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系列 — 罗马公民范围的扩大和“苏拉独裁”

       马略在军事层面上做出的改革，只是这个庞大国家急需修正的一个方面。罗马此时所遇到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到底应该以农立国还是以商立国的问题。如果选择以农立国，那么庞大的自耕农阶层就必须维持，并且做为国家存在的基础。对于这一点，远在东方的华夏文明的认识是最为清楚的。每一个王朝的更迭，几乎都是一次土地的再分配。反之，如果选择了以商立国，那么是否有自耕农这个阶层就变得不重要了。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农”，指的不是农业这种生产方式，而是“农民”这个阶层。简单点说，在商本国家（比如迦太基）依然有可能会有大量农业经济存在，但这种农业更多是以奴隶庄园的形式存在。这使得依靠农业经济生存的人口比例大为降低，国家的性质自然也就不会是农本了。　　农本与商业之间的博弈，离我们最近也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国的南北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以奴隶种植庄园为经济基础的南方，之所以败给以工商业为经济基础的北方，很大程度就是因为人口方面处于劣势（战争初期北方约2200万人口，南方约910万人口）。尽管这跟南方联盟覆盖区域要比北方小的多有关（约占美国国土总面积20%），但我们更应该注意到，战斗效率强于北方的南方，人口中有将近一半为黑人奴隶。在战争开始之后，这部分人口整体到底是起正作用，还是反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回到罗马的问题上来，实际上罗马当下所遇到的问题，还不仅仅是农业比例人口的问题，比之更为尖锐的还有罗马总人口的问题。由于受地中海文化圈的大环境影响，罗马在扩张过程中所采取的模式，并非是那种以血缘为纽带，着重于人口渗透的农本模式，而是对被征服地区采取相对宽松的间接管理形式。大多数被征服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被保留下来，并以同盟国的身份加入罗马帝国。这使得罗马共和国的行政结构有些类似于今天的联邦模式。只不过这些盟国的国民，大多数在政治上并不能取得与罗马人平等的政治权力。这也意味着，真正的“罗马人”在他们所统治的区域里其实是少数派。　　类似的“间接统治”情况，后来也发生在大英帝国的海外扩张上。即使是那些几乎没有原住民国家的地区（包括印地安人地区），英国也会为殖民地的移民进行制度设计，以使之在政治、经济上达到自立。这种做法一方面更容易为被殖民地区所接受；另一方面也让中央政府对被征服地区的管理成本大为降低，使得英国在殖民地的扩张上更加有效率。当然这种遵循商业原则而定立的扩张路径，权力与义务是相对应的。具体到到国民待遇问题上，就是公民权的差异了。　　尽管罗马目前看起来已经统一的意大利半岛，但其内部诸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却依然分割严重。中南部的非拉丁系地区，此时仍然没有或者只享有部分公民权。更大的问题在于，在战争时期，这些同盟者所需要承担的义务其实并不比罗马公民少。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91年——前88年期间，罗马共和国内部爆发了一场“同盟者战争”。中部山区及南部大部分地区，都站到了罗马的对面。这些罗马原来的同盟者，甚至第一次将“意大利”这个地缘标签推向了政治舞台（他们所成立的新国家就叫“意大利”）。　　由于罗马此时已经透过辛布里战争成功的进行了军事改革，这场席卷意大利半岛中南部的内部战争，最终还是被平息了下来。不过这场胜利并不能单纯认为是军事上的胜利。如果没有胡萝卜相辅的话，罗马的大棒再厉害，战争也会拖上很长时间。罗马在战事开启之后，很快便在政治上进行的妥协，才是内部矛盾得以迅速平息的根本原因。这个妥协就是，只要反叛者在规定时间内放弃抵抗，就能够获得罗马公民权。　　经历过同盟者战争之后，除波河平原以外的意大利半岛，终于真正成为了“罗马”的一部分。至于内、外高卢地区，罗马人暂时还没有想过，要让那些看起来还未完全开化的凯尔特人成为罗马人。如果按照我们在中央之国的划定标准来为这一阶段的罗马划定一个核心区的话，亚平宁山脉北部分水岭以及源出其东的卢比孔河就是其北方分割线。
　　事实上，扩大公民权对于罗马来说并非坏事，现在的整个地中海都是罗马的势力范围了，无论从行政还是军事的角度，罗马都需要更多的公民来帮助他们管理、经营这些地区。这一点也跟英国的情况类似，当英格兰人的视野仅仅局限于英国本土时，苏格兰人就不可避免的会成为英格兰人压制的对象。而当大家都发现，可以把扩张的方向投向新世界时，共同的利益就使得苏格兰人有意愿成为英国公民。今天的苏格兰之所以在历史机遇面前暂时放弃了独立，根本原因也在于经济利益。或者说目前留在英国，能够为苏格兰人带来更多的利益。
