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系列 — 伏伊伏丁那，波斯尼亚人

　　在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奥斯曼帝国已经真正崛起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而土耳其人在欧洲的征程还远没有结束。在巴尔干东正教国家三强中，除了君士坦丁堡战役中被消灭的拜占庭以外，保加利亚王国已经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尼科堡会战后（公元1396年）不复存在了。唯一还在苟延残喘的，就是还在艰难保有大摩拉瓦河流域的塞尔维亚王国。至于塞尔维亚人在马其顿、塞萨利等地扩张的土地，则在科索沃战役之前，就被奥斯曼帝国所侵占。　　塞尔维亚之所以能够比保加利亚多续上一甲子的命，是因为在科索沃之战后选择了一个“务实”的做法，那就是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塞尔维亚重骑兵不仅配合土耳其人参与了尼科堡会战，甚至出现在了奥斯曼、帖木儿两个穆斯林帝国PK的安卡拉战役的战场上。当然，这并不代表塞尔维亚人就此完全站在了穆斯林一方，并与匈牙利交恶。他们的种种做法，只是为了能够避免自己被奥斯曼帝国吞并。　　然而在君士坦丁堡沦陷之后，塞尔维亚人希望保持的这种关系终于还是打破了。在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奥斯曼的苏丹甚至给自己也戴上了顶“罗马皇帝”（凯撒）的头衔。虽然这让人多少觉得有点怪异，但一定要论理的话，似乎也没什么不妥。毕竟凯撒以及之后的罗马帝国（分裂之前），并没有基督教化。既然日耳曼人和希腊人，甚至保加尔人，都曾经试图继承罗马的政治遗产，那么由一个突厥穆斯林君主来这样做，又有什么问题呢？　　不管是叫罗马还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欧洲的野心已经不能再容忍塞尔维亚人的这种半独立的地位了。从位置上看，如果没有拿下塞尔维亚，土耳其人在欧洲的主力扩张方向，就只能是多瑙河下游的瓦拉几亚；而如果拿下了塞尔维亚，已经算是欧洲腹地的多瑙河中游平原将为帝国的扩张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基于这个需要，在君士坦丁堡的秩序恢复之后，土耳其人旋即展开了对塞尔维亚的征服工作。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塞尔维亚人选择臣服于奥斯曼，是因为对方给自己留了一条生路。现在这个前提已经不存在了，匈牙利人的支持成为了塞尔维亚人唯一可以抓住的救命稻草。　　在科索沃战役之后，塞尔维亚人没有再敢把都城，放在时刻面临土耳其人威胁的大摩拉瓦河流域，而是迁至了位于萨瓦河、多瑙河交汇处的贝尔格莱德。在这个点上，塞尔维亚人能够最大限度，从隔河相望的匈牙利人那里得到支援（两河之北为匈牙利领土）。事实上，在13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这个重要的巴尔干城市都还是匈牙利王国的一部分。只不过在伴随着匈牙利王国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塞尔维亚的走强，它被当成一份礼物送给了与之结盟的塞尔维亚人（公元1284年）。　　公元1456年，已经控制了大摩拉瓦河土耳其军队，兵临贝尔格莱德城下，准备拿下这个北巴尔干地区最重要的战略要点。尽管匈牙利人给予了塞尔维亚人很大帮助，但贝尔格莱德这座孤城，还是毫无悬念的失守了。不过放在更大的历史空间中来看，贝尔格莱德的失守以及塞尔维亚王国的覆灭，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让塞尔维亚民族意外的渗透进了匈牙利平原。在贝尔格莱德失守之后，大批不愿意被穆斯林统治的塞尔维亚人渡过萨瓦河、多瑙河进入匈牙利境内，以期有朝一日能够复国成功。　　由于匈牙利方面也希望这些塞尔维亚人能够帮助它固守南疆，避免土耳其人长驱直入，塞尔维亚成功的在贝尔格莱德之北获得了合法居留权。这种情况，一如当年斯拉夫人被引入巴尔干北部，帮助拜占庭防御北方压力一样，只不过这次的方向正好相反。这片位于多瑙河、萨瓦河、特兰西瓦尼亚高原之间，包括部分蒂萨河下游在内的平原地区，被称之为“伏伊伏丁那”。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以民族自决的名义肢解奥匈帝国的过程中，塞尔维亚人已经占据多数的伏伊伏丁那地区选择加入了塞尔维亚。今天在塞尔维亚的版图中，伏伊伏丁那与科索沃一样属于自治区（也是仅有的两个自治区）。值得庆幸的是，与塞、阿两族在科索沃的生死博弈不同的是，在欧洲民族和解的大背景下，伏伊伏丁那地区并没有成为匈牙利与塞尔维亚的争夺焦点。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吊诡，一段失败的经历反而可能成为民族扩张的一个机会，并且随之带来政治上的收获。一如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那段殖民史，反倒成为独立后政治诉求的依据一样。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无论对于政治家，还是地缘研究来说，只是着眼于政治边界的变化是远远不够的。　　如何管理被征服地区人民，是征服者永恒的话题。通常情况下，征服者并非意识不到被征服者与自己民族、文化属性迥异所带来的风险。问题在于，强行融合本身会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尤其被征服地区人口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对于由小亚细亚一隅扩张成一个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奥斯曼帝国来说，如何对待境内繁杂的民族是必须直面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原本的基督教地区。在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土耳其人做出了一个战略性的决定，那就是在境内推行信仰自由和民族自治政策。