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系列 — 保加尔人（上）

        从地缘关系上看，匈牙利这面立足多瑙河中游的“基督教之盾”，所庇护的主要是建立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的，日耳曼——天主教世界。至于身处东地中海的拜占庭帝国，要是也想有面“盾牌”，帮助抵御来自南俄草原的压力，也可在多瑙河下游，建立一个信仰东正教的缓冲国。当然，以拜占庭帝国所奉行的东方集权体制来看，初衷肯定是希望有一支政治、宗教上都服从自己的边缘民族，帮助自己固守北方边境了（而不是让其单独建国）。　　在拜占庭所面对的诸多边缘民族中，从中欧森林中走出来的斯拉夫人应该是最适合承担上述任务的民族。公元6世纪，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后，斯拉夫人开始在欧洲地缘政治舞台上，承担新的“蛮族”角色。大量斯拉夫部落，从中欧平原向多瑙河中游地区迁徙。公元7世纪，斯拉夫人开始向巴尔干半岛北部山地，及多瑙河下游扩散。对于以罗马继承人自居的拜占庭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只不过之前罗马所面对的，是日耳曼人罢了。　　将愿意服从自己管理的边缘民族放入边境地区，以抵御更加“野蛮”的边缘民族入侵，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已经是通行的做法了。日耳曼人就曾经长期承担这样的角色。不过这样做的负面效果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容易在边境地区形成半独立的、有别于主体民族的“自治区”。在帝国控制力下降时脱离中央政府的管控，甚至反客为主、觊觎中央政权。然而问题在于，决策者并非看不到这点，而是迫于压力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毕竟资源是有限的，将一部分入侵者变成帝国边境的守卫者，技术上可以起到“以夷制夷”的效果，减少中央政府的资源投入。　　从战略层面来看，北线并不是帝国经营的重心所在。拜占庭所面临的主要压力，始终还是来自东方（萨珊波斯、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因此帝国会更倾向于吸收部分斯拉夫人，乃至游牧民族加入军队，并让他们出现在东方战场上（而不是与他们的同族对抗）。这样做的话，地缘政治风险要更小一些。不过对于拜占庭来说，这样的做法，本身并无助于缓解北方压力。换句话说，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北部的渗透，终究还是会影响到帝国安全的。　　从地缘关系上来看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西北山地，乃至潘诺尼亚的渗透，并不会对自己造成太大威胁，他们在这一地区所威胁到的，主要是意大利半岛的安全。不过迁徙到多瑙河下游的斯拉夫人，就必须允许足够的重视了。因为多瑙河下游，到君士坦丁堡之间，并没有足够的障碍。不管是斯拉夫人还是游牧民族，都有可能直接威胁到帝国中心的安全。当然，拜占庭帝国还是可以用“以夷制夷”的手段，让斯拉夫人和游牧民族互相牵制，以缓解自己的北方压力。问题是，在“三国杀”局面里，组合永远不会只有一种。从平衡角度看，两股相对弱势的力量，反而会更容易结盟。　　让拜占庭人最担心的局面，出现在公元7世纪末。多瑙河下游的斯拉夫人和一支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保加尔人，结合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保加利亚”。当然，这个所谓的“结合”，最初肯定是经历了一番博弈的，只不过双方很快就发现，基于所处的地缘位置，只有联合起来、取长补短，才有机会在这块“四战之地”生存下来。　　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结合的案例，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日耳曼入侵西罗马时期，日耳曼系的“汪达尔人”，以及被匈人挤压出草原的部分“阿兰人”，就曾经结盟西迁，并最终在北非建立“汪达尔-阿兰王国”。