      “罗马人”概念在意大利半岛的扩大，无疑从战略层面增强了罗马的国力，而马略在不改变公民军队基础的前提下，将罗马军队变身成为职业军队，更让罗马军队恢复了战斗力。然而对于罗马来说，这样的改变仍然存在很大的战略风险。最大的问题在于两方面：一方面义务兵制下，公民服役更多是与公民权捆绑在一起，能够参军本身，就意味着你拥有较多的政治、经济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军队所效忠的对象并非某个将领而是国家。　　另一方面，军队的非职业性，使其只是在战争时期才被征召。其统帅也是由一年一选的执政官担任。这种形式弱化了军事将领与军队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的避免了军队本身成为影响政治的力量。现在为了对抗外部压力，罗马不得不让他的军队职业化、权力集中化。这种改变的确使得罗马渡过了外部危险，并使之在接下来的40年时间里，击败了希腊王国最后的抵抗者——本都，以及试图取塞琉古王国而代之的亚美尼亚人。然而任何事情都有利弊两面，军队职业化虽然让罗马使用武力的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但军队本身也更加独立了。由于军事将领能够长期和军队在一起，并成为士兵薪酬的具体发放者，罗马军队的主要效忠对象，不可避免的由国家转向个人了。　　当然“兵从民出”的基本体制，还是能够同时保证军队不至于做出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来（这点迦太基、希腊的外国雇佣军就做不到了）。问题在于，谁才能代表国家？如果军队的指挥者以国家的名义来夺取权力的话，那么他们肯定要比那些罗马城中的元老们，更有机会说服士兵的。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内部的权力之争开始变得异常血腥。除了军队的指挥者本身，会很自然的倾向选择使用武力来改变权力归属以外，反对这种现象的政治家也会被迫开始组织军队来与之对抗。由于军队的管理效率，来源于权力的集中。当罗马的最高权力开始为军事家所左右时，他的政权体系也就不可避免的开始倾向于集权了。　　罗马所遭遇的第一次军事独裁危机，爆发于同盟者战争结束的那年（公元前88年）。始作始作俑者就是主导军改的马略，以及他的副手苏拉（朱古达战争的终结者）。只不过，最终的胜利者并非是打开这一潘多拉魔盒的马略，而是苏拉。当然，对于马略来说这也未必是坏事。这样的话，他在后人的印象中更多是以一个帮助罗马中兴的改革者形象出现，甚至在这场权力之争中，被塑造成为了民主的悍卫者，而他的对手苏拉，则成为了罗马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独裁者。　　之所以说苏拉是第一位“真正的独裁者”，是因为独裁本身对于罗马来说并不是新鲜事。虽然为了权力的制衡，罗马是以一年任期为限，同时选举两位执政官来管理国家，但如果出于战事需要，罗马也会在危急时刻任命一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战事独裁官”（任期半年），以提升国家和军队的运行效率（在公元前501年就出现了这一制度）。最为著名的战时独裁官，当属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以“费边战术”而闻名于世的费边了。不过在战胜强大的汉尼拔之后，罗马认为自己再也不需要这种危险的方式了。此后的100多年时间中，罗马也没有出现战时独裁官（最后一名战时独裁官受命于公元前203年）。　　当军队成为左右政权的主要力量之后，罗马共和国的体制基础也开始出现了动摇。具体表现就是，以武力夺取政权的苏拉，第一次让罗马出现了无任期限制的独裁官（公元前81年）。这实际上是将单纯为应对战争威胁的临时性的“战事独裁官”，变身成为了对内执掌政权的“体制独裁官”。虽然这种改变还披着民主的外套（通过了相关的法律程序），但这一转变很明显的使得共和国性质的罗马，向帝国体制迈出了关键一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苏拉很有可能成为罗马帝国的创建者（即使没有加封帝号）。　　不过苏拉实际并没有把握这次历史机遇。在升格为独裁官仅仅两年之后（公元前79年），苏拉便主动放弃了最高权力退隐乡间（次年病故）。甚至为了维护共和体制，避免军事独裁情况再次发生，苏拉还将卢比孔河定位为罗马的内外分割线，并且禁止那些征战、管辖那些边缘地区的军事将领，率军越过此河进入罗马核心区。　　关于苏拉为什么在权力顶峰时主动放弃，一直以来众说纷纭。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一项制度的转变本来就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象罗马这样运行共和体制已久的庞大国家，无论是军人政治家集团的养成，还是让民意接受这种军事独裁都需要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做为第一个吃螃蟹的苏拉，即使不主动放弃，也很难马上让罗马人民放弃之前的政治体制。从技术上看，只有当罗马的大部分公民，自记事时起，就已经习惯于生活在新的体制下时，一切才会水到渠成。　　当然，具体到人文历史，这一切都还是需要能够把握历史机遇的人来推动的。那么将罗马共和国推向帝国时代的推手究竟是谁呢？相信大家都已经想到了，他就是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