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系列 — 南俄草原上的“犹太教”信徒

       当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并且开始步入文明国家行列后，哈扎尔人开始意识到，必须在宗教信仰上有所选择了。亚洲游牧民族所信奉的，是与其生产力相适应的，源自渔猎时代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从技术上看，相信“万物有灵”萨满教，既无成熟的宗教体系，又无成文的教意，是宗教发展初级阶段的产物。在经历过万物有灵——祖先崇拜——多神教，三个发展阶段之后，世界宗教的主流，已经推进到了“万神归一”的一神教阶段。　　沙漠游牧民族——阿拉伯人，凭借一神教3.0版本的“伊斯兰教”，奇迹般的建立庞大帝国，是一神教体系影响力最成功的表现。在欧洲，一神教2.0版也同样对人类的政治、生活影响巨大，并呈现三个重要特征：一是宗教高于语言、文字等要素，成为了最重要的身份识别标志。鉴于欧洲地缘结构的复杂性，“万神归一”的一神教，在技术上成为了最容易普及（也更容易为统治者所控制）的宗教形式；二是否归依基督教，成为了一个民族是否步入文明行列的衡量标准。三是宗教信仰选择与中世纪民族国家的建立，共同筑就了现代欧洲民族的识别基础。你会发现，今天大部分欧洲民族国家的历史，都能上溯到公元8、9世纪这个时间段；　　对于哈扎尔人来说，最现实的问题是，无论他们的盟友（拜占庭人），还是对手（阿拉伯人），都已经用强大的宗教武器加强了组织性。即使纯粹出于内部统治的需要，准备在南俄草原生根的哈扎尔人，也需要为自己寻找一尊唯一的“真神”。然而问题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尽管一神教能够从意识形态层面，更加简单的让不同的族群站在同一阵线，但地理、地缘政治层面的考虑，终究还是起着主导作用的。最直接的案例，就是整个欧洲看起来都已经成为了基督教传播福音的乐土，但却还是在地缘政治的作用下，分割为了天主教、东正教两大阵营。至于一个准备跻身“文明”行业的族群到底怎么选，也一样要从自身的定位来考虑。　　从地缘关系的远近来看，哈扎尔人受拜占庭帝国影响选择东正教的机率，要比选择天主教更大。当然，有时候地理、地缘关系越近，一方反而会因为防御需要，根据“远交近攻”的原则，选择不同于周边地区的意识形态。不过哈扎尔人看起来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一则拜占庭人并无力征服这片草原；二则在草原上维持一个能为自己带来利益的商业伙伴，对曾经饱受游牧民族侵扰的拜占庭人来说有益无害。　　君士坦丁堡无疑是非常想说服哈扎尔人归依东正教的。然而在商业交往中，平等是第一原则。东正教君权在上、神权在下的模式，会让哈扎尔人感觉到自己成为了拜占庭人的附庸。面临同样的问题，同为游牧出身的保加尔人倒是选择了东正教。不过在多瑙河下游经营日久的保加尔人，已经完全放弃了草原。与斯拉夫人融为一体的他们，同时看到自己有像日耳曼人那样，继承罗马帝国遗产的可能性（虽然从结果上看，是让俄国人脑洞大开）。至于哈扎尔人，他们其实只是想安静的做一个商人。　　天主教当然也是一个选择。问题在于，哈扎尔人并不是想与拜占庭人对抗，舍近求远选择罗马，只会增加彼此的不信任感。同样的道理，哈扎尔人也不可能选择伊斯兰教。真要那样做的话，对哈扎尔人产生不信任感的，就是整个欧洲基督教世界了。更何况哈扎尔人实际上是从阿拉伯人口中夺食。在阿拉伯帝国已经吞并伊朗高原，将控制线推进到大高加索山脉时，哈扎尔汗国与之已经有了直接的地缘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哈扎尔人与基督教世界所结成的，就不仅仅是商业伙伴关系，而更是一个互相依靠的安全同盟了。　　既然选择加入一神教2.0版、3.0版看起来都不能完全保护哈扎尔人的利益，那么希望借力宗教，摆脱“蛮族”定位（同时增强内部凝聚力）的哈扎尔汗国，就没有其它选择了吗？当然也不是这样了。条件合适的话，哈扎尔人也可以在认可一神教理论的前提下，创建一个包容前面三个版本的“4.0版本”（就像伊斯兰教那样）；或者在某一个版本基础上，再分化出一个独立的2.1、3.1版本（比如后来与天主教、东正教并立的新教那样）。不过，在选择创新之前，哈扎尔人其实还有一个更省力的办法，那就是直接归依一神教最原始的1.0版本——犹太教。　　纯粹从技术上看，哈扎尔人选择以犹太教立国，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于三大宗教的特点和渊源，我们曾经在“中东部分”有过详细解读。在犹太教的教义下，原始的血缘关系认定同样重要。简单点说，犹太人认为只有他们才是上帝所选中的选民，完全遵从教义的话，一个与之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和民族，是不可能半路出家成为犹太教徒的。正是因为犹太教的这种封闭性，才迫使一些想将其“福音”，博爱式的传播向所有民族的人，另起炉灶创立了 “基督教”；以及汲取前两者经验教训，将一神教控制力发挥到极致的“伊斯兰教”。　　