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系列 — 保加尔人（下）

        保加利亚的所面临的抉择，就是应该信什么教。中世纪的西方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在西方古典时期相争的几大板块，都已经先后抛弃了多神信仰。其中欧洲成为基督教的天下，亚洲则青出于蓝的创立了“一神教3.0版”的伊斯兰教，并从欧洲人手中夺取了北非的控制权（甚至渗透至伊比利亚半岛）。　　在公元9世纪以前，基督教世界暂时并没有以宗教为武器，向外扩张的想法。君士坦丁堡方面在这方面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对罗马教廷的控制上（以力保在日耳曼世界的影响力）；内斗不休的日耳曼世界，也有先知先觉者意识到了，可以通过与罗马教廷的结盟，合法继承“西罗马帝国”的衣钵，进而统一日耳曼世界。这个先知先觉者相信大家都知道是法兰克人了。　　公元800年，查理曼被罗马教廷加冕为罗马皇帝。并与拜占庭帝国达成和解，把统治范围限定在了西罗马的土地上。罗马教廷也因为有了法兰克人作为新保护者，进而脱离了君士坦丁堡的控制。尽管双方在公元12世纪中叶才算正式分裂，但事实上，从查理曼帝国建立那天起，拜占庭帝国就已经清楚，再无可能恢复在西罗马故土上的影响力了。因此我们也可以在现在，就使用天主教、东正教的标签，来区分彼此。　　从本质上说，教派的分裂是缘于地缘上的割裂。反过来，分裂的格局也会让双方刻意强化彼此的不同。至于东正教和天主教发展到后来，到底有多少细节差异，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对于被洗脑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能够意识到的，估计只有一点，那就是东正教是用希腊语在传播教义，而天主教的传教士，用的则是古拉丁语。　　当整个欧洲被分裂为泾渭分明的两大世界：法兰克——天主教；拜占庭——东正教世界时，位于欧洲中东部的斯拉夫世界，就成为了双方都力图开拓的“蓝海”了。在这个问题上，拜占庭帝国稍稍占了点先机。基于远交近攻的原则，斯拉夫人建立的第一个强大国家——大摩拉维亚国，主动选择了东正教。问题是，东线压力山大的拜占庭帝国，甚至在控制巴尔干半岛北部都力不从心，更别说为远在中欧的西斯拉夫人提供支撑了。很快，包括摩拉维亚、波希米亚、波兰等在内的西斯拉夫板块，还是成为了天主教世界的一员。而东正教传教士做的最大贡献，应该就是为斯拉夫人创造了一套源于希腊字母的“斯拉夫语字母”（西里尔字母）了。　　当摩拉维亚人试图统一“西斯拉夫”世界时，在巴尔干半岛北部站稳脚跟的保加尔人，也在对“南斯拉夫人”做着整合工作。同样的，需要摆脱“蛮族”身份的，斯拉夫化的保加利亚也需要在宗教问题上做出选择。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本质上并不是一个信仰问题，而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参考摩拉维亚人的逻辑，一直与拜占庭相争的保加利亚人似乎应该选择天主教。然而最终，保加利亚的统治者还是力排众议选择了东正教。　　在大摩拉维亚国，代表西斯拉夫人引入东正教的第二年（公元864年），保加利亚的大汗也宣布皈依东正教，并且去除掉最后的游牧印记——“大汗”的尊号，改称为“大公”。对于保加利亚人的这种转变，拜占庭当然是十分兴奋。基于帝国“政教合一”、君权高于神权的架构，这意味着这支斯拉夫化的游牧民族，正式承认了拜占庭的宗主权。帝国与南俄草原，乃至日耳曼人之间，从此拥有了一面坚实的“盾牌”。然而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高兴的有点早，因为保加利亚人有他们自己的打算。　　保加利亚人之所以没有选择罗马，是因为那样做的话，他们的空间至多和后来的马扎尔人一样，成为一面“基督教之盾”。基于地缘位置的关系，即使保加利亚统一了整个南斯拉夫地区，也无法取代日耳曼人在罗马教廷的地位。比如后来的波兰，至多也不过从罗马那里，谋得了一个王国的地位。反之，要是把视线投向南方，保加利亚人会发现，进军“君士坦丁堡”的机会将远大于进军“罗马”。既然日耳曼人能够“鸠占鹊巢”的成为西罗马帝国的继承人，那么保加利亚为什么不能引领斯拉夫人，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呢？更何况希腊化的拜占庭，说自己是“罗马人”，看起来也不那么理直气壮。　　