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 — 张楚的建立和诸侯的复国

陈胜为了这次起事，是做了很多准备的。让人记忆深刻，并在后来的历史中，无数次被模仿的是二件事：一是他让吴广把书写了“陈胜王”字的帛书放在鱼腹中，然后故意让戌卒发现；二是吴广躲到营地外面，学狐狸的声音呼唤“大楚兴，陈胜王”六字。不可否认的是，以古人的认知来看，这种心理暗示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只是单凭这些装神弄鬼的方法，就想成大事，却是不可能的，否则那些江湖术士早就登堂入室了。　　真正让陈胜成为抗秦义军领袖的，是他在政治上所拉的两杆大旗。其中一杆，就是楚人的英雄——项燕；另一杆，则是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至于“扶苏”这个人，相信只是对秦朝历史略知一二的人都应当知晓。在赵高的策划下，这个本来应该接位的长子，被放逐到了北地，与蒙恬屯兵以御匈奴（随后便被迫自杀），而秦二世也成为了受赵高控制的“胡亥”。将秦始皇的长子，与楚国末期最知名的大将放在一起，并假称二人未死，是这场起义的领导者，看起来是非常可笑的。毕竟他们二人即使真的还在世，也没有可能走到一起。陈胜之所以要这么做，为了就是能够最大限度的，激发帝国内部的反抗意识。　　如果仅仅是假托顶燕之名起事的话，那么陈胜所能鼓动和影响的地区，最大限度也就是在楚国灭亡前后，被秦吞并的国家。这些基本上处在太行山——大别山以东的区域，其青壮年阶层，基本上还存有对故国的记忆（直接或被父辈间接影响），并因为有比较，而更容易对秦国的高压统治更反感。至于那些被秦人占据了超过50年的区域，其居民的国家认同感，已经趋向于秦了。这其中就包括了楚人当年的根本之地，两湖之地和南阳盆地。在公元前278年，白起攻破郢都之后，楚地的概念就开始东移，淮河也成为了楚地最为重要的中轴线。　　对于那些，已经被秦国成功消化掉的六国故地，以及秦人的根本之地来说，项燕这张牌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不过将扶苏这个“太子”拉出来，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毕竟“废长立幼”这种事，在中国古代是有违祖制的。在这个政权交接期，以这样一个方法来干扰秦人的内部凝聚力，在政治上是一步好棋（秦始皇亡于前210年，大泽乡起义随即在前209年爆发）。

相信陈胜在拉“扶苏”这杆大旗来做虎皮时，并没有寄希望于秦地（帝国已经基本消化的地区）也会响应他的号召，共举抗秦大旗。究其根本，这只是用来扰乱对手的战术。陈胜真正能够依托的，还是楚地这个抗秦意识最强的根本之地；认为能够引发连锁反应的，也正是太行山以东，那些入秦不久的诸侯之地。正是基于这个战略需求，陈胜并没有选择回撤到楚地腹地，去建立他的“张楚”政权。而是以攻击者的姿态，向西北方向前进，将楚国曾经的都城“陈”郡（前278年——241年。河南省淮阳县，楚人退出江汉平原后，即建都于此。），作为了基地。　　　　事实上从防御的角度来看，“陈”郡并不是个好的选择。一是就这块土地的原始属性来说，并不是属于楚人的势力范围。在他们和周人对抗的时期，隶属于周王朝的“陈国”，就已经将之华夏化了。也正因为如此，这块曾经被楚文化履盖过的土地，后来还是成为了中原的一部分。当然，在陈胜所处的年代，陈郡的原始属性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块土地，始终处于楚地的边缘区域。在公元前241年，迫于秦国的压力，楚人不得不将国都再次迁至淮河以南的寿春之时（安徽寿县），秦人就已经将控制区扩张至此了。将这样一个脱离楚国控制长达三十余年，又处在楚地边缘的城邑，作为都城，对于刚刚起步的“张楚政权”来说，是存在很大风险的。只能说陈胜对于今后的发展，持乐观态度，这从他取“张大楚国”之意，将政权之名定为“张楚”便可以看出。如果只是想割据一方，和秦人打持久战的话，淮南的“寿春”，以及江东的“吴”郡都会是更好的选择。　　其实陈胜这种以攻代守的战略，并不能说是错误的。以秦人的力量来说，即使在他们以诸侯的身份进行攻击时，楚国仍然处于劣势。现在的秦人，已经成为了中央之国的主人，拥有更为强大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寄希望于与秦人划淮河或者长江而治，是非常不现实的。唯一的机会，就是尽快把水搅混，在楚地和整个山东（太行山以东）之地引发抗秦的连锁反应。基于这个战略需求，将自己的基地放在楚地的北部边缘，即能以攻击者的姿态，给其他诸侯之地的遗民们以信心。也能第一时间对秦人的军事行动作出反应。

