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系列 — 塞尔维亚帝国，热威战争，黑死病

       14世纪中叶（公元1255年），奥斯曼突厥人终于向他们建立欧亚帝国的梦想，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永久性的得到了加利波里半岛。这既是突厥人的胜利，也是伊斯兰世界的胜利。从大历史层面说，这同样是东地中海亚洲势力的一个大突破。要知道，上一次波斯人代表亚洲做到这点（希波战争），离这次已经快有一千年时间了。比古波斯帝国更为成功是，奥斯曼人将他们的标注有突厥、伊斯兰标签的国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并且在衰退之后，仍然保住了最精华部分的欧洲领土。这种一脉相承性，使得 我们可以毫无争议的，将“土耳其”这个大家更为熟悉的政治标签，用在中世纪（如果用“伊朗”这个标签来指向古代波斯，则会引发很多混乱）。　　土耳其人的机会，来自于基督教世界在巴尔干半岛和爱琴海的内斗。在陆地方面，拜占庭帝国在欧洲方向所面临的挑战，除了刚刚崛起的塞尔维亚王国以外，还有早在10世纪初（保加利亚第一王国）就曾经试图进军君士坦丁堡，甚至自立为“沙皇”（“沙”=凯撒）的保加利亚人。14世纪初，在拜占庭帝国陷入衰弱之后，重生的保加利亚王国（史称“保加利亚第二王国）也再次燃起了坐实沙皇梦的想法。　　最初斯拉夫化的保加尔人，与同属南斯拉夫体系的塞尔维亚人结成了同盟，共同入侵拜占庭帝国。相比保加尔人，塞尔维亚人呆在拜占庭帝国内的时间要更长，12世纪末才获得独立。不过后发者有后发者的优势，最起码塞尔维亚人内部，暂时还没有累积出像拜占庭、保加利亚人那些多的矛盾。借两个对手内乱政治纷争之机，塞尔维亚王国很快让世人意识到，自己并不只是一个改变巴尔干半岛势力均衡的砝码，而是也想有朝一日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　　最先出局的是保加利亚人。并且通过战争和联姻手段（公元1330年），塞尔维亚人成功迫使其成为了自己的附庸国。此时的拜占庭帝国，正在小亚细亚方向面临突厥人的强大压力（并不仅仅是土耳其人，还有南部的其它塞尔柱国家）。双线面临压力的君士坦丁堡，开始顾此失彼。不久之后便将马其顿地区（公元1345年）拱手让给了塞尔维亚人。后者得以将王国的南界推向了马其顿、塞萨利地区的分割点——奥林匹斯山（奥林波斯山）。凭借仅有的海上优势，拜占庭人能够保住的，仅仅是古马其顿王国的旧都、塞萨洛尼基湾畔的“塞萨洛尼基”（萨洛尼加）。　　从位置上看，处于希腊半岛-色雷斯低地，以及巴尔干半岛西北山地相接处的“马其顿”地区，是争夺巴尔干半岛控制权的“心脏地区”。当年崛起于此的马其顿人，不仅向南统一了希腊，更向东扩张建立了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对于现在领土范围仅限于色雷斯和希腊半岛的拜占庭人来说，失去马其顿尤其是沿海平原区的“下马其顿”，意味着自己的核心领土被一分为二。这也导致拜占庭帝国，不得不以放弃亚洲部分为代价，引入土耳其人来制衡塞尔维亚人（毕竟欧洲比亚洲更重要）。　　在土耳其人正式登陆加利波里半岛之时（公元1354年），除了曾经滋养过古希腊三强：底比斯、雅典、斯巴达的维奥蒂亚——阿提卡半岛，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外，巴尔干半岛中部的伊利里亚、马其顿、伊庇鲁斯、塞萨利等地区，几乎全部成为了塞尔维亚王国的领地。说起来，此时我们应该可以将这个“南斯拉夫人”国家称为帝国了。一方面是在拿下马其顿之后，塞尔维亚的君主就迫不及待的加冕为了 “塞尔维亚与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皇帝”；另一方向塞尔维亚的势头以及领土范围，也的确有帝国之象。