不过两支属性完全不同的民族结合在一起的情况并不多见。除非他们各自需要对方的长处，来共同应对外部压力。就这一点来说，斯拉夫人的选择很好理解。因为从技术上看，一马平川的多瑙河下游平原并不能给斯拉夫人提供保护，不被拜占庭帝国所整合，也会被游牧民族所侵扰。比较让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游牧的保加尔人，会选择在多瑙河下游定居下来，并且与斯拉夫人达成和解。究竟是什么样的压力，让他们做出了这不同寻常的选择呢？
　　保加尔人的压力，来自于在中世纪初期，横扫亚洲草原的“突厥”。公元6世纪末，突厥人统一亚洲草原，并随后以蒙古高原、中亚草原为基础，分裂为东、西突厥。与此同时，南俄草原也未能躲过这股突厥化浪潮。在那些突厥化的民族中，保加尔人要显得特别一些。因为他们并不是在突厥崛起之后，再借势进入南俄草原的，而是在匈人西征时来到欧洲的“老移民”了。也就是说，最起码从政治角度看，保加尔人可以算是匈人后裔。　　现在的“保加尔人”，已经算是斯拉夫人+保加尔的人混和体了，所以游牧阶段的保加尔人可以区别称之为“古保加尔人”。在阿提拉帝国崩溃后的南俄草原，古保加尔人最初是游牧于顿河一带。不过在新的突厥系游牧民族进入南俄草原，并且坐大后，古保加尔人的生存空间，就被迫向草原边缘的温带森林地带转移了。多瑙河下游并不是保加尔人迁徙的唯一方向。处在森林边缘的伏尔加/卡马河河口一带，也是保加尔人的迁徙方向，在这里他们融合了部分乌拉尔人，并为这个地缘枢纽贴上了一个新的标签——“伏尔加保加利亚”。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当下以喀山为中心的伏尔加/卡马河口地区，俄国人建制有“鞑靼斯坦共和国”，地缘标签也转变为“伏尔加鞑靼”了。尽管有时伏尔加鞑靼人也会被称之为“新保加尔人”，但他们其实更多是蒙古西征的产物（当然肯定融合了部分保加尔人，就像保加尔人也融合了部分乌拉尔人一样）。真正还能算是古保加尔人后裔的是一支被称之为“楚瓦什”的民族。今天在鞑靼共和国西北部，与之接壤的“楚瓦什共和国”，就是“伏尔加保加尔人”在地缘政治版图上的遗存。　　楚瓦什人，应该是这个世界上现存的，最有可能的匈人后裔了。这支把族源上溯到“伏尔加保加利亚”的民族，也是唯一仍在使用古保加尔语的民族。尽管楚瓦什语被归入了突厥语族（保加尔语支），但它与那些真正的“突厥语”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简单点说，从塔里木盆地到黑海之滨的土地上，分布的各个突厥系民族，在语言大体上都能互通（相当于方言的区别），只有楚瓦什人说的所谓“突厥语”是个例外。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楚瓦什人和古保加尔人，是匈人西征而不是突厥西扩的产物。　　相比“伏尔加保加利亚”以及楚瓦什人，大家更为熟悉的应该是成功把民族标签，保留进当代地缘政治体系的“保加利亚共和国”了。然而今天的保加利亚人，虽然还挂着这个标签，却早已失去了继承匈人地缘遗产的资格了。原因很简单，入主多瑙河下游的保加尔人，并没有像马扎尔人那样同化掉领地范围内的斯拉夫人，而是反过来被斯拉夫人所同化，变成了“南斯拉夫”民族的一支。

        就地理结构而言，多瑙河下游处在喀尔巴阡山与巴尔干山脉所围就而成的一个，面朝黑海的开放式盆地。其中巴尔干山脉也是多瑙河下游平原，与“巴尔干半岛”的地理分割线。从内部结构上看，多瑙河下游可以分为三部分。除了东北部的多瑙河三角洲以外，多瑙河将整个下游地区一切为二，分为了南北两部分。北部与喀尔巴阡山脉之间地势平、纵深宽。狭义的多瑙河下游平原，即意单指这部分平原（今罗马尼亚境内）。14世纪，这里曾经建立有“瓦拉几亚公国”，因此亦可称之为“瓦拉几亚平原”；南部则与巴尔干山脉距离较近，地势较高、纵深较窄，整体呈现平原、台地相间的地貌（今保加利亚境内）。　　对于拥有机动优势的游牧民族来说，从多瑙河三角洲，进入地势平坦的瓦拉几亚地区要相对容易。这也使得当年图拉真为帝国吞并的达契亚行省，只能控制瓦拉几亚平原的西部。不过大部分时候，罗马包括后来的拜占庭会更倾向于依靠多瑙河下游这道天然防线，划定自己的北方边境（代价就是而放弃瓦拉几亚平原）。