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系列 — 蒙古西征24 帝国的分裂

        曾经囊获所有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并且控制整个欧亚大陆东边缘地区（中央之国）的蒙古帝国，是欧亚大陆历史上版图面积最大的帝国了。由于这个帝国在13世纪中期（忽必烈执政时期）将政治中心迁往了华北平原，并为适应新地缘环境呈现了一定程度的汉化倾向，所以蒙古帝国曾经的政治成就，也“顺其自然”的成为了很多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历史遗产了。鉴于蒙古人在打通欧亚大陆诸边缘文明交流通路上所做的“贡献”，以及族群与中央之国更为紧密的地缘关系，我们也花了不少笔墨在这些征服者身上。不过在将视线转向另一个源自亚洲草原，却又与欧洲地缘关系更为紧密的帝国——奥斯曼帝国身上时，还是很有必要对蒙古帝国的结构做一个整体解读的。这样做最起码有助于帮助大家了解，到底从什么时候起，生活在东亚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时，不再对西方的世界产生影响了。　　在蒙古帝国的历史中，四大汗国是经常被提及的一个地缘政治概念。这四个汗国分别是：金帐汗国（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以及伊尔汗国。那么这些汗国在底属不属于我们所认知的“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呢？又或者说他们与远在东亚的中央政权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事实上，类似问题在大家阅读诸多帝国历史时都会碰到。按照我们在中央之国所形成的中央集权观念，这些所谓的帝国似乎很少有合格的。　　任何王朝、家族要想延续下去，都会遇到一个继承的问题。因继承而起的纷争，也往往是造成帝国衰弱、分裂的主因。通常情况下继承模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一脉相承“集权”模式。赢家通吃，将遗产、权力的主导权集于一人；另一种则是人人有份“封建”模式。裂土封王，各自建国。前者的典范就是自秦开始，在中原王朝开启的中央帝国模式了；而在查理曼死后一分为三的法兰克帝国，则属于后者。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范围的划分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为了缓和内部矛盾或者尽可能避免分裂。集权体系之下也会容忍一些独立性很大的政治体存在；封建体系中，也会有一个置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称号，以继承、推选等方式在各支中流传。　　可以肯定的是，成吉思汗自己并没有想过要建立一个中原王朝式的帝国。在继承权的操作上，更多是依照其游牧属性、遵循习惯法来设计的，更符合“封建”的理念。在蒙古人当时的传统中，继承法并非是如大多数民族所惯用的“长子继承制”，而是“幼子继承制”，即由最小的儿子继承家庭的大部分财产。所谓“幼子继承制”本身，也是基于环境所做出来的自然选择，主要流行于文明层级较低的族群中。其产生的技术背景是：当一个族群生存环境恶劣时，年长的儿子一般在成年之后就须自谋生路。能留在家中与父母相处的，很自然是最后一个儿子。同时由于年长者在分家之时，已经带走了部分家庭财产，最后留下的遗产由幼子继承更显公平。后来当蒙古人站上权力之巅后，为适应艰苦环境而产生的幼子继承制，大多也逐渐被长子继承制所取代了。　　解读蒙古人在继承问题上的习惯法，有助于我们了解四大汗国的产生背景。不过我们却并不能将所谓蒙古四大汗国，简单的与成吉思汗的四个嫡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相对应。因为这四大汗国以及蒙古帝国后来的地缘政治格局，并非完全是遵循成吉思汗的设计。在成吉思汗的预想中，从七河草原到河中之地、塔里木盆地的西辽故地，是二子察合台的家业；花剌子模本部所处的阿姆河三角洲，锡尔河下游及其以北、阿尔泰山-巴尔喀什湖以西的“西干草原”（包括南俄草原和哈萨克丘陵）为长子术赤的领地。成吉思汗亲自参与的第一次西征，即可被视为帮助最年长的二个嫡子立业。至于最小的儿子拖雷，则依“幼子守家”的原则获得了蒙古高原本部的控制权。这其中比较特别的，是三子窝阔台的地位。因为依照后来所谓“窝阔台汗国”的范围来看，其后代所得到的仅仅是阿尔泰山之南，以额尔齐斯河至阿拉湖一带的地区。　　阿尔泰山之南，“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及其周边地区，一向为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向中亚渗透的跳板。在蒙古崛起之时，它在高原的主要对手“乃蛮人”，领地就由高原西部的大湖盆地区延伸至此。当年匈奴人与乌孙人在中亚的争夺，也是围绕着这片山地。问题在于，对比其它三子在中亚、北亚、欧洲所获得的大片领地，窝阔台所分得的家产，实在与其地位不相匹配。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因为这位成吉思汗的继任者，在成吉思汗还在世时就已经被确认为了“大蒙古国”大汗继任者，而他和他的子孙所获得的最重要土地，就是长城以南广袤的中央之国核心区。　　