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系列 — 蒙古西征19 马穆鲁克王朝

借阻止蒙古第三次西征一战成名的，是著名的 “马穆鲁克”（马木留克）。附加在这个标签背后的故事中，流传最广的就是击败蒙古大军的战绩，以及拿破仑的点评：“两个马穆鲁克骑兵绝对能打赢3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穆鲁克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穆鲁克兵，而1000个法国兵总能打败1500个马穆鲁克兵”。
　　在前面的内容中，我们已经对马穆鲁克的出现做过解读。简单点说，这是一种源自波斯的“古拉姆”制度，经阿拉伯人之手与伊斯兰教育结合起来的，流行于中东各国的军事培养制度。其主要来源是从奴隶贩子手中挑选的非穆斯林民族幼童。自幼经历的严格宗教、军事训练，以及其被切断的宗族联系，使之成为穆斯林君主们最为信赖的一批人。为了确保他们的忠诚，特别是不形成利益集团，这些奴隶军人通常被禁止结婚生子。
　　抛开古拉姆/马穆鲁克制度的军事色彩，他们的存在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东亚古代，经常为帝王所倚重的“太监”（宦官）集团，甚至还流传有马穆鲁克们也是阉人的说法。比如有些看过知名美剧《权力的游戏》的朋友，认为剧情中“无诟者”的原型就是马穆鲁克。
       其实阉人在中东也是存在的，他们和在东方的同类一样，承担的是对体力的要求相对较小内庭服务功能。至于被当成军事力量中坚的马穆鲁克，如果用生理致残的方式来保证忠诚，势必会极大损失他们的武力。对他们进行的“手术”工作，其实只是虔诚穆斯林所必须经历的“割礼”罢了。
　　穆斯林君主并非禁绝他们的生理需求，其实这点也很好理解，深宫中已无生育功能的太监，尚有和宫女半合法“对食”的情况，又怎么可能真的让生理正常的马穆鲁克禁欲呢？对马穆鲁克的控制，主要体现在剥夺他们的合法婚、育权，以此来避免形成能够血/姻亲传承的宗族势力。就这点来说，《权力的游戏》中世代守护绝境长城的“守夜者”形象，倒是更符合马穆鲁克们的处境（没看过此剧的朋友可自动略过这部分）。

　　由于内庭的阉人和外朝的马穆鲁克，都是君主们所经常倚重的对象。无论你在技术上做出何种预防措施，他们当中总会有佼佼者因为这种信任而进入权力中心，甚至觊觎最高权力。唯一不同的是，前者的职业生涯存在“玻璃天花板”。毕竟繁衍子嗣是动物的本能，反映到人类文化中就是“生殖崇拜”。无论是在“家国天下”的中央之国，还是在一神普照的地中海文明圈，阉人都没有被接受为君主的民意基础，能做到“挟天子以令诸侯”，已是他们事业的顶峰了。相比之下，生理正常的马穆鲁克/古拉姆，则不存在这层障碍。
　　从波斯属性的“萨曼王朝”中分离出来的“伽色尼王朝”，就是从奴隶军人到君主成功案例。12世纪末，这个在阿富汗立国200余年的王朝为古尔王朝所灭（后者旋即又为花剌子模所灭）。半个多世纪后，埃及的马穆鲁克则再次复制了这一励志过程，而这次被奴隶军人颠覆的，就是刚有中兴之象的阿尤布王朝。公元1250年——1254年之间，埃及的统治权逐步从阿尤布家族手中，过渡到马穆鲁克军人手中。全新的马穆鲁克王朝开始建立。
　　在这次权力转移中，中世纪唯的一位女性穆斯林国家君主——谢杰莱•杜尔，起到了承上启下关键作用。也可以说，这位女王在这个男权世界不合乎教法的执政（造成内外一片反对之声），使得随后马穆鲁克军人的上位，变得不那么突兀。当然，观察历史中这种种权力斗争的细节，并非是这个帖子的重心（想了解的可自行百度）。相比之下，这次权力转移之争的大背景，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大多数情况下，军人得势甚至主政，缘自于国家所面临的巨大外患压力。外患压力越大，国家对军事集团就越为倚重，并终至尾大不掉。比如唐之藩镇之祸、清末之北洋崛起，背景都是如此。马穆鲁克的崛起，也与埃及阿尤布王朝所面临的巨大压力有关。要知道，自萨拉丁帮助伊斯兰世界夺回耶路撒冷后，他所建立阿尤布王朝便被推向了抵抗十字军的第一线。半个世纪以来，除了威尼斯人假公济私主导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把战火烧到拜占庭去了以外，第三、第五、第六、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博弈对象都是阿尤布家族及其所统辖的马穆鲁克军人。