希腊人能够坐上罗马皇帝的宝座，保加尔人的大汗也同样坐得。在这一心理预期下，向拜占庭示好、皈依东正教只是一个过渡罢了。三十年后，韬光养晦的保加利亚人终于在他们最伟大的君主——西蒙一世（也译“西美昂一世”）的率领下，发动了“进军君士坦丁堡”的战争（公元894年）。不过，要想真正完成这一计划，与法兰克人达成默契是必须的。为此，保加尔人虽然一直力图把塞尔维亚稳定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却避免在克罗的亚、斯洛文尼亚问题上，引发法兰克人的不满（法兰克人需要这两地作为门户）。同样的，拜占庭在对这二地施加影响上，也没有意大利半岛位置有利。这直接导致了，今天的克罗的亚、斯洛文尼亚成为了天主教国家。　　面对保加利亚人的强大攻势，拜占庭帝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毕竟君士坦丁堡离保加利亚太近了。为了达到目的，西蒙一世后来甚至还和远在亚洲的阿拉伯人结盟。基于同样的外交原则，拜占庭也在保加利亚后方积极寻找盟友。这个盟友大家并不陌生，他们就是和当年的保加尔人一样，受到突厥人压迫（虽然并且不是同一支突厥人），需要南下寻找空间的马扎尔人。然而马扎尔人并没有帮到拜占庭的忙，因为保加尔人很快也和马扎尔人背后的突厥人结成同盟，把马扎尔人逼入了特兰西瓦尼亚高原。后面所发生的故事，大家也都清楚了。　　当这场一环扣一环的合纵连横战尘埃落定后，保加尔人发现自己并没有成为赢家。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本来也算是保加尔人的势力范围。现在，突厥人的介入，使得保加利亚不得不暂时放弃多瑙河北岸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保加利亚人所能做的，只能是在南线倾尽全力，以图在成为拜占庭之主后，再考虑北线的问题。然而不管是保加利亚人还是阿拉伯人，都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无法攻陷君士坦丁堡。而做不到这点的原因，还是在于无法取得制海权。　　类似的情况，在当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时就曾经发生过。拥有强大陆战实力的斯巴达人，虽然连续发动针对雅典的战争，却始终无法攻破有海上支援的雅典城。虽然在拜占庭帝国疲于应对保加利亚人的时候，占据了北非的阿拉伯人，从拜占庭手中抢得了西西里岛，但在爱琴海，优势始终是在拜占庭一方。阿拉伯人甚至在爱琴海的海战中，损失了一整支舰队（公元908年）。　　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制海权的保加利亚，即使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他们所能建立的，至多也只能是一个“巴尔干帝国”。只是在战争延续了三十年后，君士坦丁堡仍然牢牢的掌握在拜占庭人的手中。这场战争对巴尔干半岛地缘结构最大的影响，应该就是彻底将“北马其顿”彻底剥离出了希腊化的拜占庭。在保加利亚人的主导下，完成了斯拉夫进程。这也导致我们今天能够在巴尔干看到南、北两个马其顿。一个是主体民族为“马其顿斯拉夫人”的马其顿共和国；一个是仍然归属希腊的，有资格继承亚历山大遗产的希腊马其顿地区。　　功败垂成并没有妨碍保加利亚人，在名义上完成自己的罗马帝国梦。公元925年，西蒙一世宣布自己为“罗马人和保加利亚人的皇帝”。从凯撒一名转译而来的“沙皇”，成为了保加利亚君主的称号。也正因为如此，从公元7世纪末至11世纪初，这一阶段的保加利亚，有时也会被称之为“保加利亚第一帝国”。只是很显然，保加利亚人的这个所谓“帝国”，并不符合我们的认可的帝国标准（称之为“第一保加利亚王国”更准确）。它的存在意义，更多是为后来的俄罗斯人，开拓了思路。　　与之前称帝的查理曼，和之后称帝的“奥托大帝”一样，保加利亚的第一代沙皇——西蒙大帝所建立的“帝国”，在他身后就由盛转衰，陷入了分裂状态。以至于在11世纪初，为拜占庭帝国所灭。尽管一甲子之后（公元1185年），保加利亚人又重新摆脱了拜占庭帝国的控制，建立了“第二保加利亚王国”，但身处四战之地的保加利亚，在势力范围上，始终没有突破。即无法取代拜占庭，又无法统一南斯拉夫。巴尔干山脉南北的这两条低地带，成为了保加利亚人最终的归宿地。至于“帮助”斯拉夫人坐上罗马皇帝宝座的宏伟愿望，就只能看看在欧洲拥有边缘优势的东斯拉夫人，将来有没有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