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系列 — 南俄草原上的“突厥人”

     来自北欧的瓦良格人征服“第聂伯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中欧的“琥珀之路”之外，打通一条能够自己控制的，通往拜占庭帝国的商路。由于拜占庭帝国此时已经被视为了一个希腊国家，所以这条身处东欧平原的商路，也被称之为“瓦希商路”。应该说，在征服了伊尔门平原的乌拉尔人、第聂伯河中上游的东斯拉夫人后，瑞典人离这个目标已经非常接近了。然而他们要是再想进一步的话，有一个坎是必须跨过去的，那就是“南俄草原”。　　在瑞典人入主基辅城，并开始以“罗斯”的标签示人时，他们在第聂伯河下游所面对的游牧民族有两支，分别是第聂伯河西岸的，乌拉尔语族的马扎尔人；以及东岸的，突厥语族“佩切涅格人”。不过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在突厥人的步步紧逼之下，马扎尔人被迫退至了多瑙河三角洲。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在前面的内容都已经描述过了。拜占庭人与马扎尔人联合，把渗透入多瑙河南岸的保加利亚人赶走；保加利亚人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向佩切涅格人抛出了橄榄枝，联手把马扎尔人逼入了特兰西瓦尼亚高原。此后，马扎尔人决心在多瑙河中游打拼，而瓦拉几亚平原则成为了佩切涅格人的势力范围。　　相比从罗马那里洗白游牧身份，成就天主教“匈牙利王国”的马扎尔人；以及从君士坦丁堡那里借势成为东正教“保加利亚王国”的保加尔人，完全身处草原之地的佩切涅格人却始终保持了游牧本色。对周边地区的劫掠、充当雇佣军，成为了其补充游牧经济的主要手段。基于这一特点，先天就有商业基因的“基辅罗斯”，并不一定要通过战争手段，来征服这片草原。让佩切涅格人明白，与之合作能够让彼此从拜占庭帝国那里获益，应该会更容易达到目的。　　不过即使罗斯人真的能够让佩切涅格人合作，南俄草原与拜占庭之间，也还隔着个保加利亚。此时的保加利亚王国，正处在鼎盛时期，保加利亚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西蒙一世，甚至为自己加冕了一个“罗马人和保加利亚人的皇帝”的头衔。要想同时控制一支桀骜不驯的游牧民族，加上一个正处在上升期的国家，困难可想而知。这也意味着基辅罗斯想打通一条陆地线的“瓦希商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事实上问题并没有那么复杂，既然罗斯人的关注点只在商路是否畅通，他们又是沿着河流，一路从波罗的海渗透而来的，那么基辅罗斯所需要关注的，其实就只是第涅伯河的控制权了。虽然游牧民族在草原上拥有明显的优势，但这一优势却无法在河流之上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基辅罗斯如果能够建立一支强大舰队，那么他们就有机会无视佩涅格人的威胁、保加利亚的阻隔，从水路渗透黑海，进而与拜占庭帝国对接。

        对于基辅罗斯来说，草原处于分裂状态是一件好事；不幸的是，占据草原东半部的，却并非一支内部松散的部落联合体，而是一个已经立国超过两百年，比之文明层级更高的国家——哈扎尔汗国。与基辅罗斯一样，这个草原国家的身体里，也流淌着商人的血液，并且将拜占庭视为最重要的商业合作伙伴。如果基辅罗斯想在黑海有所作为的话，并无可能无视他它的存在。　　在纵横欧洲的亚洲游牧民族政权中，中国人最熟悉的应该是欧洲古典时代末期的匈人所建立的“阿提拉帝国”（公元5世纪），以及13世纪中叶——15世纪末，隶属蒙古帝国体系的“金帐汗国”了。而填补这两个时段之间真空期的，最为强大的草原国家，就是兴起于公元7世纪中叶——11世纪初的“哈扎尔汗国”。很多中国人相信“哈扎尔人”就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隶属西突厥的“突厥可萨部”，因此哈扎尔汗国，也被译为“可萨帝国”。这样命名，看起来能够再一次激发种族或者民族自豪感。这其中的逻辑关系是：唐帝国灭了西突厥，可萨帝国又是西突厥的属国，于是华夏文明再一次透过多米诺骨牌效应，搅动了欧洲地缘政治格局。　　在阿提拉帝国崩溃之后的混乱时期，哈扎尔人争取而来的领地，是在里海之西、高加索山脉北麓（今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境内）。基于中国人可以理解的心理（因为我们的人文史也经常这样考据），俄国人更原意相信，哈扎尔人是高加索地区土生的游牧民族。事实上，最初的哈扎尔人还有可能是在匈人西进时期，就随之从中亚迁入南俄草原了，就像保加尔人一样。不过历史真相到底如何，其实也不重要。