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 — 加奥，桑海帝国，撒哈拉盐矿

　　通过加纳、马里的崛起顺序我们会发现，整个西非文明的推进路径，是沿着尼日尔河自西向东的顺序。当然，这一结论的前提，是认为西非文明并非原生文明，而是受外来文明刺激而产生的“次生文明”。基于文明的标准不同，以及“政治正确性”，黑非洲没有原生文明的说法，应该一直会遭受质疑的。如果换一种说法，可能会更容易取得共识，那就是西非贸易重心有一个自西向东渐移的过程，并由此引发了西非地缘政治中心的东移。　　尽管西非的黄金时代还没有结束，但具体到微观层面，马里却和加纳一样，未必能永远居于统治地位。所谓花无百日红，一个王朝运行时间久了，内部难免会出现阶级固化、土地集中、中央政权丧失管控力等弊端。经过14世纪的高潮之后，进入15世纪的马里也没有逃出这个规律。与古加纳一样，马里的危机也体现在“内忧外患”两方面，一是西非内部土著政权的竞争；二是北方政权的压力。这其中，已经成为萨赫勒之王的图阿雷格人，以及马里东部的“桑海人”，成为了马里帝国的最后终结者。　　尼日尔河河曲地带以东，开始南流的下游北部河段，处在一个补水的空白区间。一方面，从西端富塔贾隆-几内亚高原等于高地东流而来的雨水，最远只能延伸到中游的内尼日尔河三角洲。其中杰内城所依托的巴尼河，算是中游地区最大的河流了。至于下游河段，则有相当一部分位于降水不那么丰沛的萨赫勒地带（补给河流基本为季节性河流），一直到尼日尔-贝宁-尼日利亚相接处一带，才开始进入降水充足的热带草原气候区。这片热带草原气候区的边缘，也是桑海人最初的生存之地　　正常情况下，桑海人应该沿着尼日尔河向南扩张，迁徙到资源更为丰富的地区才是。然而跨撒哈拉贸易所带来的红利，却驱使着桑海人沿河北上，以从跨撒哈拉贸易中分一杯羹。11世纪时，桑海王国的政治中心，被确定在了廷巴克图东部约400公里处的 “加奥”。这座今属马里共和国的城市，在最近几天因为中国驻马里维和部队遇袭案，而频繁见诸于新闻。一个简单的定位方法，是在地图上找出0度经线，这条穿越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的“本初子午线”，向南延伸到尼日尔河并与之交叉的点，就是加奥的位置所在了。　　加奥的位置，对于控制尼日尔河下游的贸易非常有利，这也使得它后来与廷巴克图、杰内两城，共同组成了尼日尔湾的贸易三角中心地带。桑海人的贸易红利，很大程度与本土中间集团的形成、壮大有关。与那些从沙漠北方而来的阿拉伯/柏柏尔商人相比，出身土著黑人部落的商人，能够将贸易线拓展到离沙漠更远的地方，并且更容易发现新的客户并可供交易的资源。同时，这些土著商人也是最先接受伊斯兰教的西非人，使之在与北方贸易商进行交易时，可以毫无困难。　　由于马里帝国的强大，加奥的桑海王国，最初也算是马里的属国。失去廷巴克图，是马里帝国衰弱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打破了马里-桑海之间的平衡关系。不过最先夺取这座贸易、文化中心的并不是桑海人，而是它的初建者图阿雷格人（公元1433年）。然而图阿雷格人并没有像中国历史上部分成功者一样，入主中原建立强大政权。借势崛起的，是以加奥为立足点的桑海人。通过夺取包括廷巴克图、杰内在内的内尼日尔河三角洲（公元1469年），桑海王国正式晋级为“桑海帝国”（马里像原来的加纳那样，反过来成为后来者属国）。那些原本臣服于马里人的西部部族，也很快成为了桑海帝国的一部分。　　桑海帝国的崛起，很大程度源自于相对恶劣的环境，以此由此引发的尚武精神。在军事层面，除了学习北方游牧民族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以外，甚至还建立了水军，以使之在尼日尔河流域拥有更强的机动能力。强大的武力，使得桑海帝国一如周王朝一样，在领土方面的成就，超出了两个前辈。这其中，除了桑海人自己带入的尼日尔河湾东部领土以外，桑海帝国最大的收获，就是向撒哈拉沙漠扩张成功。今天在非洲的板块划分中，我们会看到，马里共和国是西非诸国中，领土向北延伸最多的国家。这片撒哈拉之地，就是桑海帝国的地缘政治遗产。也可以说，马里共和国与其说是继承了当年马里帝国的遗产，倒不如说是桑海帝国的翻版更为准确。　　今天的马里，选择了 “马里”而不是更为强大的“桑海”作为继承对象，与其独立之后与塞内加尔的一段蜜月期有关。在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原为法国控制下的“法属苏丹”（今天的马里），与塞内加尔共同组建了联邦性质的“马里联邦”（1959年）。基于马里帝国的统治中心，更靠近两个联邦主体的中心位置，选择“马里”这个标签，会比桑海更有利于形成共同的国家、民族意识。不过这个脆弱的联邦仅仅运行了一年多时间就宣告解体了。　　解体的直接原因，是法国人在后殖民时代和英国一样，建立了一个类似“英联邦”的政治体——法兰西共同体，以延续自己在殖民时代的影响力。基于这种不影响独立地位的政经联盟，对原殖民地国家的发展也有益处，大多数原殖民地国家都选择了加入。