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系列 — 库尔德斯坦

        基于位置关系，阿塞拜疆的什叶派突厥人，总是处在对抗奥斯曼帝国的第一线，而处于后方的波斯人则为整个帝国提供生存的基础。这种战略上的共生关系，成就了今天以什叶派信仰为核心，融入了阿塞拜疆突厥基因的“伊朗”。 由此，解决了民族、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萨非波斯”，算是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法。最起码土耳其人要是声称，自己是突厥人或者伊斯兰世界唯一代表的话，不会对萨非帝国和波斯造成政治上的影响。　　顺便说一下，基于在共同的国家意识之下，“波斯”这个标签应该属于双方共同的历史记忆，阿塞拜疆人不太愿意看到，那些说伊朗语的同胞垄断它。因此在伊朗的阿塞拜疆人，更愿意称外人眼中的“真正波斯人”为“法尔斯人”。正如我们以前所分析的那些，高原西南、以“设拉子”为省会的法尔斯地区，是古波斯的发源之地。说起来，这种认定对于伊朗来说也不算坏事，要是哪天阿塞拜疆人试图把自己的历史，剥离出波斯文明的传承体系，那才是真的出问题了。显然，阿塞拜疆突厥人与波斯人共生关系的产生，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绝不是个好消息。原本有可能发生的民族战争，也变成了以什叶派、逊尼派信仰为划分的“圣战”。　　在这场延绵二个半世纪的战争中，位于伊朗高原与安纳托利亚高原之间的“亚美尼亚高原”再次成为了双方博弈的焦点。所谓“亚美尼亚高原”的位置，大体就是黑海——里海之间的这片高原地带。不过想在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印度洋的这条高原带中，准确定位亚美尼亚高原的位置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从水系的角度切入会让事情变得简单些，整个高原包括：呈“品”字型排列的塞凡湖、凡湖、乌鲁米耶湖，以及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上游地区。曾经覆盖上述地区的古亚美尼亚，也因此号称 “三海”之国。
　　需要注意的是，在经历过伊斯兰教和突厥人的反复洗盘之后，古老的“亚美尼亚”民族，早已不再是这片高原的唯一地缘代表了。亚美尼亚人最先失去的，是东南部的“乌鲁米耶湖”地区，在古波斯时期（包括米底时代），这个方向就是波斯西扩的首要之地。在塞尔柱人所引发的民族大迁徙中，以大不里士为中心的乌鲁米耶湖地区，与其北部归属高加索范围的库拉河平原一起，最终成为了突厥人定居的“阿塞拜疆”。不过真正对亚美尼亚人的生存空间造成致命压缩的，却并非是从中亚而来的突厥人，而是跟他们做邻居时间更为久远的“库尔德人”。　　关于库尔德人的族源问题，一直以来都很模糊，你甚至很难搞清，他们和亚美尼亚人祖先谁先到达这片高原。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库尔德人在上古的竞争中是一个失败者，在凡湖/乌鲁米耶湖南部的扎格罗斯山脉、托罗斯山脉山地，过着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就像同一时期，在阿拉伯荒漠中骑骆驼游牧的阿拉伯人一样。尽管土耳其人非常想将之归类于“突厥人”范畴，但库尔德人所操的语言无疑是属于印欧语系，与波斯人的族源关系要近得多。简单点说，库尔德人和波斯人的祖先一样，都是最初从中亚、高加索方向南迁的印欧游牧部族的后裔。只不过，后来定居条件较好的伊朗高原，发展出了强大的文明，而条件较差的边缘山地中，还有部分保持相对原始状态的部族存在罢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多少有些类似于汉、羌之间的区别。　　库尔德人的情况并非是孤例，在伊朗高原东部边缘、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交界之处，还有一支没有被波斯文明融合的“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游牧部落：俾路支人。与库尔德人生存之地被称之为“库尔德斯坦”一样，俾路支人也有个“俾路支斯坦”，并同样将之延伸到谋求独立的层面。如果说高大山地保护，是库尔德人得以保持独立民族特征基础，那么俾路支斯坦让周边强大政权融合无力的原因，就是极端干旱的气候了。尽管印度洋近在咫尺，但不幸的是印度洋季风并没有青睐这片土地。　　事实上，俾路支语与库尔德语之间亲缘关系，比之二者与伊朗语之间要更近。考虑到二者类似的地缘属性，这种微妙关系也就不难理解了（原始的游牧属性，也注定没办法留下文字记录这一点）。