　　虽然中国人对于欧洲人那种，喜欢把所有地缘标签加注在头衔中的做法感到可笑，但从地缘研究的角度来看，却为我们了解一个政治体的范围和地缘结构提供了便利。基于欧洲那种模块组合的政治模式，以及巴尔干半岛复杂的民族结构，这种名称背后所隐藏的联合方式（而非真正的集权）倒也是合理的。需要说明的是，基于保加利亚人还给自己戴着“沙皇”的虚位，塞尔维亚人没有再选择罗马皇帝的桂冠（甚至刻意把凯撒的称号赐给封臣）。当然，要是塞尔维亚帝国后来真的能够重现拜占庭帝国的辉煌，相信他们也一定不会放弃这笔罗马遗产的。　　如果你对“塞尔维亚帝国”的位置、范围仍然缺乏概念的话，那么在地图或者脑海中，把今天的塞尔维亚、黑山、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以及希腊温泉关以西以北的区域加在一起就差不多了。没有占领希腊全境的原因，并非是因为拜占庭帝国的顽强抵抗，而是因为在维奥蒂亚——阿提卡半岛，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北部，崩溃后的“拉丁帝国”，威尼斯人基于弥补自身陆地短板的需要，依然扶植了有两个拉丁帝国时代的公国：雅典公国和亚该亚侯国。尽管两百多年间，这两个国家的控制权也是几经更迭，但却始终是拉丁人的势力范围。在东正教徒内部的这场三国杀中，贸然将这些拉丁人推向对手阵营，并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　　现在可怜的拜占庭帝国，核心领土就只剩下君士坦丁堡所在的“东色雷斯”（今为土耳其所有），以及今天希腊东北角的“西色雷斯”地区了。至于北色雷斯，则早已为保加利亚人所侵占。另外，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的拉科尼亚地区（当年斯巴达所在地），也是拜占庭人的飞地（另有萨洛尼加和若干小岛）。对于东正教三国来说，谁取得最终的胜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内忧外患之中，巴尔干半岛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整合起来。这就好像站在垂死阿尤布王朝肩膀上崛起的马穆鲁克王朝，能够帮助穆斯林世界抵御蒙古人的入侵一样。塞尔维亚人要是能够占领君士坦丁堡，一个斯拉夫属性的“拜占庭帝国”就将凤凰涅槃。　　对于一个源起于山地的国家来说，想要完全取代拜占庭这样一个海陆兼备的帝国，其最大的短板就是海军。只是所谓“百年海军”，这块短板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弥补的。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帝国能够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多次涉险过关也因为自己的海上基础。不过这座千年古都也并非一次都没有沦陷过，当年集合了威尼斯海军以及法兰克骑士的十字军（第四次），就曾经在拜占庭内乱的助力下做到了这一点。如今，一心想入主君士坦丁堡的塞尔维亚人，也把结盟的目光投向了威尼斯人。　　尽管威尼斯人一手扶植起来的拉丁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但不做赔本买卖的威尼斯人，此时还控制着爱琴海中南部大部分岛屿，包括最大的两个岛屿：克里特岛和埃维亚岛，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角拥有据点（迈索尼）。对比当年的情况，“塞尔维亚帝国”，实力也比劳师远征的法兰克骑士更为强大。一旦二者联合起来，那么实力还不如当年的君士坦丁堡，形势就很不容乐观了。　　然而借助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和拉丁帝国的建立，成功入驻爱琴海的威尼斯人，在这一地区并非没有对手。这些唯利是图的商人，所面临的最大对手就是其它同样唯利是图的商人。与威尼斯共和国一样，热那亚共和国和另一个海上共和国——比萨共和国，也是十字军东征事业的受益者。不过进入14世纪时，与热那亚同处意大利西北侧（利古里亚湾）的比萨共和国，已经被热那亚击溃。也就是说，威尼斯人海上事业的直接对手就是热那亚人。　　如果说威尼斯人在爱琴海及至东地中海事业崛起的基础，在于当年策动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的话，那么热那亚人能够在此和威尼斯人对抗的底气，就在于押宝拜占庭帝国（帮助尼西亚帝国复国）了。其实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并不在乎谁是君士坦丁堡的主人。多方势力交错的爱琴海，各式合纵连横的组合，也远不是简单划分两大阵营那么简单。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威尼斯人还是热那亚人，谁要是想打破平衡通吃海上商业利益，另一方都势必会和它的对手结盟。        