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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系列 — 蒙古西征11 匈牙利
诺夫哥罗德之所以能够像地中海的威尼斯、热那亚那样，事实脱离“封建”体系，成为共和国，根本原因在于相似的地缘位置。从地缘结构上看，位于“瓦希商路”北端的诺夫哥罗德，是波罗的海与罗斯地区的贸易枢纽。在整个波罗的海地区的商业力量崛起之时，同样愿意遵循商业原则办事的诺夫哥罗德，会更容易与之形成共赢的局面。正是因为诺夫哥罗德历代公爵明智的选择（负面后果就是被其它罗斯公国视为异类），在汉萨同盟崛起之后，诺夫哥罗德也成为了德意志商人们的重要合作伙伴，并据此抗拒试图统一整个东斯拉夫人的“莫斯科公国”（公元1478年，终为莫斯科公国所吞并）。 蒙古人对诺夫哥罗德兴趣不大，主要是因为游牧骑兵在此并没有优势。在解读基辅罗斯部分时我们曾经说过，与东伏尔加河、第聂伯河等南流河流不同的是，由沃尔霍夫河、伊尔门湖、洛瓦季河等于水域贯穿的“伊尔门平原”，水流是向北流淌的，且下游已经处在在寒温带的边缘。纬度和流向决定了在温度回暖之后，越往下游河面的解冻时间就越晚。当上游之水由于春汛暴涨之时，下游却还处在冰封状态。这一方面使得位于平原上出现了伊尔门湖这样一个，一年中湖域面积能相差3倍之多的“中继湖”（能起到调节作用）；另一方面也使得诺夫哥罗德周边的大片土地，常年处于湿冷的沼泽状态（西西伯利亚平原长年得不到开发，也是这种情况）。 从瑞典而来的瓦良格人，当年之所以能够透过伊尔门湖水系，打通与第聂伯河相通的“瓦希商路”并创建“基辅罗斯”，在于他们纵横波罗的海所养成海洋属性（能熟练掌握船只制造、使用技术）。相比之下，更喜欢在干燥地区策马奔腾的蒙古人，就实在难以适应这种环境了。更重要的是，在西、南方向，蒙古人还有大片的想象空间，实在没有必要把精力消耗在这片湿冷之地。 多瑙河口是欧亚草原的西部起点，将统一草原作为首要任务的蒙古人，把势力范围延伸自此才是正常的选择。更何况过了多瑙河，就是富庶的地中海文明区了，在这个方向用兵能取得的收益要大的多。此时的多瑙河南岸，正值保加利亚王国复兴之际。关于保加利亚王国的前世今生，之前曾经有所解读。公元7世纪后半叶，游牧的保加尔人渡过多瑙河，并在拜占庭的北方领土上建国。11世纪初，完成斯拉夫化保加利亚王国为拜占庭帝国所征服。不过在12世纪末，借拜占庭人与钦察人战争之机，保加尔人复国成功，史称“保加利亚第二王国”。 公元1204年，在威尼斯人主导的那次臭名昭著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君士坦丁堡成为了新生“拉丁帝国”的首都。拜占庭帝国的残余力量，则退至小亚细亚半岛沿海地区，以及希腊半岛西北的伊庇鲁斯地区（建立了尼西亚、特拉比松、伊庇鲁斯三国）。随后的半个多世纪，整个爱琴海、黑海沿岸地区陷入了混乱状态，直至拉丁帝国瓦解，尼西亚中兴拜占庭帝国方才趋于稳定（公元1261年光复君士坦丁堡）。 借助十字军与拜占庭相争这一背景，重获新生的保加利亚王国也迎来了发展的机遇，得以向包括色雷斯、马其顿在内的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强势渗透。只是在蒙古人入主南俄草原之后，一心向南的保加尔人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一盘散沙、威胁不大的北方草原，反过来成为了最强大的压力源。保加利亚人，则被迫成为了地中海文明的守卫者。然而聚长子出征蒙古人，这次却没有跨越多瑙河口入侵保加利亚，而将另一个草原民族出身的基督教国家——匈牙利作为了征服方向。
