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欧洲系列 — “日耳曼罗马”时代的来临
不管伊利里亚按之前的惯例到底应该归属西罗马还是东罗马,西哥特人都不会在意的。因为他们眼中的安身立命之地,已经变成了意大利半岛,甚至整个西罗马帝国。这样的选择,让他们即不用再去面对更加野蛮的匈人,又能得到东罗马的全力支持。当历史刚刚推进到公元5世纪时(公元401年),西哥特人和东罗马的军队便出现在了意大利半岛北部的波河平原。双方的联手,显然大大出乎了西罗马的意料。看到这一幕,中国人的脑海中应该会浮现出祸起萧墙、攘外必先安内、以邻为壑等历史典故来。只能说,当参与角逐的力量超过二股时,利益永远是被放在第一的。基于这一准则,任何形势的联合都是有可能的。 公元5世纪注定是一个蛮族角力的世纪,也是欧洲地缘政治格局重塑的世纪。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在阅读相关资料时会发现,帮助西罗马抵御西哥特人入侵的统帅,本身也是出身于日耳曼蛮族(出身汪达尔人的斯提利科)。为了将西哥特人赶出意大利半岛,西罗马不仅征调了高卢的驻军,还在日耳曼尼亚地区雇佣了军队。让人感叹的是,如果不是因为来自东地中海的威胁,前者的主要任务其实是用来警戒后者的。 经历过最初的混乱,凭借从从高卢、日耳曼尼亚调集而来的军队,西罗马开始稳住阵脚。就战术层面来看,双方都没有绝对优势。西哥特人在骑兵上更占优势,而西罗马军队的优势则体现在步兵上;从战略层面来看,这场战争实际上是罗马内部两大帝国之间的角力,也算的上是势均力敌。在看到暂时没有机会入主意大利后,西哥特人和西罗马达成了和解,退回了伊利里亚(公元404年)。不过,事情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改变。之前西哥特人算是归属东罗马阵营,“帮助”君士坦丁堡管理伊利里亚;现在的话,西哥特人则转换门庭,接受西罗马皇帝的任命,割据伊利里亚。 其实西罗马这样做,也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按照西罗马方面的想法,西哥特人以后就可以为己所用,反过来对付东罗马了。不过哥特人显然对两个罗马皇帝的想法不感兴趣,在他们心目中,东、西罗马都不是“祖国”。伊利里亚的位置使之可以兼顾东、西,至于未来选哪个方向下手,就要看哪边先有机会了。西哥特人并没有等上太久,就作出了决定,因为他们很快就发现,西罗马将成为日耳曼人的盛宴狂欢之地。 为西罗马帝国压上最后一根稻草的,是来自日耳曼尼亚的压力。虽然从阿尔卑斯山北所雇佣来的日耳曼尼亚人,帮助西罗马暂时度过了“西哥特危机”,但却也让日耳曼尼亚人看到了入主意大利的机会。很快,北起波罗的海沿岸、南至多瑙河,分属不同部落,数以十万计的日耳曼人开始跨越阿尔卑斯山,涌入波河平原。 大多数历史学家,将日耳曼尼亚的这次民族大迁徙,归结于匈人入侵。客观的说,这些亚洲游牧者的确是一个导火索。不过从地缘结构上看,匈人所造成的直接压力,主要还是今天在多瑙河中下游,以及中欧的东部。要说匈人已经能够攻掠日耳曼全境,甚至赶走波罗的海沿岸的日耳曼人,就太夸大这些游牧者的活动范围了。事实上,受温暖气候的吸引,以及对文明地区物质财富的渴求,日耳曼人一直以来都在向低纬度方向迁徙。当年的辛布里人、条顿人,只是第一次被记录下来的大规则入侵罢了。在辛布里人前后,日耳曼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渗透。 当然,匈人对欧洲的入侵也的确给有志迁徙的日耳曼人,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理由,劝说犹豫不决的族人共同行动。一方面那些在多瑙河地区饱受匈人侵扰的日耳曼部落(哥特人、汪达尔人等),包括被匈人驱赶的阿兰人,都会不遗余力的向中欧的日耳曼人渲染这股“黄祸”的可怕性,并引发群体性恐慌心理;另一方面,哥特人逃入罗马后,被成功“招安”的先例,也让其他日耳曼部落看到了榜样的力量。在这两种心理的共同作用下,在西哥特人暂时退回伊利里亚之后,这些来自阿尔卑斯山北的日耳曼人,几乎马上就填补了哥特人在波河平原留下的空间。 现在对于西罗马来说,最危险的局面出现了。为了应对这些看起来毫无组织性,却又被求生欲望驱使的日耳曼蛮族,罗马不得不把从高卢等地区征调的军队仍然留在意大利,并使帝国其它行省的防务出现真空。在形势最危机的时候,不列颠甚至被完全放弃了(公元409年)。然而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并无法扭转西罗马的衰败。在帝国军队费尽心力赶走来自北方的日耳曼人后,一直在身旁观察时局变化的西哥特人,也终于明确了自己的扩张方向。很快,西哥特人再一次倾巢而出,并快速攻至罗马城下。 在日耳曼蛮族的轮番入侵下,就连罗马军队中服役已久的日耳曼人,也对这个老大帝国彻底丧失了信心,并转而加入了西哥特人的阵营。更为致命的是,由于意大利以外的西罗马领土,防务出现了真空,那些从意大利北部退走的日耳曼人(包括中、北欧的其他日耳曼部落),开始大规模转入高卢、西班牙、不列颠等地区。由此,整个西地中海及西欧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日耳曼罗马”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