　　尽管萨拉丁所创立的王朝，统治了从叙利亚到埃及的土地，甚至占得了耶路撒冷，但从安条克到加沙沿海的三个十字军国家才是影响阿尤布王朝地缘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第六次十字军东征中，十字军借埃及、叙利亚之争拿到耶路撒冷就是最好的例证。连绵不断的战事，使得马穆鲁克军人的力量愈发的强大。比如在埃及阿尤布王朝夺回耶路撒冷的战役中，并非只是依靠外援花剌子模人，承担作战主力任务的还是马穆鲁克骑兵。
　　压垮埃及阿尤布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法国人主导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年—1254年）。耶路撒冷的再次失守，强烈刺激了西欧天主教世界的神经，并很快触发了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值得关注的是，法国人（路易九世）所领导的这支十字军，并没有选择直接攻取耶路撒冷，而是经塞浦路斯登陆埃及，试图釜底抽薪式的夺取开罗。这一战术的实施并非没有先例，1217年—1221年组织无序的第五次东征的十字军（君主们的注意力更多争夺拜占庭遗产上）就这样尝试过。十字军当时登陆的地点，是位于开罗东北方向的达米埃塔港（东距苏伊士运河河口的塞得港约70公里，西距亚历山大港200公里）。不过在拿下尼罗河口达米埃塔后，沿河道进军开罗的十字军，最终还是在对手的阻击下铩羽而归。
　　有了上一次远征的经验，法国人这次也选择了达米埃塔港作为登陆点，并很快再次攻取这个桥头堡。然而他们接下来的命运，一如20多年前的先驱者一样也没有走到开罗。在尼罗河三角洲中部城市“曼苏拉”，马穆鲁克骑兵击败了来犯的天主教徒，甚至俘获领导这次远征的法王路易九世。不过在中世纪的战争中，贵族被俘很少会有性命之忧的。在缴纳一大笔赎金之后，这位有“圣路易”之称的模范君主并没有马上回到欧洲，而是前往西亚，试图让在这些地区苦苦挣扎的十字军恢复信心。从结果来看，这项工作还算卓有成效，最起码摇摇欲坠的安条克公国、的黎波里伯国，以及丢失了圣地的“耶路撒冷王国”，又坚持了些年头。当然，能做到这点肯定不是因为某位君主的感召了，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十字军在西亚续命，我们后面讲到。
　　除了对手的内因（比如第五次十字军内部的不和），以及马穆鲁克军人的战场表现以外，埃及阿尤布王朝能够两次度过危机，很大程度也借助了环境之力。比如在前一次攻取达米埃塔时，十字军就曾经差点因旱季水位下降，战船无法靠近城墙而结束远征。而在最后的决战中，熟悉水文状况的穆斯林舰队，不仅能够出其不意出现在对手身后，更是放水让十字军陷入泥泽之中。更为致命的是，两次尼罗河之行，欧洲人都因瘟疫流行而出现大量非战斗减员。
　　法国人之所以敢于攻击埃及，很大程度是因为上次十字军的登陆成功，让他们看到阿尤布王朝已经不再如萨拉丁时代那般强大了。然而让欧洲人始料未及的是，这次远征非但未能更进一步，还直接促使埃及的穆斯林王朝凤凰涅槃，成就了更具活力的“马穆鲁克”王朝。与其它以部族、宗族关系为政治纽带的穆斯林王朝相比，马穆鲁克王朝的军事色彩要更加的浓厚，这无疑使得新王朝在组织上更加的有效率。另外，身处权力阶层的马穆鲁克指挥官们，自然是可以结婚生子，甚至将权力移交给自己的下一代，但基于控制的需要，约束婚育的马穆鲁克军队结构依然没有变化。而马穆鲁克僭位成权力中心，不仅客观上捅破了这些奴隶军人头上的玻璃天花板，更无形中为整个社会，营造出人才从底层向上流动的大环境。
　　纵观马穆鲁克王朝260多年的历史，其间的权力传承即有血亲继承，亦有更多基于各方实力平衡，而推选出来的君主。理解这种微妙关系，其实可以参考一下清朝终结之后，以“北洋军”为文化图腾的“北洋政府”，以及各路军阀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政治博弈（这一阶段中央之国的军事活力同样被挖掘，人才亦得到更多的展示平台）。至于说依靠马穆鲁克满血复活的埃及，将与正在远征西亚路途之上的蒙古人，发生什么样的碰撞，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