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系列 — 蒙古西征之前的中亚-西域地缘政治演变

       波罗的海恩仇录我们可以暂放一段落了。从这部分内部中，大家看到的更多是关于海权的争夺，以及海商对欧洲文化、政治的深远影响。相比于欧洲地缘属性中这种明显的海洋性，欧洲大陆另一端的情况要“大陆”的多。尽管东亚大陆同样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中央之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使得海洋在亚洲东部的作用空间非常之弱。至于身处北亚的草原游牧民族来说，海洋性更是无从谈起。为什么要在解读欧洲时，再次提到这些可怕的“黄祸”（对欧洲人来说）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十字军的事业即将烟消云散时，“异教徒”们再次对欧洲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而这次入侵的发起者，正是来自北亚的“蒙古人”。　　蒙古人自成吉思汗而起的征服事业，尤其是他们在东亚扩张，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现在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大多数人不太熟悉的“蒙古西征”的故事。大多数时候，成吉思汗在公元1219——1224年亲自领导的，针对中亚“突厥斯坦”（中亚两河流域）的征服，会被定性为第一次蒙古西征。不过此前针对“西辽”的征服（公元1217——1218年），其实才是西征的真正开始。两次西征在地缘政治上的共性，在于将天山南北的绿洲农业带，纳入了蒙古帝国的范畴。　　天山及其西向支脉“卡拉套山”，是我们从环境、气候角度认定的中亚农、牧经济地理分割线。其中的绿洲农业区以天山为界，可划分为西部包括锡尔河上游、阿姆河沿线农业区的“两河地区”，以及东部的塔里木盆地。在发起西征之前，蒙古人已经越过阿尔泰山进入了准噶尔盆地，驻马于巴尔喀什湖和天山之北。从技术上看，蒙古人可以选择进入中亚草原的核心——“七河地区”，沿天山北麓一路西行入侵锡尔河、阿姆河流域；也可以在征服七河草原之后，先行进入塔里木盆地。
最终蒙古人的选择是先行征服塔里木盆地，而此时统治这个封闭盆地的，是一支我们熟悉的马上民族——契丹人。　　契丹所建的“辽”王朝与北宋王朝在东亚的恩怨，相信大家并且不陌生。对于中国历史来说，契丹人本身以及他们与宋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都有些特别之处。通常情况下，中原王朝的北方威胁会被认定为来自两个方向，即：蒙古高原的草原游牧民族，以及东北地区的森林渔猎民族。然而各种典型环境相接之处，又总会有些兼具两者特征的缓冲地带。位于大兴安岭与燕山山脉之间的，那条连接东北平原与蒙古高原的战略通道，就是一条兼具森林、草原地貌特征的缓冲地带。辽河西源的西拉木伦河，是这条通道的核心河流。　　崛起于西拉木伦河的契丹，最初的属性亦为渔猎、游牧混和的形态。不过相比游牧、农耕来说，渔猎毕竟属于较低层级，因此在后来的发展壮大中，西征蒙古高原，南入华北平原-山西高原北部的“辽”王朝，成为了一个兼容农牧的大帝国。以长城为界的“南农北牧”两大体系并立的格局，是这个帝国最大的地缘特征。为维持这个二元帝国的存在，契丹人创新性的实行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一国两制之策。从这一国策设定的用语也可以获知，契丹人还是更原意保持它的游牧本性，而避免步很多马上民族的后尘融于汉地。　　辽王朝和北宋在华北平原的分割线，本来并不是一条稳定的地缘平衡线。通常情况下，燕山才是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地缘平衡线。一旦失去了燕山山脉的屏障，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是很难不被征服的，此后的中原王朝也只能南渡江淮，以舟楫上的优势维持战略防御姿态。辽、宋两王朝之间，之所以能够在华北平原维持一个多世纪的平衡，很大程度是因为双方找到了一个商业性解决方案。