虽然原始属性一致，但库尔德人和俾路支人面临的挑战，以及生存之道却不尽相同。相比之下，库尔德人比俾路支人的位置要敏感的多。几千年来周边各方势力的角逐之地。他们的近邻——亚美尼亚人，也先发性的通过控制高原上的河谷、盆地，早早的进入了文明阶段。可以说，在山地中游牧的库尔德人要想保持独立甚至出头，需要比俾路支人运用更多的政治技巧。　　很多时候，恶劣环境所养成的军事本能，是边缘民族进入文明区“进化”的主要筹码。如果内部整合好了，对手又恰好处在衰弱期，那么这种“进化”就有机会自上而下的，通过政治征服来完成；如果情况正好相反的话，那么通过为相邻文明政权“出售”武力的形式，也有机会做到这点。库尔德人在历史上，并没有建立过强大的政权，他们更多是通过后一种方式，进入人们的视线。实际上，这种情况才更为普遍，不过诸如匈奴、突厥、蒙古这样的成功者，总是被容易被人牢记罢了。　　“库尔德人”以一个整体民族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记录中，是在公元7、8世纪的阿拉伯帝国时期。贴近耶路撒冷的地缘优势，是阿拉伯人有机会从荒漠游牧者，快速以征服者姿态进入文明期的根本原因。阿拉伯帝国迅速扩张，也给了第一次给了库尔德人进入文明视野的第一次机会。尽管被阿拉伯帝国征服的“萨珊波斯”，为阿拉伯帝国和文明的崛起提供了自己的“肩膀”，波斯人也能够在阿拉伯人的宫廷里，帮助构建成熟的官僚体系，但同时将军事权力也交给波斯人，显然不是一个好主意。为了平衡这一关系，阿拉伯人青睐于从中亚草原，高加索、库尔德的山地中，寻找意识形态如一张白纸般游牧者，来构建自己的军事体系。　　从中亚而来的突厥、高加索人，一般是通过奴隶买卖的方式，成为 “奴隶军人”，库尔德人则更多是整体转化成穆斯林的前提下，以出租武力的雇佣军形式进入各穆斯林政权服务。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被完全消除了部族记忆，后者能够一直维持民族意识。这点至关重要，我们会看到，突厥人生存之地的扩张，最终还是依赖于土耳其这类，依托部族的政治扩张者。至于“奴隶军人”们，他们当中即使会依来源地划分阵营，甚至能够夺得政权（如马穆鲁克王朝），但却终究不会有民族扩张层面的价值。。　　塞尔柱人入侵之后所造成的混乱，是库尔德人迎来的第二个历史机会。在催毁阿拉伯人统治之后，并没有做好准备的“塞尔柱帝国”，转瞬之间也陷入了分裂状态。对于出售武力的库尔德人来说，混乱代表着更多的机会。库尔德人在地缘政治上的进展，是从塞尔柱王朝那里，得到了“库尔德斯坦省”行政标签。这标志着“库尔德斯坦”，开始正式出现在西亚地缘政治舞台上了。　　在这一阶段，代表穆斯林世界夺回耶路撒冷的萨拉丁，算是库尔德人当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代表了。然而萨拉丁并非出身于传统的库尔德地区，他的成功也没有给库尔德人带来实质利好。萨拉丁更愿意把自己塑造成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这从库尔德佣兵虽然也存在于阿尤布王朝中，但却没有取代“马穆鲁克”的地位就可以看出。客观的说，将自己窄化成一个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确会显得格局不够大，参照一下富贵还乡的项羽最终落得什么样的田地，就能够理解萨拉丁的做法了。　　真正让库尔德人扩张生存空间，并成为3000万人口的中东第四大民族（阿拉伯、波斯、土耳其之后）的机会，来源于奥斯曼帝国与萨非帝国的对决。在这种情况下奥斯曼帝国需要找到新的土著力量，来帮助他们赢得这场伊斯兰圣战。从地缘结构上来看，这已是周期性出现的模式了。当年罗马与萨珊帝国、拜占庭与阿拉伯帝国也都是如此。这种东、西博弈模式的再现，逼迫生活在亚美尼亚高原的族群再次面临抉择。　　基于他们的古老的基督教信仰，处在两大穆斯林帝国，或者说逊尼派突厥人与什叶派突厥人包夹之中的亚美尼亚人处境是最为尴尬的，不仅无法取得一个独立缓冲国的地位，更无法取信于任何一方。他们所能做的，就是选择一个看起来不那么严苛的宗主。以民族和宗教政策来说，已经在欧洲实行宽松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奥斯曼帝国要比萨非帝国更有吸引力，后者甚至会强迫逊尼派改宗什叶派的萨非帝国（更别说基督徒了）。　　收服亚美尼亚人的人心，让奥斯曼帝国可以将势力线扩张到阿塞拜疆，甚至一度夺取阿塞拜疆。然而从战略上看，亚美尼亚地区可以说是奥斯曼帝国在东线，统治力最薄弱的区域，阿塞拜疆则情况正好相反，是萨非帝国绝不可放弃的核心板块（尤其对于红头突厥人来说）。这种情况导致，奥斯曼帝国很难透过亚美尼亚，真正拿下阿塞拜疆。更大的风险在于，亚美尼亚人本质不属于任何阵营，他们愿意倾向于土耳其人，只是因为能够获得更宽松的政治、宗教环境。