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系列 — 蒙古西征22 金帐汗国与伊尔汗国的博弈

       很多人认为，是艾因贾鲁特战役阻止了蒙古人的西进。然而此时的蒙古帝国，还正处在巅峰期，他们真的会因为一场战役的失败，就放弃征服埃及的计划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历史上的那些所谓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战役，往往是根据若干年后的政治走势来重新确定它的价值的。要知道，纯粹从蒙古人的损失来看，当年札兰丁在喀布尔之北歼灭蒙古先锋部队的“八鲁湾之战”，并不比艾因贾鲁特战役逊色。如果花剌子模能够在西伊朗复国成功，并把蒙古人阻挡在中亚的话，那么八鲁湾之战肯定也能彪炳千秋了。　　虽然八鲁湾之战的胜利，未能在战略上阻止蒙古人对伊斯兰世界的入侵，但也还是为花剌子模日后的复国尝试赢得了口碑（否则也没有可能在西伊朗做大）。现在马穆鲁克的胜利，也使得这支出身低微的新生政治力量，在伊斯兰世界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毕竟在横扫欧亚的蒙古人面前，穆斯林世界太需要一个能服众的资源整合者了。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在马穆鲁克僭越之后，许多忠于阿尤布王朝的穆斯林逃往叙利亚，并希望看到伊斯兰世界曾经的守护者——萨拉丁的族人收复埃及。艾因贾鲁特战役之后，人力和资源则开始向伊斯兰世界的新守护者汇流了。　　这次胜利的另一层意义，就是打破了蒙古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让穆斯林世界在心理上重拾信心。当然，胜败也是兵家常事，蒙古人只要及时用一场大胜来补救，也还是能再次把穆斯林的信心打入谷底的。就像在八鲁湾之战失利后，成吉思汗马上亲率主力，在印度河之战中擦去这个污点一样，如今身处波斯高原的旭烈兀也希望能用一场胜利，来教训这支敢于挑战蒙古大军威严的穆斯林力量。然而今时不同往日的是，看似如日中天的蒙古帝国，内部已经显示出分裂的迹象，并对帝国在西线的扩张造成了致命影响。　　在蒙哥死后，他的两位兄弟：驻军蒙古高原旧都哈拉和林的阿里不哥，以及身处中原的忽必烈（蒙哥、旭烈兀、忽必烈、阿里不哥皆为拖雷之子）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汗位争夺战。问题在于，这场中止旭烈兀西征的汗位之争，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权力转移，而是一场帝国战略方向之争。前者代表的是传统游牧势力，后者则是“汉化”或者说建立中原式王朝的推进者。最终的结局大家都已经清楚了，忽必烈和他所代表的势力取得了胜利（公元1264年）。公元1271年，蒙古帝国的都城从蒙古高原的哈拉和林，迁往华北平原的大都（北京），不仅标志着元朝的正式建立，也标志着心向东亚的蒙古本部，开始失去对“西方”那些汗国的控制力。
　　正是凭借在汗位争夺战中对忽必烈的支持，伊尔汗国获得了合法的出身证。当然，即使站队错误，已经在西亚打出自己天地的旭烈兀也一样可以拥兵自重，前提是他不要贸然回师搅进去。事实上，新生的伊尔汗国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只是独立的代价，就是此后伊尔汗国在西亚的扩张，所能依仗的资源就只能是自己所征服的土地了。虽然这一影响是战略层面的，当下以旭烈兀手上所掌握的兵力来说，应该还可以远征埃及，但所谓祸起萧墙，新生的伊尔汗国很快发现，此时真正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并不是南方的马穆鲁克，而是西北方的金帐汗国。　　在所谓蒙古四大汗国中，最先独立发展的是拔都西征时建立的“金账汗国”。当旭烈兀率军从波斯高原向巴格达进军时（公元1257年），已经立国15年的金帐汗国正在经历一场权力交接。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年金账汗国推出的新任大汗——别儿哥（拔都之弟）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由此也开启了金帐汗国的伊斯兰化进程。　　诚如我们一直所说的，蒙古人对于宗教本身的态度是宽容的，这种宽容也使得蒙古人并不执着于一种信仰，也容易被所在地宗教所影响。在蒙古人入主欧洲草原之前，大多数生活在此地的钦察人还并未接受伊斯兰教或者基督教信仰（与蒙古人一样是原始萨满教的信仰者）。不过以一神教的渗透力和传播欲望来说，这片原始宗教之地被攻陷只是个时间问题。就金账汗国所处的位置来看，似乎基督教传播会更占优势。事实上拔都死后指定的第一继承人（他的另一个弟弟撒里答）就是位基督徒。不过这位继承者在前往继承的路上就神秘离世，而他年龄尚幼的继承者在上位一年之后也同样离世。最终真正继承拔都之位的，就是前面所说的别儿哥了。　　权力之争中是否有阴谋，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更让人感兴趣的是金账汗国由此开启的伊斯兰化进程，以及这背后支持这一进程的地缘因素。应该说从技术角度来说，伊斯兰教在游牧者中的传播要更据优势。被罗马帝国浸润过，充斥着各种繁琐的仪式和等级制度的基督教，更容易为定居文明所接受。而出身游牧文化环境的穆罕默德，所面临的受众则完全不同。为了适应阿拉伯人居无定所的迁徙生活，也为了更有效的凝聚这些生性自由的游牧者（难度更大），伊斯兰教的教义被设计的更加有控制力（比如有更多的禁忌性规定），但在宗教仪式上却要简练的多。这也使得伊斯兰教在向其它游牧之地传播时，要更具优势。　　在金帐汗国的领地里，有两个已经接受伊斯兰教的群体，在这一进程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他们是：伏尔加河中游的保加尔人，以及阿姆河下游的花剌子模人（关于四大汗国的具体领地划分，我们后面会有所解读）。一方面相比以罗斯人为代表的欧洲人，蒙古人对同样源出亚洲游牧文化的花剌子模人、保加尔人，会更有信任感和亲近感，他们的选择也因此更容易对蒙古人产生影响；另一方面那些在保加尔人、花剌子模人中传教的伊斯兰宗教团体，也很容易在蒙古人中复制他们的成功经验。如果说在汗位之争中，有汗国内的穆斯林力量做推手也是很自然的。　　需要说明的是，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统治者上位，并不代表金账汗国就此伊斯兰化了。总的来说，此时的金帐汗国的宗教政策还是宽容的，整个草原的伊斯兰化是个渐进过程。金帐汗国地缘属性的真正变化是在半个多世纪后，金帐汗国的第九代大汗“月别哲汗”上位后（公元1312年）。经过将近一甲子的渗透，蒙古人的金帐汗国不仅完全接受了伊斯兰教义（政治上开始禁止其它宗教），同时在种族上亦被优势的突厥人口所同化。这种游牧出身+突厥语言+伊斯兰教属性的族群，也就是欧洲人眼中典型的“鞑靼人”了。　　虽然13世纪中叶的金帐汗国，还不能说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但伊斯兰教在金字塔顶层的布局成功，对西亚及至欧洲的地缘政治结构的影响力，却已经开始显现了。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开始倾向伊斯兰教的金帐汗国，与从基督教世界借力，统治西亚的伊尔汗国反目成仇。至于事情是如何演变的，对卷入其中的各方力量又有何影响，我位明天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