跨越大庾岭，然后沿北江向南，直至到达珠三角地区。而实际上，这种情况也的确发生了，至于北江上游的韶关地区，仍然是客家文化的重要分布区，也被我们划到了“客家核心分布区”内。问题是这条最容易选择的路线，也一定会被早期移民所看中。特别是在早期移民占据了北江下游的珠三角地区，并形成强势文化区后。粤北的这些后来者，即使能够在与土著族群的博弈中，在北江上游的河谷、丘陵中得到栖身之地，也不大可能发展成为，与珠三角的广府文化，潮汕地区的潮汕文化并立的“客家”文化。更有可能的是，依据一般的地缘规律，成为下游地区的子文化区。既然客家人和客家文化，在赣南初步形成后，向北、西、南三个方向进一步渗透时，会遇到强大的湘、赣、粤文化阻击，那么他们唯一有可能的突破口就应该是在东面的福建境内了。不过从地理结构来看，这个方向应该是最没有发展前途的。在分析闽越时，我们已经十分清楚了福建的地形。可以说，这个沿海省份是中国山地密度最大的省份，以至于我们在扫视地形图时，无法在它的腹地找到一个稍具规模的平原区。有限的几个稍成规模的平原，也是沿海岸线分布沿海冲积平原。更何况福建和江西之间，还隔着高大的武夷山脉。即使客家先民，有本事翻越武夷山脉，并且沿着那些发源于武夷山脉东麓的河流（如闽江），穿越这些大纵深的山地，并最终到达这些沿海平原。他们也会发现，在此生存了数千年的闽越族人，也不会给他们机会来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的。更何况在这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当年沿海迁徙至福建沿海的这些“越”人，早就沿着这着河流，溯江而上的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到了腹地。即使后来，闽越族人同样已经华夏化了，基于地理结构而保持的地缘结构却并不会发生多少变化。就象波斯人后来成为了穆斯林，但伊朗高原地缘结构的完整性，却并没有因为意识形态而改变一样。 尽管客家文化向福建境内渗透，有着非常大的困难，但福建在历史上却的确成为了客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其境内的两个地缘标签，即有客家祖地之称的“石壁村”；以及位列“客家四州”之列的“汀州”，都在客家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如果客家先民没有向福建境内迁移的话，今天的客家文化就不会有这样广泛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而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先要来看看，当年居住在赣南的客家人，是遵循什么样的路线，迁移到福建境内的。从所附的《赣——闽“客家”地缘结构示意图》上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江西和福建的分界线，是按照武夷山脉的分水岭来划分的，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两个地缘板块之间，就没有联系紧密的区域了。当武夷山脉向南即将走到尽头之时，它也象所有的山脉那样，无论是高度还是密度，都有所下降，这就为赣闽两地之间族群迁徙提供了便利。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武夷山东麓整体都是高密度的山地，但在西南部，也就是武夷山余脉相对应的区域，却有着一小片相对下陷的区域。尽管这些相间于山地之间的，小型的河谷盆地是那么的不起眼，但对于本来就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客家先民来说，能够有这种不上不下的，相对平坦的区域，来继续他们的农耕事业，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事实上，当我们从空中俯视赣、闽、粤交界处之时，就会发现由于分割三省的大庾岭、武夷山余脉等山体，与周边山体之间相比并没有高度上的优势。因此三省在这一地区的地理分割并不明显。而相对宽松的地理条件，广布的河流，也生成了许多小型的河谷盆地。这些地理特点，都为农业属性明显，却又无法在大平原地带拓展生存空间的客家先民们，提供了生存、发展的可能。这种地形，加上三省交界的边缘地位，都为客家文化保持自己的特点，提供了地缘上的基础。 尽管依照山脉的走向，赣、闽、粤三省交界之处的切割算不上明显，但如果我们把视线转移到河流上面，就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地理规律了。当赣南的客家先民们，沿着赣江上游的支流逐步迁徙至分水岭西侧，并最终跨越分水岭，向闽西南进行自然渗透时。他们需要在武夷山脉中找到一个突破口，以为持续的移民行为提供战略通道。