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人在奴隶海岸的收获就是多哥+贝宁，当时的地缘标签为“多哥兰”和“达荷美”。其中“多哥兰”的范围，准确的说还包括西边到沃尔特河的部分土地（不包括沿海地带）。不过相比早在16世纪中叶，就开始在几内亚湾渗透的英国人，德国人的这一收获还是少了点。奴隶湾东端的古贝宁王国，以及包括尼日尔河下游在内的“尼日利亚”都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就英国在这一块的殖民范围来说，更有历史感的贝宁或者豪萨，都不足以覆盖。凸显“尼日尔河”标签的“尼日利亚”，显然拥有更为广阔的地缘政治空间。
不过今天的多哥、贝宁并不是从德国人手中获得独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欧洲战场失利的德国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这一事件在中国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在分配战争胜利果实的“巴黎和会”上，德国原来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并没有被“还”给战胜国身份的中国，而是整体移交给了日本。由此而导致的五四运动，也成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的起点。
做为殖民帝国的后起之秀，日本的地缘政治优势集中在西太平洋地区，而德国在海外失去的利益，主要还是由英、法两个传统欧洲强国所获。为了完整的控制沃尔特河中下游地区，英国人割取了沃尔特河至今天多哥共和国西境的部分德国殖民地（时称 “英属多哥兰”），后来与英属黄金海岸一起，变身成为现在的“加纳共和国”。东部的多哥兰（法属多哥兰），及达荷美地区则成为了法国殖民地。
今天“多哥共和国”的名字，直接来源于之前的“多哥兰”。需要说明的是，上世纪60年代，法属多哥兰独立为“多哥共和国”时，其实是非常想跟西边的“英属多哥兰”重新合为一体的。只是单从地理结构来看，大家也应该能感觉到，英国人不会希望这种情况发生。最终通过公投，英属多哥兰还是加入了今天的加纳。至于东面的“达荷美”，则不太喜欢这个旧名，而是选择了被尼日利亚舍弃的“贝宁”做为国名。
作为奴隶海岸最早建立的土著政权，古贝宁王国这笔地缘政治遗产被浪费也的确可惜，何况整个“奴隶海岸”还被称之为“贝宁湾”。另一个促使“达荷美”放弃旧名的原因，是这个名称的原意实在是有些不堪。这个17世纪建立的土著王国，全名为“达恩•荷美•胡埃贝格”，意思是“建在达恩肚子上的国家”。这是一个一看就感觉有故事的名字。简单点说，就是两个在此相争的土著酋长国，一方的国王对后起之秀说，你扩张的太过份了，我要再容忍下去，你就要在我肚皮上盖房子了。然后。。。。对方就真的这样做了（在攻杀、埋葬对方国王的地点盖房），并且自豪的取了一个这样怪异的名字。这其中的细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百度 虽然从阶级史观来看，我们应该着重描绘一下非洲这些土著政权，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但很不幸的是，他们当中真正成为主角，甚至掌握自己命运的毕竟是少数。以欧洲殖民者的扩张路径作为主线会更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非洲国家在当代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定位。实际上，欧洲人对非洲的地缘政治影响，并不只出现在后来的殖民地瓜分，以及由此造就的现代国家格局。回溯到地理大发现时代会发现，就这些土著政权的崛起来说，其实也跟外来者的影响密不可分。比如以三大黄金帝国为代表的西非北部政权，正是由于能够在跨撒哈拉贸易中获益，才能够在西非诸土著政权中率先完成进阶。 贝宁、达荷美、奥约等奴隶海岸沿线土著政权的崛起，也同样受益于欧洲贸易者的到来。从整个西非的角度来看，奴隶贸易无异对西非原有的地缘结构造成了重大伤害。只是凡事都有两面性，研究上述土著政权的崛起，我们会悲哀的发现，在地缘政治层面，这些王国都是奴隶贸易的受益者。简单点说，奴隶贸易成为了奴隶海岸沿线最大的经济增长点，谁能够最大程度从中受益，谁就有了兼并其它部族的实力。 然而任何贸易都不可能永远兴盛。从19世纪中叶开始，伴随着机器和化石能源的应用及工业革命开启，奴隶贸易及使用也开始走向了没落。纯粹从技术角度分析的话，由此而引发的所谓“废奴运动”，与其说是西方文明良知的发现，不如说是人类找到了效率更高的“化石资源”作为人力的替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述土著王国先后丧失独立地位，成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或直接吞并，或成为保护国），与奴隶贸易的衰弱不无关联。一方面奴隶贸易的衰弱，直接削弱了奴隶海岸沿线土著政权的经济实力，以及与西方殖民者的议价能力；另一方面，当欧洲人不再需要这些土著政权，帮他们在非洲充当奴隶资源供给者时，它们存在的价值就被大大削弱了。 