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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系列 — 基辅罗斯的兴衰
相比之前出现在东欧平原南部的民族，罗斯人的优势在于他们所拥有的“海洋基因”。这使得基辅罗斯能够透过黑海，与拜占庭帝国直接对话。并且在与哈扎尔人的竞争中，逐渐取得优势。从哈扎尔人不再成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时。多瑙河下游的保加利亚人，成为了罗斯人的新目标。如果能够进一步征服保加利亚王国，即使那些瓦良格贵族暂时没有想做“沙皇”的想法，也能够把想象空间，延伸到整个南斯拉夫地区。为此，基辅罗斯在战胜哈扎尔人后，马上就挥师西进，向保加利亚人发起攻势。事实上罗斯人并非孤军作战，为了消除保加利亚王国所带来的压力，拜占庭帝国与基辅罗斯结成了同盟。至于到最后谁被对方当枪使了，就要谁能够得到保加利亚的领土了。 从地缘关系上看，拜占庭人占据明显的优势。保加利亚王国所控之地，本来就是拜占庭的北部边区，无论从海路还是陆地，二者都可以无缝对接。至于基辅罗斯要想在多瑙河下游立足，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就是南俄草原。尽管控制了第聂伯河——黑海、顿河——亚述海——黑海的水上运输线，但出身于森林气候区的罗斯人，并没有力量真正控制这片草原。也就是说，基辅罗斯控制的只是贯穿南俄草原的几条水上运输线，以及支撑这条运输线的几个重要据点。这一切，只有等到东斯拉夫人诞生出一个独特民系——哥萨克人来，才算有所转机。在此之前，这片草原一直都是来自亚洲的，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的天下。 战略上的先天不足，使得罗斯人的军队在击败保加利亚人之后，旋即被拜占庭人赶出了多瑙河下游（保加利亚人在上马其顿重新建国，史称“西保加利亚王国”。公元1018年为拜占庭帝国所灭）。他们最大的收获，也许就是俘获了保加利亚人的“沙皇”。悲剧的是，南俄草原上的突厥人（佩涅切格人），可不会放过这个落井下石的好机会。基辅罗斯历史上武力最强大的君主，哈扎尔汗国、保加利亚王国的征服者（斯维亚托斯拉夫?伊戈列维奇），在退回基辅的途中，自己也成为了别人的战利品。甚至连头骨也被依照游牧民族对的风俗制成了酒杯，成为胜利者显示力量的象征（就像1000多年前，匈奴单于对大月氏王所做的那样）。 残酷事实让基辅罗斯意识到，在没有办法征服草原之前，南下多瑙河下游，甚至图谋拜占庭帝国的皇冠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基辅罗斯新的君主（弗拉基米尔一世?斯维亚托斯拉维奇）把扩张版图的方向，放在了南俄草原之北。除了对内继续完成东斯拉夫人的整合工作，并与西线的波罗的人、西斯拉夫人（波兰人）、北线的乌拉尔人发生摩擦之外，更试图在伏尔加河流域有所突破。 早在渗透伊尔门平原时，这些为东斯拉夫人注入商业基因，然后以“罗斯”形象示人的北方人，就已经开始对伏尔加河流域的探索工作了。最初的目的，当然只是从乌拉尔人那里收集皮毛了。不过在入主基辅，与哈扎尔人发生利益摩擦后，对伏尔加河中、上流的渗透工作，战略意义就更为重大了。要知道，东方而来的奢侈品尽管利润巨大，但在量上毕竟有限，供给也不稳定。产生于东欧森林中的毛皮、蜂蜜，乃至奴隶等初级产品，才是占据物流通道的主要商品。对于已经控制了第聂伯河中上游的基辅罗斯来说，如果他们能够向东扩张，控制伏尔加河流域中、上游的资源，就有机会把哈扎尔人逼上绝路。同时从战术上看，如果能从伏尔加河顺流而下的话，罗斯人将有机会直取哈扎尔人在伏尔加河下游的都城。 在对伏尔加河流域的征服中，基辅罗斯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并非是土著的乌拉尔人，而是公元7世纪就已经被哈扎尔人，迫入伏尔加河中游的那部分保加尔人。为了区别多瑙河下游那些斯拉夫化保加尔人，这部分同样由草原气候区，转入森林气候区的保加尔人，被称之为“伏尔加保加尔人”，所建立的国家史称“伏尔加保加利亚”。 汗国的首都，就是今天的“喀山”（时名“保加尔城”）。公元9世纪中叶，哈扎尔人曾经将 “伏尔加保加利亚”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些身处欧洲边缘的保加尔人，也开始为欧洲人所知晓。 尽管基辅罗斯对保加尔城发动了远征（公元985年）并且取得胜利，但基辅罗斯实际上并没有能吞并“伏尔加保加利亚”。 最终成为了基辅罗斯和斯拉夫之地的，是包括今天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所在的“奥卡河”流域在内的，伏尔加河上游地区。不过莫斯科及著名的“莫斯科公国”12——13世纪才开始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上。而莫斯科取代基辅，升级为东斯拉夫人地缘政治中心的战略窗口，则要等到蒙古人入侵东欧平原之后才会打开。 基辅罗斯没能彻底征服伏尔加河中游的保加尔人、下游的哈扎尔人，主要是因为这个由日耳曼人和东斯拉夫人结合起来的国家，本身立国也不过100多年。不管瑞典人还是土著的斯拉夫人，本质上都算是尚未进入文明阶段的边缘民族。无论从民族凝聚力、还是政治结构来看，这个依靠武力捏合在一起的国家都还存在很多先天不足。