从多瑙河中游迁徙而来，为拜占庭帝国固守北方边境的斯拉夫人也分布于多瑙河南岸。　　不过罗马对达契亚地区一个半世纪的经营，也并非一无所获。最起码包括瓦拉几亚平原、特兰西瓦尼亚高原，以及摩尔多瓦丘陵在内的达契亚地区，完成了拉丁化进程。那些由罗马-色雷斯人融合而成的“拉丁化达契亚人”，之所以在罗马放弃多瑙河北岸之后，仍然愿意以拉丁人自居，根本原因在于罗马文明的优越感。特兰西瓦尼亚高原，则成为了这些罗马尼亚人祖先的庇护地。即使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地区，受到外族强力冲击，造成拉丁人口大量减少，特兰西瓦尼亚高原也能很快在对手势弱时，为这两个关联区域补充人口。这也使得不管是匈人、阿瓦尔人，还是准备接受定居生活的保加尔人、马扎尔人，都没有办法真正合达契亚地区。　　古保加尔人在多瑙河下游建立国家的时间，是在公元7世纪末。按照这些游牧者的最初想法，他们应当是希望建立一个游牧——农耕混合体国家。多瑙河下游的气候环境，看起来也可以满足这一需要。其中多瑙河三角洲为核心的区域，属于降水较少温带草原性气候，过渡性的森林草原地带，一直向西延伸到喀尔巴阡山麓。长久以来，这一区域也是游牧民族南下巴尔干半岛的跳板（也是欧亚草原的西部起点）。理论上，古保加尔人占住这个风水宝地，然后再控制巴尔干半岛的农耕民族，应该有机会建立一个兼具农牧优势的王国了。　　维持一个游牧、农耕二元结构的王国，并非没有可能。不过如果游牧者希望在保留自身文化基因的前提下，成为主导者，领土内就需要有远大于农业地区面积的草原。就这一点来说，公元10——12世纪与宋共存的“辽”，算是做的比较成功的。为了协调游牧、农耕两股力量，契丹人开创了一国两制模式——“两院制”。以两套体制分别管理华北地区北部的汉地和蒙古草原。反之，如果境内没有足够的草原，势必将无法维持游牧人口、文化存在感。其结果就是导致被农耕民族所同化。就这一技术要求来看，多瑙河三角洲一带的那点草原，显然是无法满足这一要求的。有鉴于此，保加尔人索性彻底摆脱了对草原的眷恋，选择了与多瑙河南岸的斯拉夫人融合，变身成为一个定居民族。这样的话，多瑙河这道曾经庇护罗马数百年的天然防线，也就成了新生的“保加利亚王国”的守护者。　　对“保加利亚”的出现，最感不安的当属拜占庭帝国了。失去了多瑙河这条天然防线，巴尔干山脉以南，直至马其顿的“色雷斯”地区，就完全暴露在了保加利亚人的面前，位于东色雷斯（今属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自然也是压力倍增。不过在公元7世纪末，还带有强烈游牧基因的“保加利亚人”并非是唯一出现在帝国边境的新生力量。在亚洲方向，借力伊斯兰教实现统一的阿拉伯人，已经在半个世纪前攻灭了萨珊波斯，建立了面积更广、更为强大的“阿拉伯帝国”。在古保加尔人跃马多瑙河岸时，阿拉伯人也从拜占庭人手中，夺取了包括埃及、利比亚东部在内的北非地区。这些原本更熟悉在沙漠中穿行的游牧者，甚至开始打造属于自己的海军，从海路直接对君士坦丁堡发动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拜占庭并没有精力阻止“保加利亚”出现，只能暂时承认它的存在。
　　虽然保加利亚的出现，让拜占庭帝国失去了多瑙河防线，但从客观效果来看，保加利亚也可以成为拜占庭与南俄草原之间的缓冲国，让帝国免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当然，每个国家都会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站在保加利亚的角度来看，肯定不想让自己只是去充当别人的屏障。这些游牧者之所以选择渡过多瑙河，更多是垂涎于拜占庭帝国的富庶。往小了说，他们希望不时的去往拜占庭打打草谷（或者逼迫拜占庭以金钱换和平）；往大了说，既然日耳曼人有机会继承西罗马的衣钵，为什么保加尔人就不能在东罗马有同样的想法呢？　　不过，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在阿拉伯帝国的挤压下，拜占庭已经失去了亚洲和非洲的领土（如果将小亚细亚视为欧洲的话），但仍然还保有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半岛的控制权。