从公元1294年起，一直到公元1355年的60年间，围绕爱琴海-黑海贸易权，威尼斯与热那亚两个海上强国，共进行了两场全面战争。悲剧的是，原本应该在上述区域有主导权的拜占庭帝国，却像20世纪初眼睁睁看着日、俄两国在东北地区争夺利益（日俄战争）的中央之国一样，被迫成为龙套角色。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次热那亚-威尼斯战争中，我们熟悉的“马可.波罗”（威尼斯人）成为了热那亚人的俘虏。正是在被俘期间，百无聊赖的“百万先生”口述了他在东方的传奇故事，并被狱友整理成我们今天看到的《马可波罗游记》。至于这篇游记里到底有多少是吹牛的成分，马可波罗又有没有真的到过中央之国（还是听别人说的），倒是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欧洲人通过这篇游记，触发了对这个神秘东方国度的向往。　　基于商业共和国的属性，无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本身，都没有产生入主君士坦丁堡的、建立政治帝国的想法。拉丁人之间的博弈，终极目标还是为了商业利益。从这个角度说，尽管拜占庭人的海上实力已经处于两个共和国之下，但只要能够注意维系二者的平衡，君士坦丁堡的海上风险要比陆地风险更小。也就是说，拜占庭帝国存亡的真正风险，还是在于几乎控制全部拜占庭欧洲领土的、系出东正教-拜占庭体系的“塞尔维亚帝国”。一旦塞尔维亚人长驱直入色雷斯地区，并且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的话，无论是威尼斯人还是热那亚人，都只会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上述地缘政治推演，只是基于欧洲诸势力来做的。不要忘记了，此时土耳其人已经控制了小亚细亚西北部，并与君士坦丁堡隔博斯普鲁斯海峡相望。他们的一举一动，必将会对爱琴海地区的政治平衡产生影响。从各方共同利益出发，无论是从热那亚人、威尼斯人，还是拜占庭人，都很难坐视异教徒的土耳其人控制了海峡两侧。尤其是在土耳其海峡没有据点的威尼斯人（热那亚人有），更是一直希望在土耳其一侧有所收获。只是最终，土耳其人还是成功的跨越达达尼尔海峡，成功的得到了加利波利半岛这个战略要点。　　帮助土耳其人取得这个成就的神秘力量，同样源自于东方。这股神秘力量，就是始于1347年的欧洲“黑死病”（鼠疫）流行事件。很多历史学者认为，这场席卷欧洲的灾难，最初的源头是公元1334年，中国的华北平原爆发的一场瘟疫。正常情况下，基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地理距离，源起于中国的传染病源，并无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传播到欧洲的。问题在于此时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仍然处在蒙古人的控制之下。虽然诸蒙古政权之间亦是摩擦不断，但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欧亚大陆的陆地交流（尤其是商道），却依然保持着畅通（中世纪的欧洲人，更习惯把包括蒙古人在内的亚洲游牧者，统称为鞑靼人）　　在黑死病传入西欧腹地之前，东欧平原北部的罗斯人，以及欧亚商道的另一个终点——印度，业已成为了重灾区。抛开与鞑靼人紧密接触的罗斯人不说，黑死病最初与欧洲人发生亲密接触的地点，是在黑海北部的克里米亚半岛。作为欧亚游牧文化区与地中海文明区接触的窗口，自古希腊时代以来，克里米亚半岛南部一直都是地中海商人，建立贸易据点的最佳选择。基于在与君士坦丁堡长期以来的合作关系，热那亚人在黑海贸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从鞑靼人鼠疫那里“接力”鼠疫病菌的，也正是热那亚人。当然，热纳亚人肯定也并不想这么做。他们也是在抵御鞑靼人对自己贸易城市的围攻之后（1346年），才不幸成为传染源的（对手因染病而撤退）。　　值得注意的是，游牧者是在撤退之时，有意识的将患病身亡者的尸体，用抛石机投入城中才造成鼠疫扩散的。这次传播事件，也因此被很多欧洲研究者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场“细菌战”。