新生的基辅罗斯要想完善内部统治结构，并且不再被人视为野蛮人，首先要做的就是像周边“文明国家”一样，接受“一神教”的洗礼。 与哈扎尔人一样，罗斯人面前也有四个选择：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以及哈扎尔人选择的犹太教。首先罗斯人并没有必要，主动把自己排除出基督教世界。很显然，选择伊斯兰教的话，他们不仅会和生意伙伴拜占庭人产生芥蒂，更马上会被中欧的天主教世界视为第二个西班牙（此时的西班牙，已经是天主教抗击阿拉伯帝国的前线）。其次犹太教也不会成为选项。哈扎尔人选择犹太教，是因为他们只能安安静静的做一个商人，而能够将整个斯拉夫之地作为想象空间的“基辅罗斯”，可不会那么容易满足。 在波兰人已经接受了天主教（公元966年）的情况下，罗马教庭也希望，他们能把从罗马散播出去的福音，传递给东斯拉夫人。然而作为东斯拉夫人的政治代言人，基辅罗斯的统治者有自己的想法。在波兰以及整个西斯拉夫群体在天主教世界占得先机的情况下，基辅罗斯已经很难在罗马教庭拔高自己的地位了。就地缘政治格局来看，现在的波兰王国与当年的法兰克王国很像；基辅罗斯所代表的东斯拉夫人，则与日耳曼尼亚的德意志人相当。也就是说，波兰人很希望在教庭授权下，“联合”东斯拉夫人，打造出属于斯拉夫人的“帝国”。 如果波兰人所面对的，是一个分裂状态的东斯拉夫世界，那么他们的想法倒有机会实现。就像当年查理曼，各个击破的征服日耳曼尼亚诸国，打造出“东法兰克王国”一样。即使出于地缘结构的原因，东斯拉夫人最终还是独立建国，但在宗教上也已经接受天主教了。然而悲剧的是，在波兰人准备借助“天主”的帮助做大时，北方而来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已经帮助东斯拉夫人完成政治统一，甚至通过击败哈扎尔汗国、保加利亚王国，挑战拜占庭帝国，建立了比波兰人更强大的民族自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再想以西斯拉夫人为主导，统一东、西斯拉夫世界就很困难了。 最终在完成对“伏尔加保加利亚”的远征后，我们刚才提到的“弗拉基米尔一世?斯维亚托斯拉维奇”，还是将东斯拉夫人带入了东正教世界（公元988年），这也是他的名字能够出现在这个帖子里的唯一原因。出于生意（与拜占庭）和战略防御（与波兰）的原因，这样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由于与拜占庭之间相隔了南俄草原，接受了东正教的基辅罗斯，并不用担心会因此受控于君士坦丁堡。唯一需要付出的，就是接受一个“大公国”的政治地位。至于拜占庭人当然也是满心欢喜了，南俄草原之北、天主教世界之东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东正教国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件好事。 除了东欧平原的东斯拉夫人归依东正教以外，北欧的日耳曼人也在公元10世纪接受了天主教。这似乎意味着，基督教已经统一了欧洲。不过当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这一时期的欧洲地缘政治版图，就会发现“神”在欧洲的统一事业还未完成。其中以芬兰人为代表的，活跃于亚寒带针叶林带的“乌拉尔人”，各方面都还处在原始氏族阶段。在“神”的光茫在更温暖地区还有努力空间前，他们暂时还是很安全的；相比之下，波罗的人的文明程度肯定要比乌拉尔人高，也与已经进入宗教文明期的其他民族，保持着密切的地缘关系。问题是，深感自己处境危险的波罗的人，并不认为传教士们能够让自己更强大。相反接受某一教派的洗礼，只会让周边国家找到渗透、同化自己的机会。 至于南俄草原，哈扎尔人特立独行的选择犹太教，已经是这片草原离上帝最近的一次了。如果形势比人强，将来一定要接受一项宗教的话，与欧洲人所处地缘环境大大相径庭的他们，选择源出沙漠游牧民族的一神教——伊斯兰教的可能性要更大。事实上，在东斯拉夫人、哈扎尔人的双重压力下，伏尔加河中游的保加尔人，在这个世纪（10世纪）就已经选择了向阿拉伯人示好，成为了欧洲最早的穆斯林。一直到今天，这片以“鞑靼”为标签、喀山为政治中心的土地（俄罗斯鞑靼共和国），仍然带有强烈的伊斯兰教色彩。 接受东正教的洗礼，虽然有助于强化东斯拉夫人共同的民族意识，但基于欧洲地缘结构的分裂性和不稳定性，曾经强大的基辅罗斯，很快也像查理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那样，进入了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事实上在整个欧洲中世纪，只有直接面对亚洲文明影响的拜占庭，在组织结构、意识上呈现出君主专制的“帝国”形态。在公元11世纪中叶，基辅已经无力维系统一的局面。这个由北欧人建立的东斯拉夫人国家，被分裂为了十几个公国。混乱的局面一直延续了将近一百多年，直到另一股来自东欧平原之外的势力——蒙古人出现。 蒙古人要等到公元13世纪，才开始搅动欧洲大陆的政局。在此之前，包括“瓦良格人”在内的北欧日耳曼人，才是整个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的搅局者。在了解完这些北方人对东欧地区的“贡献”之后，我们也要把目光转向西欧，看看那些被称之为“维京”的北欧人，又究竟留下了什么地缘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