当然此时的拜占庭帝国，在地缘结构上已经不能算是横跨东地中海的“东罗马帝国”，而是一个希腊化的“爱琴海帝国”了。拜占庭人应该对这种变化，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他们甚至在公元7世纪初，就让希腊语取代拉丁语，升级为帝国唯一的官方语言。　　与拜占庭的希腊化一样，游牧的保加尔人在进入多瑙河南岸后，也必须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学习适应定居生活。基于斯拉夫化在这方面更有优势，保加尔人的斯拉夫化，似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不过从伏尔加保加尔人，以及后来马扎尔人的案例来看，多瑙河下游的保加尔人，应该还是有机会保留更多自己的文化基因，而不是到后来，仅仅留下一个阿尔泰游牧民族的标签（保加利亚）。问题在于，哪样做对保加尔人更有利。　　语言是最显性，辨识民族身份的标签。比如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看起来有56个民族的国度，但“多数民族”与那些在语言上没有差异的所谓“少数民族”，彼此之间基本不会有心理距离感。古保加尔人斯拉夫化的一大标志，就是在语言上斯拉夫化了。至于保加尔人为什么要主动这么做，看看他们所处的地缘位置就会明白了。　　作为匈人的继承者，保加尔人是因为受到新移民欧洲的突厥民族的挤压，才被迫南下的。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有机会，从草原上吸收新鲜血液补充自己。拜占庭化或者说希腊化，也是一种选择。不过以拜占庭所奉行的集权体制来看，这意味着保加利亚将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在这种南有狼、北有虎的境遇下，已经渗透到巴尔干半岛北部，“帮助”拜占庭人防御匈牙利草原压力的“南斯拉夫人”，成为了保加利亚人壮大自己的目标。　　实际上，纯粹在多瑙河下游比较古保加尔人与斯拉夫人的人口，后者并没有太大优势（共有7个部落）。也就是说，如果保加尔人不作出妥协的话，他们其实还是有机会让这些斯拉夫人变成真正的保加尔人的。不过，当你把整个南斯拉夫地区都作为扩张方向时，就会发现在语言、文化上斯拉夫人化（同时在政治上保持统治地位），会更具可操作性。也许满洲人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进程。假如当初满洲人没有入关，而是只立足在在关外建立一个类似高句丽的王国，那么明帝国留在辽西、辽东的遗民，最终势必会满洲化（或者说八旗化）。然而当整个中央之国展现在满洲人面前时，面对被征服民族绝对优势的人口，再坚守自己原本并无优势的语言、文化，就会人为设置政治扩张的障碍了。　　从拜占庭手中夺取巴尔干北部控制权的进程，前后延绵了将近100多年。在这个过程中，双方进行了无数残酷的战争。拜占庭的军队曾经多次横扫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也几度兵临君士坦丁堡。总的来说，保加利亚人还是成功的扩张了自己的空间。及至公元9世纪上半叶，塞尔维亚（多瑙河以南部分）、马其顿北部高地（也就是今天的马其顿共和国部分）、巴尔干山脉之南的北色雷斯地区（今保加利亚南部），成为了保加利亚王国的新领地。至于拜占庭帝国则力保包括东、南色雷斯、南马其顿等板块在内的，爱琴海沿岸地区不失，以避免帝国崩溃。在这个过程中，拜占庭的优势海军起到了关系作用。　　在与拜占庭博弈的这100多年时间里，保加利亚也全面完成了它的斯拉夫进程。唯一还能体现出游牧基因的，就只有保加利亚之名，以及最高统治者所保留的“可汗”称号了。然而纵观周边的地缘政治形势，已经俨然成为“南斯拉夫”代言人的保加利亚，处境却并不乐观。在斯拉夫化之后，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民族命运再作出一项新的选择。至于为什么要做，又究竟要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们下一节再接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