这一点，萨非帝国意识到的话，也有可能做出调整。把自己的东部安全寄托在亚美尼亚人身上，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在这种背景之下，土耳其人把目光投向了高原南部山地之中的库尔德人。在这场圣战之中，库尔德人并没有选择跟随波斯政权。说起来他们这么做也是有历史了，否则早就被波斯人所同化。决心站在逊尼派一边的库尔德人，成为了土耳其人在东线的重要支撑。对于高地民族来说，向自然条件更好的低地渗透本身是一种自然选择。唯有在获得人口容量更大的低地之后，高地民族才有可能摆脱边缘民族的地位，成为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以库尔德人的位置来说，他们有两个方向可以扩张：一是向底格里斯河中游平原的摩苏尔、基尔库克一带渗透，从阿拉伯人那里寻找机会。凭借与土耳其人的合作，现在库尔德斯坦的概念已经覆盖到了底格里斯河中游，摩苏尔、基尔库克等底格里斯河中游城市，成为了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争夺的焦点。　　二是在亚美尼亚高原，从亚美尼亚人那里争夺生存空间。在这片高原之上，很早就进入文明阶段的亚美尼亚人，主要定居于高原上的河谷（湖盆）低地区。相应的，游牧民族在山地之中的优势则相对更大些。不过在亚美尼亚王国还能保持独立的状态下（虽然一直有宗主国），这种渗透会遭到亚美尼亚人的抵制。11世纪初，在塞尔柱突厥人席卷西亚之时，亚美尼亚王国在高原上千年独立地位终于成为了历史，部分亚美尼亚人开始在拜占庭帝国的保护下，在奇里乞亚重建王国。　　虽然留在高原的亚美尼亚人仍然在努力坚持他们的信仰，但已经没有办法阻止，穆斯林民族的渗透了。基于从巴尔干到阿塞拜疆的土地上，突厥人都取得政治优势，在亚美尼亚高原的边缘山地游牧，并不会成为他们的选项。有着穆斯林背景的库尔德人，开始慢慢北上填补这一空间。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亚美尼亚人与库尔德之间逐渐在亚美尼亚高原形成了杂居之势（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很显然，基于宗教原因土耳其人更愿意看到库尔德人逐步压缩亚美尼亚人的生存空间，就像他们在巴尔干，帮助转变信仰的阿尔巴尼亚人和波斯尼亚人一样。量变引发质变，在奥斯曼帝国的东部，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在20世纪初（一战期间）的“亚美尼亚大屠杀”。在这场屠杀之中，亚美尼亚高原、奇里乞亚、特拉宗布宗等地的亚美尼亚人，被有计划的清洗。19世纪初并入沙俄“东亚美尼亚”（塞凡湖地区），成为了亚美尼亚人最近的避难所，并最终在苏联分裂后独立为现在的“亚美尼亚”。　　在亚美尼亚高原的清洗过程中，库尔德人成为了积极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至于在亚美尼亚大屠杀的过程中，库尔德人究竟和土耳其政府谁更应该承担最大的责任，已经很难判定了。唯一能够肯定的是，土耳其完成了自己的宗教净化工作，却没能因此解决东部的民族分裂危机。在亚美尼亚人曾经世代经营的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上游、凡湖地区彻底成了“库尔德斯坦”的一部分后，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之间的民族矛盾很快便凸显了出来。一战之后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本来是库尔德人获得独立地位的最佳时机，只可惜当时的西方列强认为，将阿拉伯人从奥斯曼帝国剥离出来，就足以肢解奥斯曼帝国了。库尔德人希望建国的土地，除大部被留在土耳其境内以外，主要被分配给了阿拉伯人的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境内也有部分）。
　　在20世纪掀起的民族独立浪潮中，库尔德人一直坚持的独立民族意识，无疑是触及到所在国的敏感神经，尤其在四国交界的所谓“库尔德斯坦地区”，库尔德人口已经达到了3000万。这使得无论是在波斯人的伊朗、突厥人的土耳其，还是阿拉伯人的伊拉克、叙利亚，中央政府都试图压缩或取消库尔德人的政治自治权。当然，这并不代表库尔德人在政治上就完全没有机会了。伊拉克战争以及现在仍在进行的叙利亚战争，是这两国库尔德地区获得半独立地位的又一个战略窗口。不幸的是，除非土耳其也面临相似的境地，否则“库尔德斯坦”的独立之梦，还是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