一个被统治民族可以在不损害帝国利益的前提下（同时缴纳比穆斯林更高的赋税），保留自己的宗教、语言、文字等民族印记，并对内进行自我管理。这一制度被称之为“米勒特”制度　　在君士坦丁堡的管理问题上，上述政策也得到了体现。作为东正教的精神领袖，君士坦丁堡牧首被允许继续驻守在新的“伊斯坦布尔”中。不过牧首原本最正统的驻地，也是东正教的宗教中心：圣索菲亚大教堂，则在被加建了四个礼拜塔（同时去除所有偶像痕迹）后，变成了穆斯林的清真室。另一个次一级的教堂“圣乔治教堂”，保留了下来成为牧首的驻地。很显然，在奥斯曼帝国看来，这样的安排即显示了政治上的主次关系，又能够让境内的基督徒们安心接受统治。　　尽管允许被统治民族延续自己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但并不代表土耳其人就不会在巴尔干进行民族同化政策。除了强行召入禁卫军的“血赋”（耶尼切里），以及在战略要点迁入穆斯林驻扎以外，土耳其人还延续了阿拉伯人传播宗教时所惯用柔性的政策，那就是你可以选择变成一个穆斯林。接受这一变化的好处，就是可以承担较低的税赋，以及获得更大的政治空间。鉴于穆斯林在巴尔干的统治长达400余年，可以想见的是，势必会有人受到这一条件的诱惑。在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希腊曾经和土耳其以宗教信仰为标准进行过人口交换（1923年），将50万穆斯林人口送入了土耳其境内，这其中大部分就是伊斯兰化的希腊人。不过纯粹以人口数量来比较的话，希腊方面并没有占到便宜。因为同时有150万主要居住于小亚细亚沿海城市，在“米勒特”制度下得以保留东正教信仰的希腊人，也被交换入了希腊境内。　　不管土、希两国的人口交换到底谁占便宜谁吃亏，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通过这种各取所需的自我“净化”行动，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算是解决了境内的宗教冲突危机。然而在没有进行过类似妥协“南斯拉夫”地区，情况却变得空前的复杂。因为在这数百年的统治中，有一个敏感的区域成为了巴尔干穆斯林的集中地，那就是“波斯尼亚”。关于波斯尼亚的地理特点，以及它在南斯拉夫民族分布区中的地缘位置，在前面的内容中已经解读过了。概括性的说，这是一片位于迪纳拉山脉分水岭与萨瓦河之间，以波斯尼亚河为中心的土地。
　　如果没有土耳其人的介入，波斯尼亚毫无疑问的只是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与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之间的问题。事实上，宗教信仰几乎是甄别你是克罗地亚人还是塞尔维亚人的唯一标准。所谓的塞尔维亚语与克罗地亚语，也被语言学家视为同一种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二者的区别更多表现在书面上，前者用的是源自希腊语的“西里尔字母”，后者则使用“拉丁字母”进行拼读。看到这里，中国人是不是又为汉字没有“进化”为字母文字，以及当年秦始皇所推行的“书同文”政策感到庆幸？　　在土耳其人统治巴尔干时期，波斯尼亚地区归信伊斯兰教的“南斯拉夫人”数量是最多的。在今天内部分裂的“波黑”，穆斯林人口占据了将近一半。如果仅仅计算波斯尼亚的话，这个比例将更高。这一变化导致生活在波斯尼亚土地上的穆斯林，已经开始使用“波斯尼亚人”作为自己的族名了。很显然，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特别是前者）内心并不愿意接受这个古老的斯拉夫属性标签伊斯兰化。在这一切成为现实之前，这些同样说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穆斯林，一般被认为只是信仰了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人或者克罗地亚人。然而客观现实是，既然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主要甄别标准在于宗教，那么波斯尼亚人成为穆斯林的专属似乎也同理可证。　　如果不是出于宗教信仰问题，波斯尼亚穆斯林在民族、文化上，一直在致力于与土耳其人和伊斯兰世界加深联系，波斯尼亚作为一个地缘标签，本来也是有机会剥离出独立政治、民族史的。因为在塞尔维亚崛起的12世纪末，波斯尼亚的南斯拉夫人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体“波斯尼亚公国”。虽然统一了大摩拉瓦河流域，并向南扩张至马其顿等地的塞尔维亚人，在“帝国时代”曾经征服过波斯尼亚，但后者很快便又脱离了塞尔维亚重获独立。换句话说，波斯尼亚并不是塞尔维亚的组成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在铁托时期，波斯尼亚加上迪纳拉山脉分水岭之南的山地板块“黑塞哥维纳”被合在一起，获得了独立共和国地位的原因（而不是并入塞尔维亚）。　　在奥斯曼帝国征服塞尔维亚之后，波斯尼亚以及黑塞哥维纳地区很快也成为了帝国的领地，并长期成为奥斯曼帝国向匈牙利（包括克罗地亚）渗透的前线地区。波斯尼亚位于天主教世界与东正教世界交汇处的地缘位置，为土耳其人推进的宗教同化政策提供了机会。部分对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都没有形成政治、民族认同感，又担心被挤压生存空间的波斯尼亚人，心理上更有动机通过改变信仰，来维持甚至扩张自己的利益。这与土耳其人战略上，希望在天主教南斯拉夫人与东正教南斯拉夫人之间，契入“伊斯兰化波斯尼亚”这棵钉子，以稳定巴尔干北部局面的想法相一致。基于这种微妙的关系，波斯尼亚成为巴尔干伊斯兰化的集中区，并最终形成穆斯林属性的“波斯尼亚人”也就不足为怪了。　　波斯尼亚并非是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上，进行宗教同化政策成功的唯一区域。相比这片南斯拉夫人腹地，伊斯兰教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阿尔巴尼亚的推广，要显得更为成功。不过很快我们就会发现，土耳其人在这个方向的扩张，并不仅仅影响到了阿尔巴尼亚人的信仰，也让“南斯拉夫人”内部的地缘结构，变得更加的复杂。至于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