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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系列 — 丝绸之路与哈扎尔汗国的异类崛起
西方人认为，中央之国内部的诸王朝，只是在不断的重复自我，只需研究一个样本，就能够知道其中的规律了。从地缘角度看，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就好像我们会发现，罗马帝国所遵循的一些地缘政治规律，也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欧洲。然而尽管汉朝和唐朝貌似都击败过强大的游牧帝国，并且成为了丝绸之路东半部的主导者，但两个对手和两条丝绸之路之间，在结构上却存在着一定差异。 匈奴纵横亚洲草原的时代，这个游牧帝国的根基是蒙古高原。在阿尔泰山以西的中亚草原，匈奴人基本上只控制了包括以阿尔泰山南麓在内的半个准噶尔盆地。至于以“伊犁河谷”为核心的天山草原，而哈萨克丘陵地区，则分别为乌孙、康居两个游牧王国所控制。也就是说，匈奴人并没有真正统一亚洲草原。这一格局的存在，显然也为汉帝国所关注到。为此，帝国一直视乌孙为战略盟友，以减轻匈奴人对塔里木盆地的压力。依照同样的外交逻辑，身处乌孙人西、南侧的康居人，也曾经与匈奴人结盟，以避免乌孙人在中亚草原一家独大。 对于上述历史，以及诸亚洲草原王国的地缘结构，我们在“西域部分”已经非常详尽的解读过了。对这一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过头去看。现在牵扯出这一节，是让大家明白一点，在汉王朝开辟丝绸之路时，中亚草原上的局势有多么的复杂。这也意味着，尽管游牧民族在机动性上优势明显，草原看起来也比沙漠地区更有利于通行，但真正能够成为丝绸之路主线的，只能是沿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绿洲，再跨越天山，进入中亚南部绿洲地带的线路。 情况在公元6世纪中叶发生了变化。突厥人在击败众多竞争对手之后，建立了覆盖蒙古、中亚草原的游牧帝国。尽管这个帝国很快便以阿尔泰山脉为分割线，分裂成为东、西两部分，但突厥人在欧亚草原的优势地位已然确定。同一时期，中央帝国也经历了隋、唐两代的朝代变迁，并且始终将解决突厥人的压力，作为事关王朝生存的首要战略任务。 经过一个世纪的反复博弈，唐王朝在公元7世纪中叶，先后击溃了东、西突厥，史无前例的取得了对蒙古高原、中亚地区的宗主权。中央帝国为控制中亚而建立的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也因此能够帮助帝国打通一条，从准噶尔盆地切入，沿天山北路西行的新丝绸之路（史称“新北道”以区别于沿塔里木盆地北沿通行的“北道”）。 如果沿着天山一路西行，“新北道”将在中亚“河中地区”（锡尔河、阿姆河地区）与西出塔里木盆地的“北道”会合，然后翻越伊朗高原、两河流域，进入拜占庭帝国所控制下的地中海东部地区。然而几乎与唐王朝羁縻中、北亚草原的同时，西亚的地缘政治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凭借伊斯兰教的强大思想控制力，一盘散沙的阿拉伯民族不仅得以统一，更攻灭了统治伊朗高原、两河平原、河中地区的“萨珊波斯”。拜占庭帝国在新月沃地及北非的领土，也相继为阿拉伯帝国所吞并。 在罗马（包括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包括之前的安息）双方关系紧张之时，欧洲人要想获得来自亚洲的商品，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作为阿拉伯半岛的控制者，阿拉伯人敏锐的看到了这一商机，绕过伊朗高原和新月沃地，通过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区以及印度洋——红海航线，打通了印度次大陆通往埃及的商路。即使波斯人因为战争，阻断了商路，拜占庭也还是有机会，中转得到来自东方的奢侈品。然而在阿拉伯帝国建立之后，一切都开始发生了变化。从中亚“河中地区”一直到尼罗河畔都为同一帝国所控制的后果，就是极大的削弱了欧洲人的议价能力。欧洲人当然还是能够得到来自东方的商品，但到底用什么价格得到，就得由阿拉伯人说了算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欧洲人希望有一条能够不受阿拉伯人控制的商路，为之带来中国的丝绸、印度的香料。