其实早在公元前的汉匈之战中，草原上的匈奴人就已经常将患病牛羊，置于水源及道路上，以施“巫术”之名阻击汉军了。虽然无法统计出，这到底给汉军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但“细菌战”的做法，在草原上的传承却是可以肯定的。　　为了远离疫区，从克里米亚出发的热纳亚商人们回到了地中海，并在西西里岛东北部的墨西拿登陆。尽管通过船上的惨状（大部分人已经染病身亡），西西里人意识到灾难的来临，但瘟疫的传播却已是无可避免了。透过西西里岛这个地中海贸易的枢纽，黑死病开始迅速在北非和欧洲腹地传播。空气湿润、人口密度大（老鼠密度也大）的欧洲成为了重灾区。据信在黑死病传播的高峰期（公元1347年——1351年间），欧洲损失了不少于1/3的人口。　　人口的锐减，毫无疑问的影响了欧洲的整体实力。对于威尼斯和热那亚两个商业共和国来说，更意味着大量坏帐的出现（人口损失也同样严重）。只是灾难并不能阻止战争的发生。事实上，精明的商人往往认为，灾难同时也是机遇。就像今天跌跌不休的油价，对于每个石油输出国来说，都称得上是一场灾难，但每个石油大国，又都希望对手先倒下，让自己因此而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一样。　　威尼斯人和热那人也同样认为，谁能咬牙坚持过这场大灾，并借机击跨对手，谁就将是地中海的贸易霸主。为此，在黑死病恐惧还未消散的公元1350年，围绕着黑海——爱琴海贸易权的争夺，双方启动了第二场全面战争。在这场延续5年的战争中，两个拉丁国家，也各自拉来了不少盟友（包括在君士坦丁堡也都各有盟友）并互有胜负，结果却是谁也没能吃掉谁。然而从更高层面来看，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两个海上共和国之间的内斗，却使得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海上力量，被整体削弱了。　　谁会是这场天灾人祸的最大受益者呢？很显然是土耳其人。公元1354年，当土耳其人偷袭（先头部队甚至是藏身热那亚商船渡海的）加利波里半岛成功，并紧接着抱着永久经营的目的，向这个桥头堡派驻军队、输入穆斯林移民时，没有基督徒会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只是此时此刻，无论是在陆地上玩三国杀的东正教徒们，还是在地中海左右互博的拉丁商人们，都无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了。　　对土耳其人登陆最为紧张的，自然是守土有责的拜占庭帝国了。帝国内部很快结束了纷争，并致力于将土耳其人“请”出欧洲。同时已经打的筋疲力尽的威尼斯、热那亚两国，也结束了战争状态（当然以后还是会打的）。为了请求西欧的天主教教友们出手相助，拜占庭帝国的皇帝（约翰五世）遍游天主教各国，甚至还曾经在罗马向教皇表示，愿意皈依罗马天主教。然而刚刚遭受黑死病重创的天主教世界，已经无力再像当年一样发动圣战了。除了一小支由匈牙利人和法国人所组成的十字军，曾经对加利波里半岛发动远征，并一度占领以外（公元1366年），没落的帝国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同样潜在利益受损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更多还是在以商人的视角来看待这一切。如果拜占庭帝国还是一个值得投资的对象，他们自然会去投资；如果衰亡已成定局，那么商人们更愿意做的则是，从崩溃的帝国废墟中多抢得一点地盘，以便在和新合作伙伴的合作中，握有更多的筹码。至于和异教徒的土耳其人的合作会不会有问题。。。这本身会成为问题吗？（尽管不是最好的合作对象）。　　既然拉丁人和整个天主教世界，都不可能为拜占庭帝国的存亡出力，那么近在咫尺的塞尔维亚帝国，会不会成为君士坦丁堡的救命稻草呢？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当塞尔维亚人极力在巴尔干扩张，而土耳其人又在海峡另一侧时，后者是用来制衡前者的力量；而当土耳其人已经在欧洲登陆时，即使拜占庭人没有伸出橄榄枝，出于驱赶竞争者的目的，塞尔维亚人应该也不会坐视土耳其人在欧洲做大的。至于塞尔维亚人有没有可能做到这点呢？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