然而意识形态终究是服务于现实世界的。现实世界就是，犹太人早已失去了他们那片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迦南之地，被迫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尽管“犹太人”在宗教和血缘上的双重认定标准，能够保护他们在复杂的地缘环境中，千年一系的维持自己的存在，但没有同盟的客观现实，还是让犹太人始终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也许犹太人内心深处，已经为当初固执的坚持封闭思维（包括借罗马人之手，除掉向异族传播福音的耶稣基督）有了一丝悔意。不过在基督教已经主导欧洲大地，伊斯兰教强势传播西亚、北非的大背景下，犹太人即使真有改革的想法，在他们所认知的世界里，也没有拓展空间了。　　在公元6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崛起之时，西亚的犹太人又一次被迫大规模外迁。如果说之前犹太人最热衷的迁徙地，是与迦南相隔不远的两河平原，那么在伊斯兰教的强大压力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穆斯林要向异教徒收取高额税收），这次犹太人则把对宗教信仰管制还不太严格的欧洲，作为了主要迁徙方向。　　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犹太人有着极强的商业头脑，以至于他们给欧洲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奸诈吝啬的商人、放货者形象。这其实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犹太人的异类身份（以及对耶稣所犯下的“罪行”），他们在欧洲几乎没有可能通过分封或者购买获得土地。在这种情况下，从“大散居，小聚居”的分布状态中找到商机，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自我封闭的内部结构，演变为了管理优势；被迫散居的状态，转化为商业网络优势。犹太人开始在欧洲商业舞台上，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地位。大约在公元9世纪，犹太人的形象就完全演变成我们刚才所描述的那样了。　　不管是游牧的哈扎尔人，率先嗅到打通草原丝绸之路的商机，还是这一战略转变，本身就是出于犹太人的建议。犹太人在哈扎尔汗国所打造的商业王国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公元7世纪中叶，哈扎尔人决定立犹太教为国教，并且继续保持与拜占庭帝国良好的盟友关系（同时也不会排斥和阿拉伯人做生意）。基于商人的务实性，以及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哈扎尔人并不会强迫汗国内的所有居民，都信仰犹太教。也就是说，在可萨汗国的统治下，草原游牧民族依旧可以从萨满巫师那里获取力量；而黑海沿岸那些希腊人后裔，也仍旧能够信仰他们的基督。　　现在看起来，哈扎尔人成为犹太教徒，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缺乏血缘上的联系纽带了。不过一定要从血缘上和犹太人连上谱，也并非什么难事（孤独的犹太人其实并不排斥这种做法）。因为从本质上说，民族认知是一种你情我愿的主观认知。“血统”认同，更多是身份认同的一种表现形式。至于这种认同的背后，到底有多少真实成份反倒是不重要的。就像同样重视血缘纽带的华夏民族，在壮大过程中，也通过“塑造”共同祖先的方式，吸收了不少边缘民族加入。以色列在立国之后，为了壮大自身力量，甚至在上世纪8、90年代，依据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美丽传说，前后共二次（分别为摩西行动、所罗门行动）从埃塞俄比亚接入了20000多“黑犹太人”（贝塔以色列人）　　然而哈扎尔人却并没有打算放弃他们的游牧基因。从本质上说，这些已经适应了定居生活，甚至在伏尔加河畔尝试种植业的前游牧者，只能算是信仰了犹太教的突厥人。哈扎尔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所身处的这片草原，始终是游牧者的世界。如果哈扎尔人希望从来自亚洲的突厥部落手中，接过“草原丝绸之路”所带来的商品，那么最好不要让对方认为，自己跟他们已经没有共同的祖先和记忆了。对此，欧洲的犹太人肯定会感到一丝遗憾了。不过正如我们一直所说的，商人总是务实的。何况对于一个没有家园的民族来说，出现有一片认同他们意识形态，并为之提供广阔商业舞台的土地，是多么的不容易。只是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国家，就不会有竞争者出现，挑战他们的核心利益吗？当然不是了。因为从波罗的海南下的罗斯人，已经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