从名义上看，陈胜为自己的政权取名“张楚”，自然是想复兴楚国。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名义罢了，陈胜真正想建立的，还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政权。秦朝以后的历史，一直被我们的教科书定义为“封建社会”，如果单从字面和它所对应的欧洲的时间特点来看，周人所建立的社会结构，才算得上是“封建”。不过这并不表示中国这两千多年的时代，不能当成一个单独的时代来看。我们可以为这个时代找到很多特点，比如那独具东方特色的，强大的中央集权意识。而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这个时代的阶级通道已经完全从意识上被打通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先秦，一脉相承的贵族体系，是非常稳固的。即使出现了象周代商这样的朝代变更，其前朝的王族血脉也会得到尊重（宋国的建立）。换句话说，在那个时代，如果你没有显赫的贵族出身（哪怕是附会的），就基本没有可能出现在历史的视野中。当然，这并不代表你没有机会立国，甚至改朝换代。但前提是，你必须先在体制内谋得一个贵族身份的认定，循序渐进的完成这一切。这就好象是西方贵族身份的姬氏，可以建立周王朝；而平民身份的“拓”，却只能成为“盗拓”一样（此处有误，盗拓非平民出身）。而陈胜以庶民的出身，喊出“王候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却彻底打破了，贵族体系神圣不可侵犯的惯例。这句口号也在后来的历史中，无数次激励着他的模仿者，去彻底打破旧有的体系，以塑造一个新世界。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近代史上这场大革命的文化根源，并非来自于德国或者俄国。（这种意识，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远比那些仅仅是在表面政治体系，完成所谓民主化进程的国度要来的重要）　　　　在技术层面上，陈胜的出现还是要感谢伟大的始皇帝，所建立的中央集权体系。秦人的创造力在于以帝国的形式取代王朝的封建结构，来控制中央之国这个庞大的地缘板块。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所有能够被秦人找到的诸侯宗室，都被强迁到了咸阳，以集中管理。这在政治上，就为那些试图重新洗牌的六国遗民们，留出了政治空间。尽管在秦人的巨网之下，并非没有诸侯王族漏网，但看到机会的“准政治家”们，更愿意看到陈胜这个完全没有贵族背景的人，成为精神领袖（如果陈胜都可以，那些出身更好的人，不是更有机会了）。正是在这种普遍的心态下，由陈胜所派出联络魏、赵、燕等地抗秦力量的人，都纷纷以同样的形式，借尸还魂的复活了这些诸侯国。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不会对旧有体系表达敬意的，毕竟这个体系才刚刚瓦解，还远没有彻底的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否则也没有必要借这个躯壳了。陈胜授意可以做魏王的代表（周市），就充分表达了这种敬意，将他所找到的一个魏国王裔，立为了新的魏王。不管别人怎么想的，反正旧有的体系，对于陈胜来说，只是一个工具罢了。他甚至把一个会错了意，将一个漏王孙立为“楚王”的下属杀掉，以避免楚国的反抗力量从自己手中分流。　　　　其实陈胜最初只是想借着楚地庞大的地缘基础，来独立对抗秦人的。他并不希望，那些诸侯故地也出现“王”一级的势力，来和他平分秋色。不过在这一切无可避免的发生之后，陈胜也就接受了这个现实，并寄希望于自己成为王中之主，以联盟的形式来共同对抗秦人的反攻倒算。至于颠覆秦帝国以后，再怎么样办，陈胜本人倒是没有机会实践了，只不过同为楚人的刘邦和项羽还是领衔主演了这场火并大戏。　　如果说楚、魏、赵、燕四地“复国”，都是系出陈胜的“大泽系”的话，那么齐、韩两地的情况就稍显特殊了。齐地地缘位置，使得他们的表现和战国后期一样，总是希望游离于合纵体系之外。在“大泽系”的义军，希望到齐地发展时，齐人的选择是不合作（并打跑了陈胜的部下）。当然，这次他们绝不会再傻到去和秦人同乘一条船了，只不过齐人选择了由自己来拥立新的“齐王”（能沾上贵族血脉的“田儋”）。　　　　不管是否出自正统，之间的关系如何，六国当中的五国都算复国成功了。在这种情况下，同为战国七雄的韩国，也没有理由不找出个代表来参与这场“王的盛宴”。只不过陈胜从起事，到失败被杀，前后不过半年时间，实力最弱的韩地还没有来得及想好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参与这场聚会。之所以会有这种犹豫，还是因为韩地那尴尬的地缘位置。无论是大泽系里那些有野心的将领，还是残留的韩国宗室，都十分清楚，一旦秦人反扑，新成立的韩国都会无可避免的成为双方博弈的焦点。相比于齐地那种超脱的位置，任何想以韩地为根本称王的人，都会心生顾虑。当然，顾虑归顾虑，在六国纷纷复国的大背景下，韩国人心目中的复国热情，也不可避免的被点燃的。只不过这个想法，是在项羽取代陈胜成为义军领袖后，才得以实现，而促成此事的倒是一个名人——张良。　　　　回头看看秦末这场洗牌，倒是和20世纪上半叶的情况，有几分相似。当一个旧体系被推翻之后，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尝试并在其中，蕴含着各种层面的力量角逐。从这个角度看，秦人所建立的帝国，也只是一个过客，能够为这个阶段画上句号的，就是刘邦所建立的汉帝国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为这事隔两千多年的历史阶段，寻找一下对应点。就我个人而言，对旧有贵族体系，留有余地的项羽，和试图建立全新体系的刘邦之间的“楚汉相争”，倒是和国共之争有很高的可比性。只是不知道，在那个全民皆政的年代，有没有人以刘、项二人的阶级出身为切入点，试着解读那段历史。　　　　楚汉相争固然是这段历史的重点，不过在陈胜的“张楚”政权失败前，项羽也好，刘邦也罢，都只是遍布楚地的义军中的一员。而现在陈胜的政治定位，其实是和春秋的霸主，或者战国合纵联盟的领导者类似。不管更象哪种定位，陈胜都是只出头鸟。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陈胜和秦人之间是如何博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