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系列 — 立陶宛人的崛起

       阻碍了德意志人东征大业的 “名不见经传”的立陶宛。在重创圣剑骑士团之后，包括立陶宛人在内的波罗的民族，危机并没有被解除。处在这样一个险恶环境下，被德意志人或者斯拉夫人消化掉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好在这些觊觎波罗的人的民族之间，也是矛盾重重，而立陶宛人也很快找到应对十字军东征的方式。　　我们知道，不管背后隐藏着多少利益诉求，十字军东征事件都是以传播基督教为名，由教廷名义授权的一场圣战。这意味着身披十字战袍、手持十字长剑的骑士，理论上只能将剑锋指向未能归信基督的异教徒。当然，这一神圣的标准从来没有真正被执行过，基督教乃至天主教世界内部，一直也是攻伐不断。不过，如果一个族群能够识时务的加入天主教大家庭，并且得到教廷的认定，那么它就能够在天主教世界获得合法的政治生存权。也就是说，你可能还会因各种原因受到其它教内势力的攻击、被蚕食领土，但却很难从政治版图上将之抹去。　　类似的先例在波兰、匈牙利等民族身上已经成功实践过了。波兰王国、匈牙利王国从罗马教廷获得的“准生证”，保证了它们今天仍然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也是为什么欧洲民族国家的源头，往往都是溯源到它们的祖先归信基督教时。而这一次，立陶宛人则成为了“识时务者”。在击溃圣剑骑士团后，部落联盟性质的立陶宛地区，归信成为了教廷认定的“立陶宛王国”（公元1250年）。对于教廷来说，它并不在乎一片土地的统治者是谁、这片土地之上的居民又是什么样的民族属性，它在乎的只是天主教徒的数量是否壮大。要知道不谈意识形态层面的神圣意义，单从经济上来看，每名天主教徒必须将1/10收入交给教会（什一税），就足以刺激祭司们扩张天主教版图的欲望。　　以中国人希望信仰、种族、文字、语言等诸多方面统一的高标准来看，教廷的这种做法无疑是十分短视的。不过教廷成为西欧最高权力阶层，并且以整合意识形态的方式，让西欧形成一定程度的统一，也这一地区地缘结构松散、开放的特点所决定的。当然，天主教立陶宛王国的降生，并不意味着它和那些德意志骑士们之间的矛盾就化解了。在与教廷达成和解的同时，立陶宛王国也将西立陶宛的部分土地划给了圣剑骑士团，以此来终结与德意志骑士们的恩怨。同时也成为了插入骑士团国中间的一棵契子。　　立陶宛固然可以用外交技巧谋得一个独立法人的地位，但政治终究是讲求实力的。在条顿骑士消化普鲁士，圣剑骑士控制利沃尼亚的情况下，立陶宛人建立的国家能否长期生存下去是很值得怀疑的。对此立陶宛人也十分清楚，要想避免被步步紧逼的德意志人蚕食，必须在德意志乃至整个日耳曼系民族之外寻找外援。这个外援是谁呢？答案显而易见，只能是斯拉夫人。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能够与立陶宛人结盟共同应对德志意人的，应该有代表东斯拉夫人的“基辅罗斯”，与代表西斯拉夫人的“波兰”。不过前者恐怕是帮不了什么忙了。一是因为基辅罗斯也逃不过历史规律，在11世纪中叶版图扩张到顶峰后，很快就受制于“封建”体系建立，内部分裂为十几个国家。此时再提“基辅罗斯”，已经不是一个统一国家，而是一个地缘政治版块的概念了。当然，这种分裂对于波罗的人来说其实也是好事，否则这些已经扩张到白俄罗斯的罗斯人，一样会像德意志人一样，强势向波罗的地区扩张。　　另一个削弱罗斯人实力的因素，是一场“黄祸”。几乎与北方十字军扩张同时，在亚洲草原崛起的蒙古人越过阿尔泰山，针对中西亚、欧洲开启了西征之旅（公元1216年）。公元1241年，通过第二次西征，蒙古人在欧洲战场取得了辉煌战果。不仅征服了南俄（钦察）草原、匈牙利草原，还向北攻占基辅、击败罗斯各国，迫使东斯拉夫人向蒙古人称臣。　　蒙古西征是结束“北方十字军”部分后的解读方向。现在我们关注的是这场游牧者的盛宴，对东斯拉夫人乃至波罗的海的地缘政治格局，造成了什么样深远的影响。由于地缘属性的关系，蒙古人在欧洲（包括部分中亚草原）建立的“钦察汗国”（金帐汗国），直接控制区域只能在钦察草原以及边缘的“森林草原地区”。这意味着森林草原地带的：罗斯人的基辅城、保加尔人在伏尔加河中游的“伏尔加保加利亚”，都成为了蒙古铁蹄的直接驻地。而受北方森林保护斯拉夫人，则得以用称臣纳贡的方式，保持自己的半独立状态。　　来自草原的强大压力，扭转了基辅罗斯时代，东斯拉夫人向钦察草原渗透势力范围的大势，让主动权重新回到了游牧者手中。为此东斯拉夫人的地缘政治中心，开始从第聂伯河中游的基辅，向森林深处、伏尔加河上游一带移动，并最终定位于莫斯科。这一旧一新两个中心，也造就了今天东斯拉夫三族中的两大民族：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了。至于三族中的另一个成员“白俄罗斯人”，又是如何独立成族的，与波罗的海的恩怨又有什么关联，我们下节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