自匈奴崛起之后，欧亚草原的迁徙方向，就一直呈现“东风压倒西风”的趋势。可以说，从中亚乃至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一直就没有停下过向南俄草原渗透的步伐。在突厥帝国统一亚洲草原后，那些源自亚洲的新老移民，与突厥帝国发生联系，并在欧洲人面前自称“突厥人”，可以让欧洲人勾起对匈人所带来“黄祸”的恐怖回忆。　　然而打着“突厥”标签的“黄祸”，最终并没有到来。或者说除了一些诸如佩涅切格人的突厥部落，会经常骚扰一下欧洲诸国的边境外，欧洲在战略层面上，并没有受到威胁。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就是哈扎尔汗国的存在。以领土范围和影响力来看，将哈扎尔人所建立的国家称之为“帝国”是很勉强的。这些从大高加索山脉北麓，扩张至伏加尔河——顿河流域的突厥人，甚至没能对南俄草原形成完全的统治，但与那两个让欧洲人为之战栗的民族不同的是，哈扎尔人让欧洲人第一次感受到了，这片草原并非只能带来死亡和恐惧。　　与气候干旱、寒冷的的亚洲草原不同，纬度较低、降水相对较多的南俄草原的先天条件要好的多，或者说并非只能选择游牧经济。相对较低的纬度，使得南俄草原的积温条件能够满足农耕需求；千百万年来腐殖而成的“黑土”也是这个星球上，最为肥沃的土壤。虽然自然降水较少，但那些从东欧平原中部收集雨水的河流，如伏尔加河、顿河、第聂伯河等，如果借助更为先进的农业技术，南俄草原完全可以转变为优质的耕地。即使没有进行深度开发，黑海北岸的某些点的降水，也已经可以支撑原始农耕经济的开展。早在希腊文明时期，色雷斯人就在克里米亚半岛南部、刻赤半岛殖民，并建立 “博斯普鲁斯王国”，将大量农产品输往希腊。　　问题在于，南俄草原与亚洲草原之间，并无天险分割彼此。任何一个想在南俄草原进行深度农业开发的民族，都会受到来自东方的强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游牧经济所造就的机动力、战斗力，反而会让自己更为安全。最起码实在不敌对手的进攻，还可以迁徙至另一片草原，迅速重头开始。那么，有没有能够与游牧经济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另一种经济形态，来帮助游牧民族完成文明进程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商业。　　中国文字博大精深，“商”和“贾”看似是同一意思，但却有着本质区别。所谓“行商坐贾”， 行走运输、贩卖货物者为“商”；定居开铺出售货物者为“贾”。以游牧民族的机动力和活动范围来说，本身就具备了成为“商”的天然条件；一旦这种“行商”所带来利润足够大，部分游牧者（尤其是统治阶层），也会在贸易通道中择点定居变成“坐贾”，以完善、控制自己的商贸管理体系。当游牧生活，因为商贸行为而加入定居成分后，源自游牧文化的文明基因，也就有了生长的土壤。　　上述演变过程，在中亚、阿拉伯半岛都曾经发生过。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突厥人、阿拉伯人所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其最初的载体都是那些因承载商贸功能，而兴起的贸易城市（比如在伊斯兰教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的麦加、麦地那）。不过，并不是每一个游牧板块，都有机会开启这一“游牧商业文明”进程的，身处什么样的地缘位置十分重要。比如要论自然环境，阿拉伯半岛算是诸游牧板块中条件最差的，但凭借长期垄断东西方贸易通道的地缘优势，阿拉伯人有机会成就自己的文明，并且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力。　　对于准备在南俄草原一显身手的哈扎尔人来说，黑海的存在是一个颇为有利的因素。黑海能够为南俄草原提供一条海上快速通道，这使得他们不必费力统一整个草原，就能够通过海路与地中海文明对接。不过一直以来，这段海岸线的存在，更多是让地中海那些海洋国家，有机会建立一些登陆东欧的贸易据点，并将南俄草原作为销售市场。早在希腊文明时代，希腊人就已经开始通过这样的做法，向草原游牧民族销售种类繁多的商品了。后来的罗马人、拜占庭人，也同样继承了这一地缘优势，向南俄草原倾销商品。
　　由于对地中海地区商品的依赖，无论是早期的斯基泰人，还是后来的匈人，通常都不会吞并黑海北岸的那些贸易据点。除非有一天，南俄草原也能够拥有地中海地区所渴求得到的商品，扭转贸易逆差，在黑海北岸布局，甚至打造舰队才会变得有价值。然而仅仅依靠游牧经济的产出，哈扎尔人显然是无法做到这点的，除非有别的途径弄到商品充实他们的马队。那么中世纪的哈扎尔人，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