理解蒙古高原诸汗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可以参考一下西周王朝的封建结构。封建体系最大的特色，就在于每个封国本身都是独立运营。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为了保持封国们的影响力，须将最有经济、战争潜力的土地归于自身。周王室的这块根基之地，就是关中平原。不过周王室将直属之地限于关中也会有一个短板，那就是与周朝征服的广大关东地区，尤其是重要的中原之地脱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接入中原的洛阳盆地同时成为了周王室的直属领地。后来进入中央帝国时期，汉、唐等王朝分别在长安、洛阳分设两京的做法，亦皆源于此地缘政治设计。　　基于东亚的富庶，以及蒙古高原游牧区与东亚农业区的垂直相邻关系，1000多年来，做大之后的北亚游牧政权莫不以入主中原为目标，蒙古人也不例外。参照周王朝的案例，将富庶的长城以南地区看成 “关中平原”；位于三大汗国领地相接之处的阿尔泰山南麓、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视为洛阳盆地，相信就很容易理解上述关系了。需要说明的是，在这种设计之下，漠南地区（相当于除呼伦贝尔以外的内蒙古）也需要归为大汗直属之地。这个道理就跟历代中原王朝，需要将控制力延伸至漠南，才能保证对漠北蒙古高原的优势一样（比如强盛时期的汉、唐）。　　在如此广袤、结构复杂的土地上实施中央集权体制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成吉思汗的设计应该说还是很合理的。最大的问题在于，漠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结构性矛盾。也就是说，如果 拖雷和他的子孙一旦依其法定所得，在漠北建制实质独立的“拖雷汗国”的话。无数次围绕长城一线所发生的博弈，很有可能便会在成吉思汗的子孙身上继续上演。这一地缘政治风险，帝国第二代大汗窝阔台并非没有意识到，甚至可以说是十分警惕。尤其此时的蒙古帝国还处在扩张时期，战争力量大部仍集于高原本部。不过也正因为如此（特别是中原未定），也给了窝阔台将帝国中央继续留在漠北的理由。（公元1235年，窝阔台正式建都哈拉和林），使拖雷一脉无法一时像术赤、察合台系一样经略自己封地。　　对于出身汉地的中原王朝来说，其定居、农耕属性使其很难对蒙古高原，尤其是漠北进行有效统治。相比之下，北方游牧者做到这点要相对容易（比如内部南北分治的契丹人）。最后的结果，也的确如此。在经过一系列内部斗争之后，蒙古高原与中原地区被置入了同一统治体系。只是最终成为这两片土地之主的，却并非窝阔台的子孙，而是拖雷的子孙。公元1241年，窝阔台离世。十年之后，在经历一系列混乱的权力之争后（其间有窝阔台之子贵由曾继位过），拖雷的长子蒙哥成为了新的蒙古大汗。此后大汗之位，以及蒙古高原和征服后的中央之国（长城以南地区）的统治权，一直为拖雷系所有。公元1260年，忽必列将都城迁至华北平原的大都，并很快变身成为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元朝”。这一事件也标志着 “大蒙古国”或者说蒙古帝国的正式分裂。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窝阔台的子孙们并非不想夺回属于他们的权力和领地。然而就像把关中平原交付给秦人之后的“东周”，没有可能仅凭洛阳盆地继续成为中央之国的宗主一样，偏居一隅的“窝阔台汗国”，最终也被元朝所灭（公元1309年）。其悲剧性的结局，倒并非源自于其与拖雷系之间的恩怨，而在于它的地缘位置及潜力。即使不考虑元朝在长城以南的实力，来自蒙古高原的扩张压力，也一直让身处阿尔泰山西南的窝阔台汗国，无法承载一个独立、强大的政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元朝能够就此获得窝阔台汗国的全部遗产。最起码在额尔齐斯河以南的方向，统领七河草原的察合台汗国会更有优势（最后窝阔台汗国的领地，也大部为察合台汗国所获。一切有如当年的乌孙与匈奴之争）。　　最后说一下伊尔汗国的事情。这个位列四大汗国之列的西亚国家，并非源自于成吉思汗的规划，而是在大蒙古国还未分裂之时，由蒙哥派遣其弟旭烈兀西征而形成的。从拖雷系力图主导蒙古帝国的角度出发，在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身后，建制一个由拖雷系子孙控制的汗国，有其现实的意义。最起码在那三个汗国觊觎大汗之位时，能够与东方的帝国中央呼应。不过尽管伊尔汗国建国之后，仍长期遵元朝为宗主，并经常与察合台、金账汗国发生冲突。但这种做法其实已经应该用几个独立国家之间的合纵连横来解读了。　　蒙古帝国的分裂，以及帝国重心的东顾，也意味着蒙古人在西方的事业开始衰弱。与地中海文明圈相接的金帐汗国、伊尔汗国，不仅再难从身后获得同族的支援，甚至还需要为内斗而耗费资源。不过，蒙古人攻势的走弱却并不意味着欧洲从此以后再无来自东方的威胁。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很快，以安纳托利亚高原为基地的奥斯曼突厥人，开始沿着波斯人曾经的西征之路，开始了对欧洲的新征程。这一次来自亚洲的“侵略者”能走多远，又对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