在一个系统中，一个微小的变化有可能对整个系统造成连锁反应，这种混沌现象就是经常被人提起的“蝴蝶效应”。按照刚才的分析，我们也可以认为，一个叫瓦特的英国人，最终会影响到某个非洲土著王国的命运。然而这种简单的线性推理其实并不可靠，蝴蝶效应的运用也有它的局限性。因为影响事务进程并非受单一因素影响，每一个因素也并非无可替代的（就像瓦特不发明蒸气机，别人也会在同时期发明一样）。你不知道某个初始点在后面的一系列变化中，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又或是否可以被替代）。纠结于此，往往会让分析者过于扩大一些细节变化在战略层面决定性作用，以至于认定这个世界是由一系列阴谋创造的（阴谋论者的问题所在）。相比之下，从大历史范畴里观察地缘政治领域的连锁反应，会更具科学性。 在葡萄牙人沿西非海岸线而下，为今日西非地缘政治格局的的形成埋下伏笔时，西部非洲跨撒哈贸易线两端的格局，也在发生变化。原本就马格里布的情况而言，新千年以来最大的变化，是柏柏尔人摆脱了阿拉伯人的控制，先后在摩洛哥地区建立了穆拉比特、穆瓦希德王朝。后者覆灭之后，取而代之的 “马林王朝” (1213～1554) ，也属于柏柏尔政权。不过在此之后，已经在马格里布定居数百年的阿拉伯势力重新崛起，先后建立萨阿德王朝(1553～1666)以及阿拉维王朝（后者的统治则一直延续到现在）。 阿拉伯势力在摩纳哥的复辟，与以葡萄牙、西班牙为代表的欧洲势力，向北非（尤其是直布罗陀对面的摩洛哥）的强势扩张有直接关系。前面我们曾经解读到，15世纪下半叶，葡萄牙的西非事业取得突破后，开始摩洛哥沿海地区攻取据点。伴随着葡萄牙人的扩张，柏柏尔政权所担负的历史责任也越来越大。相比柏柏尔人，阿拉伯人的优势在于，他们当中的领导者有机会自称“圣裔”（萨阿德、阿拉维王室都自称“谢里夫”也就是圣裔）。在欧洲基督徒日益强势的大航海时代，还有什么比这个政教合一的身份，更能凝聚穆斯林力量并领导一场穆斯林的“收复失地运动”呢？ 因遭受伊比利亚压力，而改变地缘政治属性的还有马格里布的另外两个地区。15世纪末，西班牙攻克格拉纳达，完成“收复失地运动”，并在美洲获得突破后，也开始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沿海地区强势扩张。16世纪，为了避免被西班牙征服，控制阿尔及利亚沿海地区及摩洛哥的穆斯林，先后主动接受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内部保持独立运作）。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伊斯兰世界在实力和技术上已经与西方完全不处在一个水平线上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政治殖民浪潮中，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先后成为了法国的殖民地。 解读这一渐行渐远的过程，在后面的内容会慢慢展开。现在我们更关心的，在伊比利亚势力强势扩张的16世纪，是什么力量帮助摩洛哥保持了独立状态（以至于不需要向奥斯曼求援）。从技术上来看，来自西非的黄金又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地缘位置的关系，摩洛哥地区一直是马格里布——西非一线，跨撒哈拉贸易的主力参与者，并且由此而引发政治上的扩张。当初的穆拉比特王朝的崛起，就借助了来自古加纳的资源。如果说柏柏尔人的“穆拉比特王朝”是加纳帝国的掘墓人，那么阿拉伯人的“萨阿德王朝”，就是“桑海帝国”的毁灭者了。公元1591年，来自摩洛哥的阿拉伯人穿越撒哈拉沙漠，再次代表北方势力入侵内尼日尔河三角洲，并摧毁了这个最后的黄金帝国。 基于撒哈拉沙漠的阻隔，不管远征行动本身，还是后来维持在西非的统治，都面临很大的困难，前后有数万来自摩洛哥的阿拉伯/柏柏尔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不过回报也是十分丰富的，来自今天马里地区的黄金，为萨阿德王朝的财政提供了有利的支撑。西非对摩洛哥的另一个地缘支撑来自于“人力资源”。除了劳动力（以奴隶的形式）以外，还包括军事层面的支撑。最典型的事例，来自于17世纪下半叶取代萨阿德王朝统治摩洛哥的“阿拉维王朝”。这个延续至今的阿拉伯人王朝，在战略层面有意识的组建了忠于王室的黑人军队。除了在境内赎买的黑人奴隶以外，从内尼日尔河三角洲招募或捕获而来的黑人，是阿拉维王朝的黑人穆斯林部队的重要来源。对于统治者来说，这种与古拉姆、马穆鲁克军人（奴隶军人）性质类似的军队，会更具忠诚度。 事实上，即使在当代北非我们依然能够看到类似的做法。在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实际上几乎没有国家军队。相比利比亚境内的阿拉伯/柏柏尔人，卡扎菲更愿意从西非雇佣黑人来组建自己的私人军队，最起码他们不会受到部族势力的影响。这一战略性政策的实行，也使得卡扎菲在利比亚维持40年的统治。不过当利比亚的敌人是整个西方时，无论什么样的策略都变得无济于事了（当年沦为法国殖民地的马格里布地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