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欧洲系列 — 苔原、森林，还是草原——乌拉尔人的迁徙之路
没有证据表明，乌拉尔人曾经全面控制东欧平原所有的“温带针阔混交林带”。根据地缘位置看，波罗的人最初应该是沿着乌克兰境内的第聂伯河，上溯到今天的白俄罗斯境内，然后对接入尼曼河、道加瓦河等波罗的海河流的。这意味着，在斯拉夫人东扩之前，说着波罗的语的部落，很有可能散布于第聂伯河中上游地区的森林中。至于乌拉尔人，他们如果还想享受四季分明的温带气候，伏尔加河上游地区是他们的希望所在。再往西渗透的话，乌拉尔人还能在芬兰湾南部，也就是爱沙尼亚一带切割掉一段海岸线。 上述迁徙线路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天的波罗的地区，同时分布有波罗的人和乌拉尔人。如果不是因为斯拉夫人的强势插入，这一切本应更好理解的。斯拉夫人是在公元一世纪，开始从维斯瓦河流域向东扩张的。基于气候和与文明区（拜占庭）距离的原因，东斯拉夫人选择了条件更好的第涅聂河流域，作为渗透方向。经过几个世纪的扩张，在维京人开始介入之前，波罗的人的空间已经被压缩到了波罗的地区，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北部也完成了斯拉夫化进程。 在印欧系民族的挤压之下，种族、语言与之都有明显区别的乌拉尔人，并没有太多机会扩大他们在温带地区的影响力。不过在让人望而却步的亚寒带地区，能够对乌拉尔构成障碍的，就只有气候了。然而我们永远不能低估人类的适应性，虽然亚寒带地区几乎没有农业潜力，但针叶林和依附它生存的动物，还是足以支撑人类最基本的温饱需求的。只是依靠最原始的渔猎生产方式，亚寒带乌拉尔人的人口数量将极其有限，基本没有可能对外部地区构成威胁了。当然，恶劣的环境也会大大降低外族对这片土地的兴趣，使得乌拉尔人有机会在封闭状态中，延续自己的民族文化。 原始乌拉尔人在公元前，肯定就已经覆盖了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西西伯利亚平原的亚寒带针叶林带。不过乌拉尔人和印欧人一样，由于迁徙时间不同，分裂成了不同的部族。今天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西西伯利亚，生活在森林气候区的乌拉尔人，最初都是由伏尔加河中游开始扩散的，我们可以将之称之为“伏尔加乌拉尔人”，以区别于更早的，来自亚洲的族源。 以语言归类的话，“伏尔加乌拉尔人”也可以称之为“芬兰-乌戈尔人”（芬兰-乌戈尔语族），归类为这一语族的乌拉尔人中，最为让人熟知的应该就是芬兰人了。不过“芬兰”这个标签已经成为了所有芬兰人标签，纯粹从民族角度划分的话，将之称为“芬人”会更加清晰。芬人是在公元1世纪迁入芬兰半岛的。迁徙的导火索，很可能和斯拉夫人的东进有关。而之前覆盖芬兰半岛，乃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中北部的，则是另一支更早到达北欧的乌拉尔人——萨米人。 在芬人和日耳曼人的挤压之下，今天萨米人已经成为一个“寒带”民族了。北极圈内极度严酷的气候，成为了他们最后的保护者。在这片极限之地上，树木因为寒冷基本已经无法生存了。只有那些紧紧贴附地面生长的草本植物、苔藓、地衣等，才有机会适应出耐寒品种。依据这一植被覆盖情况，亚寒带针叶林带以北的这片土地，也被称之为“苔原”（或“冰原”）。对于生存在苔原之上的民族，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生活在北美大陆最北部（白令海峡西岸的东西伯利亚山地也有分布）的“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了。
在新大陆被发现之前，整个美洲都是地球上的一个地缘孤岛，无法与多样性的“世界岛”（欧亚非大陆）交流，更别说是生活在苔原之上的因纽特人了。地缘环境的封闭，使得因纽特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一直处在“渔猎”阶段。说到这里，可能会有人觉得奇怪了，在如此极限之地，靠天吃饭难道不是唯一的选择吗？答案是否定的。最起码身处欧洲，有机会与其他文明接触的部分萨米人，学习到了另一种生产方式——游牧，以增加他们的食物来源。当然，凡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萨米人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失去了自己独特的语言，成为了“芬兰-乌戈尔语族”的一员。 在不同的地区，游牧民族会因地制宜驯养不同的有蹄类动物。雨水较多的“草甸草原” 可以养牛（曾经让红军吃尽苦头，青藏高原东部的“若尔盖大草原”就是草甸草原与沼泽地的混合体）；相对干旱的“干草原”以牧羊为主；更加干旱的荒漠草原可以养骆驼。至于“苔原”上最有机会被训养的经济动物，就是“驯鹿”了。
