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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系列 — 威尼斯商人（中）
不过虽然身处波河平原，但罗马遗民的建城地址，却并非当然的选择在了波河河口，而是在波河河口以北，由阿迪杰河、皮亚韦河、塔利亚门托等几条较小河流，所共同造就的“威尼斯泻湖”中。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在这个海湾状的泻湖，遍布着数百个大大小小的沙洲，并且在外围已经天然积沙形成了防波堤（所以才被称之为“泻湖”）。
这样的条件，不仅有利于威尼斯人打造一座安全的水上避难所，更兼具了成为海港城市的地理条件。同时，造就威尼斯泻湖的几条河流，不仅能够让威尼斯的商船渗入波河平原腹地，更能直抵阿尔卑斯山麓，与连通中欧平原的商路相连。对于以“陆——海”转口贸易谋生，并试图拥有更广阔市场的威尼斯商人来说，这样的条件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也正因为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威尼斯才能够成为拜占庭帝国，在北意大利最后的据点。 将威尼斯比作香港的话，那么拜占庭和富庶的东方，就是后来的大英帝国以及其背后的整个“西方”世界了。二大帝国的共同点在于，最终都失去了这个重要的贸易平台。公元7世纪末，远离拜占庭本土的威尼斯人开始实现自治，成为以拜占庭帝国为名义宗主的 “自治共和国”。及至10世纪末， “威尼斯共和国”完全脱离了拜占庭的控制，开始以独立城邦国家的身份，参与意大利半岛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地缘政治博弈。如果说威尼斯在独立之前的情况，与香港有诸多相似之处，那么它在脱离拜占庭控制之后的命运，就有着天渊之别了。威尼斯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前后维持了将近千年，直到18世纪末，拿破仑进军罗马后才宣告结束。至于香港，则已经无可避免的成为中央之国的一部分了。 威尼斯与香港命运走向的不同 ，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所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两块大陆，在大历史的时空范围来看，地缘价值也有着本质区别。总的来说，香港之于东亚大陆，只是战术性的存在。是中央之国在特定的自我保护时期，所保留的一个与西方世界沟通的窗口。随着中央之国逐渐找到在维持自己地缘独立性的前提下，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西方世界，进行有效交流的途径，香港也逐渐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实际上，类似的趋势目前已经可以看到了。香港所谓“本土派”这两年的一些过激举动，正是源于这种存在感消失，所带来的焦虑情绪。 相比之下，威尼斯人的空间就要大出许多了。首先它所面对的，是一个分裂的意大利。再把视角抬高点的话，意大利背后又是一个分裂的，建立在西罗马废墟上的西欧日耳曼世界，而这些区域都是威尼斯商人的天然市场。从政治角度来看，面对一个分裂的外部世界，无疑会增加自己合纵连横的空间。比如在中国的战国时代，像“韩国”这样位置居中的小国，也有机会凭借外交手段，长期生存于大国夹缝中。从商业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如果威尼斯在中世纪所面对的，是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王国，即使在政治上仍能暂时保持独立，它的商业议价空间也可能会被大大压缩。 需要说明的是， “一国两制”的做法，并非中国人的创造发明。在同一政权之下，根据各地区的情况，顺势采取符合该地地缘属性的制度，是西方世界普遍的做法，也是其多样性特征的具体体现。威尼斯之于拜占庭，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就政治层面来看，此类贸易城市最大的共性就是：掌握政治话语权的，是一群商人。其最能接受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商业联盟”基础上，以议会、选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共和制”。这也是为什么，威尼斯人所建立的国家被称之为“共和国”，而不是王国或者公国一类的君主国的原因。 然而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在威尼斯也并非一点没有体现出来。尽管威尼斯共和国的元首，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财产需达到一定数额，才有选举权），但其任期却是终身制的（这一点又与君主制国家一样了）。考虑到威尼斯所处地缘政治环境的复杂性，这样的带有一定君主制色彩的共和体制，倒是有助于威尼斯内政、外交的稳定性。当然，如果权力一直世袭下去的话，威尼斯就算有议会、选举制度，也是不能被称之为“共和国”的（就像有元老院、选举程序的罗马帝国一样）。为了避免权力世袭，威尼斯的平衡方法是，连续两任元首不能再出自同一家族。 其实再进一步观察 “威尼斯共和国”（独立之后）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内部这种带有一定集权色彩的“共和”体制，大家是不是觉得和今天存在于亚洲的一个城邦国家——新加坡很相似？至于二者之间有哪些相似点，这里就不展开分析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思考比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