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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系列 — 西辽的衰弱与蒙古的崛起
契丹人所面临的困境，在于他们宽容的宗教政策，固然能够使之统治一些穆斯林地区，但想要再进一步的话，就会受累于这层身份。对于契丹人来说，解决这一困境也并非没有办法，那就是改信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就像之前喀喇汗人、塞尔柱人那样。如果契丹人是一个纯粹的，信仰长生天（原始宗教）的游牧民族，那么事情将会简单的多。然而问题在于，契丹人在意识形态层面并不原始。他们曾经在东亚接受过的文明洗礼，使之作为这一选择时要艰难的多。 现在，借助契丹人的西征，花剌子模不仅解除了北方游牧部落的威胁，还得以接受塞尔柱、古尔王朝的遗产，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北境之王”。中亚这场三国演义也变成了两强并存的局面。这也意味着，仍然控制着河中之地的西辽，无可避免的成为了花剌子模的下一个目标。公元1210年，在距离蒙古西征还有6年的时候，花剌子模成功的从西辽手中夺取了河中之地，统一了天山以北的全部绿洲带。值得一提的是，双方决战的地方也在怛罗斯。 花剌子模的成功，很大程度是因为契丹人本身的内部矛盾。对于西辽来说，上下层的宗教差异以及天山对中亚、西域绿洲地带的分割，是两个无解的结构性矛盾。宽容的统治，固然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减少内部矛盾，但基础却始终是脆弱的。花剌子模既然能用伊斯兰世界守护者的名义，收服伊朗高原和兴都库什山脉地区穆斯林的人心，也同样能用这杆宗教大旗来影响西辽治下的穆斯林地区。尤其对于直接受花剌子模威胁的西喀喇汗王朝之地来说，这种影响会更为直接。 战败的契丹人意识到如果治下的居民，特别是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居民仍然是穆斯林的话，那么天山也不能成为天然的屏障。为此，失去河中的西辽开始在东喀喇汗王朝旧地推行强硬的宗教政策，试图让以喀什为代表的绿洲地区居民，变成佛教徒（包括在服饰上契丹化）。这种做法，与当年秦始皇在国内推行“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本质一样，都是为了增强中央集权力。 既然当年本身信仰佛教的西域诸国，能够被喀喇汗王朝强行变成穆斯林，那么从技术上看，契丹人要在封闭的塔里木盆地做同样的事，也并非没有可能做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伊斯兰教当时并没有覆盖整个新疆的绿洲地带，以东疆（吐鲁番盆地、哈密盆地）绿洲为核心的西辽属国——高昌回鹘，当时还是以佛教信仰为主。只不过从地缘角度看，无论采取强制还是和平的手段，如此重要属性的改变，至少需要五六十年（三代）的时间才能够稳定，问题是留给契丹人的时间却只有5、6年了。
终结塔里木盆地佛教化进程的不是别人，正是蒙古人。当然，蒙古人之所以西征，并不是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事实上崛起于草原的蒙古人，对于宗教本身是持非常开放的态度，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等都曾经对蒙古上层造成过影响。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没有意识到，需要一个带有明显蒙古属性的宗教，来稳定自己的统治。公元13世纪初，在西辽、花剌子模、古尔三王朝在中亚纠缠之时，成吉思汗也完成了蒙古高原的统一，并且在蒙古民族的发源地——鄂伦河（斡难河）畔正式建立了“蒙古汗国”。 正常情况下，当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统一在一杆大旗之下后，与之隔长城相望的东亚农业区，将会是第一目标。此时统治中央之国北方的，正是将辽朝变成“西辽”、宋朝变成“南宋”的女真人（金国）。由于女真人在东北平原的故地，与蒙古人崛起的高原东部仅隔大兴安岭相望，使得女真人更加注意对蒙古人的控制。后者也一直识时务的，奉金国为宗主。基于金国的强大，成吉思汗在统一草原之时，一直避免过早跟女真人撕破脸，而是首先将控制西套、河西之地的党项王国——西夏作为了征服目标。 在花剌子模与西辽决战于怛罗斯的同一年（1210年），蒙古人取得了第一次“蒙夏战争”的胜利，成功逼迫西夏与蒙古结盟（并附蒙伐金）。在此之前，西夏本来是金国的盟友。西夏外交政策的改变，相当于断了金国的左臂，使得蒙古人在战略上形成了对金国的半包围之势。这也意味着，蒙古与金国对决时机的成熟。接下来，高效的蒙古人也的确马上转入了“蒙金战争”的模式。公元1214年，无法阻挡蒙古南下的女真人，将都城从长城脚下的中都（北京），迁往黄河之畔的南京（开封）。次年，蒙古人攻破金中都，并席卷整个华北平原、山西高原。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幕并不陌生。女真、契丹，以及之前很多北方民族，都是沿着相同的路径入主中原。不出意外的话，“蒙古汗国”也很快会像前两者一样成为一个中原王朝，并且逐渐接受华夏文明的影响。 然而接下来的历史，却并没有照我们熟悉的模式往下走。中亚地区发生的一件意外，使得蒙古人暂时将视线转向了西方，并随之改变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历史。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