就塞内加尔和“法属苏丹”的情况来说，拥有海岸线的塞内加尔，认为自己更有机会从“法兰西共同体”中获益；身处内陆的“法属苏丹”则由于担心，会因此削弱自己在联邦中的地位，而持反对意见。在塞内加尔退出联邦，独立加入法兰西共同体后，原来的法属苏丹部分就变成了现在的“马里共和国”（当时还有贝宁等5个原法属国家一并退出。马里后来又选择了加入）。顺便说下，今天的 “法兰西共同体”虽然表面还存在，但却在影响力上远不如“英联邦”。追根溯源的话，与英国人更为浓厚的重商主义思维，以及有个能够充当黏合剂的“王室”不无关联。　　现在距离英、法在海外竞争的时代还有200多年时间，我们还是把视线拉回到桑海帝国崛起的时段来。从地缘属性上来说，西非土著政权从热带草原地带，将控制力延伸到萨赫勒地带是很好理解的。一方面，萨赫勒地带的南部可以种植耐旱的作物（高粱），并由此而建立定居点；另一方面，这条中间地带不仅是贸易中转区，生存其间的游牧民族还会给尼日尔河的“黄金帝国”带来压力。要知道，西非三大帝国崛起的一个很重要标志，就是能够压制住北方游牧的图阿雷格人。然而将控制区延伸到撒哈拉沙漠腹地，就不是很好理解了。即使是出于控制商道的目的，在沙漠中心多得那么一两个有水井的补给点，看起来意义也实在不大。除非这片沙漠中，有桑海帝国所垂涎的资源。　　答案的确如此，能够让桑海人冒险将控制力伸入沙漠腹地的，是堪比黄金的另一项资源——盐。虽说制盐业的产生，并不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人类可以像动物一样，通过食物（特别是肉类），及舔食含盐土壤、岩石来获取身体所需的盐分，但当人类通过农作等方式，扩张自己的食谱后，身体对于盐分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大。同时，盐还可以帮助人类，将食物储存起来，以减少季节周期对种群人口的致命影响。对于受温度、湿度影响，食物更容易变质的西非来说，盐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在跨撒哈拉贸易的高峰期（三大帝国时期），输入西非的食盐并非来自于地中海沿岸。因为被阿拉伯人挤压入沙漠的柏柏尔人，不久便发现了撒哈拉沙漠中的矿盐。从技术上看，在沙漠地带发现天然矿盐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一种情况是，这一区域地质时期原本是海洋，地质、气候变迁后，原本的海洋变成陆地，海水中的盐份就此留在了地面（如柴达木盆地的盐，主要就是这样形成的）；另一种情况则是因为河流内流，没有办法将融解于水中的矿物质输出，最终在河流终端蓄积、蒸发成了咸水湖，直至天然析出盐层。相对而言，前一种情况的盐产量更高、覆盖面也更广（柴达木盆地的矿盐含量占全国一半）。撒哈拉地区的情况则属于后一种，那些在前湿润期还能够外流入海的河流，在沙漠化后渐渐干涸，并将盐份蓄积到了沙漠中的一个个终端干湖中。　　在马格里布与西非之间的撒哈拉沙漠中，散布的盐场同时也充当着贸易中转站的职能。有了如此昂贵的资源，你不用担心控制者会缺少补给。基于地缘属性，控制上述沙漠盐田的，是那些能够适应沙漠生活的柏柏尔人部落（如图阿雷格人）。在价格最高的时期，穿行沙漠的柏柏尔人甚至能在廷巴克图，用盐换到同等重量的黄金。一直到今天，贩卖撒哈拉矿盐，依然是图阿雷格人重要的收入来源。不过这片土地无法滋养更多人口，是它最大的短板（今天图阿雷格人的总人口也不过百万）。盐更多是提升了柏柏尔人在沙漠中的生存能力，却无法使之在地缘政治上有更大作为。　　需要说明的是，塞内加尔的沿海地区也有海盐出产，不过它的产量只是用来供应塞内加尔河下游河谷地区。塞内加尔河上游及整个尼日尔河流域所需的食盐，还是需要依靠撒哈拉的盐矿。这事实上也造成了塞尔加尔河下游在地缘政治上一定的独立性（没有成为三大黄金帝国的核心区）。　　现在产盐的撒哈拉沙漠，与产金的西非地区之间，看起来可以形成一个贸易闭环了。然而这并不代表，马格里布地区就此为这张贸易网所抛弃。恰恰相反的是，基于身处文明程度更高的地中海文明圈，马格里布能够向南输出的各种工具、铜、奢侈品，甚至充当货币的贝壳，以让西非融入更加广阔的贸易网。那些从西非流出的黄金，也正是因此进入了地中海市场。　　毛里塔尼亚西部，靠近西撒哈拉东南的“伊吉勒”；以及马里西北角的“塔阿扎”，是撒哈拉矿盐的主产区。基于盐矿在跨撒哈拉贸易中的重要性，马格里布的阿拉伯/柏柏尔政权，以及西非三大帝国，都曾尝试控制这些产盐地以及能够开采与输出这些重要资源的柏柏尔人部落。对于后者来说，做到这点相对要困难一点。不过通过军事和贸易手段，将统治力延伸入自己不善长的环境，并非无法做到。在汉、唐时期，中原王朝也曾经让漠北的游牧部落表示过臣服。做到这一切的前提，是自身要足够强大。事实上，在北方的阿拉伯帝国陷入崩溃之后，崛起的西非黄金帝国，很大程度维护了整个贸易网的安全。　　就控制盐矿这件事来说，走得最远的是桑海帝国。今天的马里共和国，在撒哈拉沙漠中伸入那只长“角”，其地缘政治层面的源头，就是当年被桑海帝国纳入版图的塔阿扎。从地理位置上看，塔阿扎正好位于阿特拉斯山脉与尼日尔河中游之间的中点。能做到这点，足以证明桑海帝国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