即富庶的宋王朝以“岁币”的形式向契丹人换取和平，辽王朝则战略性的放弃入主中原的想法（同时宋王朝也实际放弃了重回长城防线的想法）　　不管怎么说，战争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件消耗极大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辽、宋之间这笔交易，对于“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百姓来说，都算是一个利好。宋王朝也因此在文化、经济层面上，达到了一个高峰。然而不要忘了，东亚“世界”并不只有契丹和汉人存在。时势在怎么变化，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这两大地缘板块的威胁都会存在，后来的历史大家也都清楚了。东北渔猎属性的女真人，成为了辽王朝和北宋王朝的终结者，蒙古人则又成为了女真人（金王朝）和南宋王朝的终结者。　　尽管随着女真人的崛起，契丹人在东亚的历史使命已经宣告结束，但这支刻意保持游牧属性，并且积累了丰富统治经验（统治不同属性民族）的民族，却并没有在地缘政治舞台上马上消失。在淡出中原之后，契丹在草原刻意保留的游牧体系，开始发挥了作用。残余的草原契丹部落退入蒙古高原西部，试图东山再起。为了获取重返中原的资本，同样兼具农、牧两大体系的中亚地区，成为了契丹人的战略目标，“西辽”则是这个中亚契丹帝国在历史中的政治标签。　　在契丹人到达亚洲腹地之前，统治这片土地的是我们在阿拉伯部分解读过的突厥系游牧政权——“喀喇汗王朝”。这支九世纪中叶，由七河流域入主河中地区的突厥人，在地缘上最大的“贡献”是接受伊斯兰教，开启了天山南北的伊斯兰化进程。借助宗教的凝聚力，喀喇汗王朝的版图在其鼎盛时期包括中亚河中地区、塔里木盆地，以及七河草原。不过每一个王朝都有的兴衰周期，更何况喀喇汗王朝的统治区内，天山是一条明显的地理分割线。在契丹人西进之前的11世纪中，这个突厥王朝就已分裂为东、西两个王朝了。其中东喀喇汗王朝领有七河流域及塔里木盆地，而西喀喇汗王朝的领地则为卡拉套山至阿姆河之间的“河中地区”（核心区则在泽拉夫尚河畔的撒马尔罕、布哈拉）。　　由于同时领有草原属性的七河地区，以及绿洲农业属性的塔里木盆地。东喀喇汗王朝在地缘政治结构上，呈现为双中心结构。建立在七草原南部、楚河河谷的“八剌沙衮”，以及塔里木盆地的“喀什噶尔”（喀什）。需要大家特别关注的是位于楚河河谷“八剌沙衮”（吉尔吉斯“托克马克”城东南），这座城市也是喀喇汗王朝最初的政治中心。看过西域部分的朋友，可能会对楚河河谷有些印象，因为唐帝国在中亚所建的“碎叶城”也正位于此（在托克马克西南部）。一般认为，那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诗人——李白，正是出生于碎叶城。　　公元1132年，契丹人由蒙古高原起兵越过阿尔泰山，开始了对喀喇突厥人的征服。地缘上缺乏外援的东喀喇汗王朝，最先被纳入“西辽帝国”的版图。上承草原之地，下近绿洲之境的“八剌沙衮”变身成为了西辽的都城“虎思翰耳朵”，塔里木盆地也随之成为了西辽的属地。相比之下，河中地区的“西喀喇汗王朝”，在地缘政治上的选择空间则要更大些。在11世纪下半叶，包括伊朗高原、安纳托利亚高原、新月沃地大部，都被来自中亚草原的塞尔柱人所征服。同样出身中亚的塞尔柱突厥人，成为了西喀喇汗人的强邻。　　无论占据伊朗高原的是哪个政权，都天然会希望能够将影响力辐射至河中地区。西喀喇汗王朝在11世纪后期的那场塞尔柱征服中，也成为了后者的附庸。现在，面临契丹人的压力，无论出于地缘政治还是共同信仰的因素，塞尔柱人势必都会为西喀喇汗王朝出头。只不过前面我们已经解读过了，游牧部落出身的塞尔柱人，显然还没有做好取代阿拉伯人建立帝国的准备。在契丹人崛起之时，所谓的“塞尔柱帝国”内部已经陷入了分裂状态。尤其在西欧的天主教徒们打开 “圣战”魔盒的大背景下（公元1192年开启十字军东征），从安纳托利亚高原到两河平原的穆斯林，视线都聚集在西线的战事上。真正能为西喀喇汗人提供支援，主要是来伊朗、阿富汗北部，与中亚地缘关系紧密的穆斯林地区。　　仔细观察东、西喀喇汗王朝的势力范围划分，以及西辽征服东喀喇汗王朝后的局面，喜欢唐朝历史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此时的政治对抗格局很象公元751年“怛罗斯之战”时的情况。只不过被迫西迁契丹人成了中原王朝的代言人，而塞尔柱人则成为了伊斯兰在中亚扩张的执行者。至于结果如何，又与后来的蒙古西征有何关联，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