蒙古人的选择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他们这次走的征服之路，其实就是当年匈人入侵的翻版。诱惑这些亚洲游牧者的，是喀尔巴阡山脉之西的那片干草原——匈牙利草原。被口袋形的喀尔巴阡山脉包裹的多瑙河中游平原东部，是欧亚干草原地带的最西端。由于与南俄草原并不直接相连，它也可以说是游牧民族入侵欧洲腹地的一块跳板。占据匈牙利草原之后，不仅可以沿多瑙河北上入侵日耳曼、西斯拉夫地区，也可向西穿越潘诺尼亚平原进入意大利。当年的“上帝之鞭”阿提拉，就是沿着这样的路线席卷西欧各地的。 不管以匈牙利草原为跳板的游牧者，最后的选择是阿尔卑斯山北还是山南作为突破口，承受压力的都是罗马教廷治下的天主教教区。为了应对游牧民族的战略威胁，天主教世界想到的办法，便是让这片草原的守护者变身成为天主教徒。这项战略任务，最终落到了乌拉尔人出身的游牧者——马扎尔人身上。公元1000年，游牧的马扎尔人转变为了信奉天主的“匈牙利人”，并同时开始为自己注入农业属性。 匈牙利草原的基督教化，为整个西欧在喀尔巴阡山脉之西铸就了一道坚固的盾牌，匈牙利王国也因此被称之为“基督教之盾”。当然，匈牙利人也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有了罗马教廷背书，匈牙利王国开始走上了强盛之路。在12世纪末，其领土不仅包括“匈牙利门”以东的整个多瑙河中游地区（包括今天的匈牙利、塞尔维亚、斯洛伐克，以及罗马尼亚大部），还向西控制了巴尔干半岛西北部的波黑、克罗的亚地区，与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的利益发生了冲突。 一直以来，多瑙河下游以北的“瓦拉几亚平原”（今为罗马尼亚所有），都是游牧者南下渗透的首要之地，也是匈牙利人的天然扩张方向。在蒙古人到来之前，匈牙利王国所需应对的游牧者，就是来自南俄草原的钦察人（匈牙利人称之为“库曼人”）。为了防御钦察人入侵，直至将其从瓦拉几亚平原上赶走，匈牙利国王甚至将条顿骑士引了进来（公元1211年），后面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在前面解读过了。十几年后（1225年），这些企图在特兰西瓦尼亚高原南部建国的日耳曼骑士，又被匈牙利人“请”了出去，并旋即被波兰人引入普鲁士地区，开辟“教化”波罗的人的十字军战场去了。 宗教信仰成为甄别敌我阵营标志的中世纪后期，国家的扩张大都打着传播宗教的名义。从这个角度说，在地中海针对穆斯林的十字军战场；波罗的海针对波罗的人、乌拉尔人的北方十字军战场之外，匈牙利人与钦察人之间的博弈，也可称之为十字军的中线战场。赶走条顿骑士之后不久（公元1227年），匈牙利王国的圣战事业也取得了进展。一部分南下的钦察人（总数约15000人），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匈牙利人甚至乐观的认为，整个钦察草原成为天主教区的时间已经不远了（因此还为钦察草原成立了单独的主教区）。 然而结合蒙古第一次东征的背景我们会发现，草原西部的部分钦察人愿意归附匈牙利和天主教世界，其实是因为被蒙古人吓破了胆。同为草原民族，钦察人相信蒙古人一定还会回到这片草原。当北方的罗斯人同样在这次战争中大败于蒙古人之手，南方的君士坦丁堡又为十字军所建立的“拉丁帝国”所控制时，能够在下一次蒙古入侵时为之提供庇护，也就只有喀尔巴阡山脉和匈牙利人了。至于匈牙利人有没有再次成为“基督教之盾”，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