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系列 — 萨珊波斯的崛起与罗马的分裂
罗马最后一次入侵安息统治下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在图拉真死后的第100年（公元217年）。不幸的是，这次率军亲征的罗马皇帝（卡拉卡拉），刚刚启程不久就被自己人暗杀了。为了不被帕提亚人乘虚而入，其继任者不仅放弃了前任夺取的安息领土，还支付了大笔赔款。不过事实证明，罗马人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因为帕提亚人自己的麻烦，要远大于罗马。不管再强大的国家，总有走向没落的一天，罗马和他的宿敌安息也不例外。只不过，结构更加紧密的罗马，能够亲眼看着自己的对手倒下。
当帕提亚人还在西线和罗马人纠缠不清时，伊朗高原三大板块之一的“波斯”，也看到了再次崛起的机会。我们知道，高原北部的帕提亚人崛起之前，高原西部的“米底”、西南的“波斯”板块，已经先后统一伊朗高原，建立过米底王国和波斯帝国了。现在风水轮流转，在安息王朝内忧外患的时候，波斯板块再一次试图上位。安息王朝连绵不断的王位之争，是波斯人得以在伊朗高原做大的重要原因。公元224年，波斯人与帕提亚人在波斯湾口的“埃兰”板块进行了一场决战，并取得了胜利。随后入主“泰西封”的波斯人，宣布了新帝国的建立。
新波斯帝国一般被称之为“萨珊王朝”。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波斯第二帝国”，或者“萨珊波斯”，以显示其与居鲁士大帝建立之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继承关系。要论新老波斯帝国与帕提亚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可以参照中国“三代”时期，夏、商、周。与“夏朝”同样崛起于黄土高原的“周朝”的建立，很自然的希望能够继承“华夏”的政治遗产，（“商”便成为了异类）。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无论帕提亚人还是商人，他们都已经成为了伊朗和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了。
一般情况下，一个新的王朝在建立之时，终归会消除旧王朝的一些积弊，带来一些新的活力。这也意味着，罗马的东方防线，可能要承受更大的压力了。当然，事物都有两面性。在罗马人眼中，对手的王朝更迭，也可能是一次机会。毕竟以战争为手段的朝代转换，会消耗大量的国力，恢复起来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汉、唐等帝国建立之初，因为国力尚处在恢复期，都不得不对北方游牧政权，做出过重大妥协。
公元231年，萨珊波斯正式向罗马提出，希望能够恢复“第一波斯帝国”的领土范围。换句话说，波斯人认为罗马应该退出亚洲。很显然，没有人会真的认为，这一要求能够通过和平手段获得。这意味着延绵四百年的“萨珊——罗马”战争正式开启。总的来说，罗马与东方的地缘政治关系，并没有因为对手王朝的更迭出现质的变化。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亚美尼亚这三个板块，依旧是双方争夺的焦点。罗马虽然在长达四百年的战争中（包括东罗马），又曾经几次攻至泰西封，萨珊波斯也曾经多次控制亚美尼亚甚至叙利亚。但无论是欧洲人和亚洲人，都没有重现居鲁士和亚历山大两位大帝的时期版图。
双方在公元260年进行的那场战争，影响力应该是最大的了。这场战争我们在解读巴尔米拉地缘关系时曾经提到过。一位罗马皇帝成为了新波斯帝国的俘虏，并屈辱的死去。随后巴尔米拉的女王和它的阿拉伯游牧盟友们，依靠游击战战胜了波斯军队，并试图独立，甚至成为整个罗马的统治者。从这个角度说，与其说是罗马战胜了波斯，不如说是阿拉伯人黑马杀出。在随后的历史中，萨珊波斯除了在西线与罗马争锋以外，南线也一直在面临阿伯人的侵扰。不过直到伊斯兰教横空出世之前，阿拉伯人都还只是做为搅局的鲶鱼，存在于罗马、波斯争锋的舞台上。
从公元前27年，屋大维受封“奥古斯都”，到公元274年，罗马俘杀巴尔米拉女王，解除东方危机，强大的罗马帝国已经运行了300年。虽然看起来，还没有强大的对手能够取代罗马，但罗马人对于统治这个庞大地中海帝国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要知道，帝国的本质在于集权，政治中心集中了最大的资源。问题在于，每一个点都有他的辐射范围，超出了这个范围，意味着效率的降低。