从地理结构上看，欧亚草原之上的游牧民族，所掌控的横穿乌拉尔山——里海/咸海之间的草原通道，是最适合承担这一任务的，而唐帝国对西突厥的征服，正好让中亚草原有了强有力的主导者。也就是说，如果拜占庭帝国能够在黑海之滨的南俄草原，找到一个务实的合作者，那么欧洲就有可能通过中亚、南俄草原的中转，获得来自东亚甚至南亚的商品。 我们可以把这样一条商路称之为“草原丝绸之路”。这条商路的在中亚对接“新北道”的点，位于天山北麓“塔拉兹河”河畔。今天这个属于哈萨克斯坦的枢纽城市，与河流同名（塔拉兹）。不过在公元7、8世纪，它名字“怛罗斯”会更有知名度。公元751年，大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在这里进行过一场著名的“怛罗斯之战”。后者在战败之后，对天山以北地区的控制权逐渐减弱。
当中亚地区在唐王朝的主导下，迎来新秩序时，从中央帝国经天山北麓送至塔拉兹河畔的商品，接下来就有机会在突厥语游牧部落的护送下，沿锡尔河下游上溯至咸海北部，穿越乌拉尔河（源自乌拉尔山脉南麓，注入里海）进入南俄草原。问题在于，唐王朝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会去帮助协调中亚游牧民族之间的利益，谁又能够在南俄草原和拜占庭帝国形成利益共同体呢？ 很显然，抓住这个巨大商机的就是哈扎尔人了。也可以说，正是借力“草原丝绸之路”的开启，以及拜占庭帝国与阿拉伯帝国之间的矛盾，游牧的哈扎尔人得以奇迹般的，在南俄草原成为一个让欧洲人欣赏的“文明国家”。这一转变让强大的“哈扎尔汗国”不再以把目标放在统一整个南俄草原之上（纯粹的游牧国家一定会这样做）。只要保证伏尔加河、顿河下游的控制权，汗国的利益就能得到保证。至于从多瑙河下游，到第聂伯河流域的西半个“南俄草原”，则先后成为了马扎尔人、保加尔人、佩涅切格人的竞争的舞台。后者甚至是在公元9世纪，从中亚草原穿越哈扎尔汗国的控制区而来的新突厥移民。 地理位置相近的伏尔加河、顿河的命运，总是会联系在一起。在哈扎尔汗国时代，前者能够帮助汗国，第一时间迎接到来自中亚草原的商队；后者则能够打通一条，由顿河——亚述海——黑海——地中海所组成的水上贸易通道。值得关注的是，这两条河流在南俄草原的最近处，相距不过4、50公里。从技术上看，如果打通一条运河的话，里海也就不再只是一个封闭的咸水湖了。从中亚而来的商品，也有机会通过水路，经由里海——伏尔加河——顿河进入黑海。事实上，后来俄国人也的确这样做了。上世纪中叶，“伏尔加河——顿河运河”的打通，让里海一定程度拥有了出海口（虽然走不了大型海轮）。今天为了强化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俄国人似乎也有意向拓宽运河，“帮助”里海沿岸的中亚国家，获得真正的出海口。 当然，即使两大水系没有连通，也不会影响顿河、伏尔加河相接之地的地缘价值。今天矗立于这片土地之上的，是始建于16世纪末的“伏尔加格勒”。这座城市在绝大部分苏联时期（1925年后），以及2004年之后的俄罗斯，还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斯大林格勒。看到这，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明白了，为什么二战中，俄国人一定要在斯大林格勒，死磕德国人了。 在哈扎尔人建立商业王国之时，从锡尔河、咸海/里海北岸运送而来的商品，通常会在伏尔加河三角洲中转，然后溯河而上，在斯大林格勒一带转入顿河，然后再顺河而下接入亚述河、黑海。汗国也因此在伏尔加河三角洲、顿河下游建立了两个都城。
当哈扎尔人藉此成为拜占庭帝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后，他们也顺势成为了乌拉尔人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中间商。一方面乌拉尔人在伏尔加河中上游，乃至更北部地区所收集的初级商品，经由顿河中转输往拜占庭帝国；另一方面，乌拉尔人要想得到拜占庭帝国的商品，也一样会让哈扎尔汗国获利。事实上，正是凭借对边缘民族的商品出口，拜占庭帝国在东方贸易中的逆差缺口，才得以填平。 对于做转口贸易的哈扎尔人来说，既然能够坐享如此巨大的利益，又为什么要像匈人那样去做什么草原霸主，并且用“劫掠”这种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手段，从欧洲人那里收获利益呢？然而这种凭借地缘位置，以及特殊地缘政治背景而形成的优势，是否能够长久保持下去呢（比如现实中的香港）？我们下一节再接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