这个突破口的战略作用，类似于湘桂走廊。有这样相对平坦的平原带，成为枢纽来过渡两个水系，两个地缘板块之间的联系就能够变得更加紧密。 相比秦人利用湘桂走廊这条狭长的平原带，强势向岭南渗透，在跨越武夷山脉之中，寻找连接赣、闽两地水系突破口，要更有难度。毕竟作为一条山脉来说，武夷山脉的发育完整程度，要远高于由诸多丘陵组成的“南岭”。不过这个突破口最终还是被找到了，它就是“石壁盆地”，而客家人的祖地“石壁村”，正是位于这个面积只有200平方公里的，镶嵌在武夷山脉之中的小盆地之中。石壁盆地这个地理名词，也正是得自于石壁村这个客家文化中的著名地标。象石壁盆地这类镶嵌在山脉之中的，地势相对较为平缓的小型盆地，在那些争夺激烈的地缘板块，往往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比如太行山中，扼守飞狐陉的涞源盆地；中条山中的“虞原”（“假途伐虢”故事中，那个悲剧的“虞国”所在地）。如果赣、闽两省是中央之国内部争夺的焦点所在，石壁盆地也应该会具有同样的战略作用。不过历史并没有给这两个省份以机会，成为重要的战场。而“石壁”这个地理单元在交通上的跳板作用，却通过客家先民的迁徙而得以流传于世。 从本身的地理结构来说，石壁盆地的轮廓大致呈现为一个“口”字型，给人的感觉就象是一个“家徒四壁”的房间，石壁之名也正是来源于这种直观感受。也正是这种地理结构，和地理位置，才让客家先民有机会躲避已经涉及到赣南地区的战乱，在此蓄势准备二次迁徙。 关于客家民系最初形成的时间，一直以来都有不同的观点。因为中国历史上北方马上民族入主中原，以及随之而来的，汉民族大规模衣冠渡的情况发生过多次。秦汉时代，开启了岭南华夏化进程，并带去了最初的华夏移民，是没有异议的。而之后到底是哪一次移民，直接促成了客家民系的形成，尚无法确定。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是一个划分标志。在此之前的移民，已经占据并充实了较好的地理单元（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并转而形成了土著的华夏文化，也就是现在的以以珠三角为核心区域的粤语文化，或称广府文化。这种断代不无道理，在我们曾经解读过了，大庾岭南具有门户作用的地理单元“浈江谷地”（南雄盆地）中，有一个在广府文化中具有与客家文化的“石壁村”具有同等地位的祖地：珠玑巷（南雄市区东北10公里处）。而这个华夏移民南迁岭南的中继站，所能够直接追溯到的年代就是唐代（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梅关古驿道，就是唐代重新整修并拓宽过的，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移民高峰期）。当然，珠玑巷也好，石壁村也好，所代表的并不只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地理单元，或者说地缘板块。从地缘板块的角度来看，整个浈江谷地和石壁盆地，都有理由接受广府和客家后裔的祭拜的香火。 在一个民系的形成过程中，总是需要有一个能够直接追溯到的时代的，否则都按五百年前是一家的标准，往上再追溯的话，广府和客家文化都是由共同的华夏先祖传承下来的。只是如果大家都这样想的话，地球上倒也真正和平了，往上数到人类走出非洲的时代，地球上所有的人（如果没有外星人冒充地球人，杂在其中的话），都一定可以找到共同的祖先。不过非常明确的一点，我们在这里解读广府和客家的源流，主要目的并不是一定要将这两个民系区别并对立起来，而是从整个华夏文明扩张的角度，来探究其间的地缘背景。相信在岭南土、客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也没有人会否认自己的华夏身份。 与汉族内部的其他民系有所不同的是，客家民系往往非常强调自己的华夏属性；而包括广府在内的其他民系，也因为自己的移民时间早，而认为自己保存有更多的华夏原始文化基因，因此也经常出现关于谁才是正宗的汉族后裔之类的争论。其实经过之前的分析，大家其实应该已经清楚了，土客的区别，无非是移民时间的问题，最初的来源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既然大家都认可自己的华夏身份，究竟谁更正宗的争论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即使从技术角度看，也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客家如此强烈的华夏认同，却也的确是有地缘背景的，而这与客家意识的形成，更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下一节的内容，就会为大家揭开这一层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