在遥远的东方，由于压力单向来自于北方，因此中央之国的政治中心也总是设立在北方。相比之下，罗马帝国的情况就要复杂的多了。一方面北方的日耳曼人，取代了凯尔特人，成了西地中海最大的威胁；另一方面，随着萨珊波斯的崛起，巴尔米拉的背叛，帝国在东线的压力也是不减反增。罗马要想同时对两线压力做出及时反应，实在有些不堪重负。
领土过于庞大所带来的效率低下问题，并不仅仅体现在应对外部危机上。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天高皇帝远”，那些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同样为帝国的内部管理带来的困扰。这使得很多觊觎元首宝座的地方总督，有机会暗自积蓄力量，寻机发难争夺帝国的统治权。事实上，内外压力往往是共生的。因为要中央政府在应对边缘压力的问题上效率低下，就只能放任地方总督做大，以对外敌入侵做出及时反应。而通过对外战争壮大军事力量的地方势力，又可以反过冲击中央政权（唐朝的“藩镇之乱”也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罗马人开始思考是否要从内部进行一下调整。这种调整想必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那就是分割罗马。公元286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将罗马一分为二，以双中心的形式对帝国进行管理。纯粹从技术角度看，这种分割倒是遵循地缘规律。由于北非已经不再有挑战帝国的实力，压力主要来自于地中海的北半部，所以整个地中海被东西向分成了两部分。
东、西罗马的分割线，起自多瑙河中游那个从南北向转为东西向的拐点，也就是今天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所在的位置。然后向南翻越巴尔干半岛西北山地（迪纳拉山脉），经地中海至北非的利比亚中部。以板块来说，欧洲的伊比利亚、意大利、不列颠、高卢、潘诺尼亚，以及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阿特拉斯山脉东、北麓）、利比亚西部沿海的“的黎波里斯”地区，成为了西罗马的管辖区；亚洲的亚美尼亚、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伯，非洲的埃及、利比亚东部沿海的“昔兰尼加”，以及欧洲的希腊、马其顿、色雷斯、达契亚地区，成为了东罗马的领地。
在没有仔细阅读之前内容的情况下，上述板块名称估计会让你晕头转向。要是不想做更深了解，手边又正好有地图的话，就在希腊与意大利之间画条南北向分割地中海的直线，大致就清楚东、西罗马范围了。对于大一统思维下的中国人来说，这种主动分裂政权的情况，看起来非常不可思议。要知道，之前的马略军改以及屋大维创立元首制，都是让罗马的权力更加集中，才使得面临危机的罗马共和国重获新生。现在难道要反其道而行之了吗？
其实分裂只是表象，罗马这样做的根本原因还是出制约地方权力，将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于的需要。这一点从“戴克里先”正式取消共和之名，以及终结元首制就可以看出来。虽然自屋大维成为罗马元首起，罗马就已经是一个以军事独裁为主要特征的君主国了，但罗马真正拥有皇帝的时代，却是起自这个将罗马分裂为东西两部的戴克里先。
我们知道，由于罗马身处海洋文明圈的大背景，罗马人对于君主制非常反感。为了继承罗马共和国的遗产，屋大维并没有采取硬着陆的方式，将罗马转变为“帝国”。这种妥协主要体现在了三个方面：一是罗马仍然延续了“罗马共和国”的称谓；二是罗马的最高统治并未称帝，而是“谦虚”的称自己为“第一公民”（元首）；三是作为共和象征的元老院，仍然保留了很大的权力。最起码每位元首的上位，程序上需要经过元老院的批准。地方上也需要保留十个由元老院管理“元老院行省”。
这种通过法律和议会限制君主权力的体制，其实就是后来西方世界所推崇的“君主立宪制”，相对应的就是东方国家所习惯的“君主独裁制”了。至于说这两种体制到底谁好谁坏，就不是一个划分黑白的简单问题了。至于戴克里先的改革来说，同样也不能简单认为是将罗马推向“君主独裁制”，而是充满了矛盾。至于这充满矛盾的改变到底是什么形式，对罗马乃至欧洲后来的地缘格局，又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下一节再接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