萨米人大规模游牧驯鹿，是中世纪结束之后的事情了。不过这支极地民族驯养“驯鹿”做为交通工具的历史，肯定要远早于这个时间了。这一奇特文化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融入了欧洲民间传说，并最终演变出了孩子们喜欢的“圣诞老人”。今天萨米人所在的芬兰、挪威北部拉普兰德地区，也被公认为是圣诞老人的故乡（萨米人也被称之为“拉普人”）。基于圣诞老人为世界带来了那么多的欢乐，在这个只关心强者的帖子里，也应该为他们留下一席之地。 回到竞争激烈的温带世界。受到印欧人挤压，逐渐边缘化的乌拉尔人，并非完全没有机会让文明世界记住他们。只是他们要是一直呆在森林里，出头的机会就不大了。然而机会在哪呢？加入游牧者的行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受环境开放性的影响，游牧者对于接纳外来族群的态度，比之定居者要开放的多。换句话说，只要你愿意在草原上生活，那你就有机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当然，前提是你自己要能适应艰苦的游牧生活。 游牧生活对于定居者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即使因为种种原因被迫加入游牧阵营，也会一直思念故土那相对富庶、安定的生活。然而对于层级更低的渔猎者来说，这种身份转换障碍要小的多。一方面游牧生活所能提供的食物，要相对稳定；另一方面森林渔猎者出于机动的需要，通常也已经变身成为了“马上民族”（除非没有养马的条件），更容易适应新的环境。事实上，很多游牧部落都有过这种身份的转换。比如我们熟悉的“鲜卑”，最早就是游牧的东胡民族的一员。在东胡被匈奴击败之后，他们选择退入了大兴安岭北部，被迫以渔猎为生。而在匈奴帝国遭遇汉帝国重压而崩溃后，鲜卑人又成为了蒙古草原的主人，甚至进而入主中原。 正常情况下，渔猎民族向游牧民族转换，有一个自然过渡过程。前面我们也说了，森林和草原之间存在一条过渡性的，森林、草原相间的“森林草原”地带。比如大兴安岭和燕山山脉之间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就是典型的“森林草原”地带。从这里走出的乌桓、契丹等民族，最初都具有鲜明的，渔猎、游牧混合结构的特点。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在南俄草原与乌拉尔人所处的温带森林之间。也就是说，乌拉尔人如果愿意的话，是可以选择游牧生活的。在印欧系游牧民族统治南俄草原时，肯定已经有乌拉尔人这么做过了，只不过他们并没有机会保留自己的文化（结局是被更为强势的草原民族所融合掉）。 愿意走出森林，进入草原打拼的乌拉尔人，终于在公元4世纪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机会。当匈人挥师西进，让整个欧洲都为之战栗时，游牧者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也在欧亚大陆西端，迎来了自己的盛宴。这个更加广阔的舞台上，有着足以让所有游牧者分配的土地和利益（降低了内部竞争度）。在这种大背景下，一部分乌拉尔人也有机会分上一杯羹。他们中的一支，甚至成功的在欧洲地缘政治舞台上争得了一席之地。以至于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在喀尔巴阡山之南，看到一个带有乌拉尔人基因的地缘标签——匈牙利。至于这一转换过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下一节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