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 — 坦赞铁路，卢旺达-布隆迪

　　南苏丹并非是唯一一个在地缘政治归属上有多重选择的国家。位于坦噶尼喀湖与赞比西河之间的“赞比亚”，也同样具备这样的特点。以班图人覆盖的赤道及其以南的“班图地区”来说，赞比亚算得上是地理中心。由于并不是班图人南下的主路线上，班图尼格罗人大量进入这片高原的时间，其实并不比葡萄牙人“发现”黑非洲的时间要早（也是在16世纪前后）。铜矿是北罗得西亚（赞比亚）的主要矿石资源，不过比起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的金矿来说，赞比亚的资源吸引力就要小的多了。这使得赞比亚无论在阿拉伯还是欧洲贸易时代，都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记。　　中国人对赞比亚却很熟悉，甚至有很大亲切感。这种亲切感来源于一条帮助赞比亚打通出海口的“坦赞铁路”（最主要是运输铜矿）。这条铁路的意义是如此的重大，以至于今天中国用更先进技术、更合理运作方式，在东北非修建类似意义的“亚吉铁路”时（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至吉布提），还会被媒体冠以“新时期的坦赞铁路”之名。不过悲剧的是，曾经被参与各方认为是重大外交成果的坦赞铁路，今天已经逐渐没落了。　　坦赞铁路的没落，从根本上说也是受其位置和大地缘政治环境变迁的影响。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赞比亚的位置可以选择跟东非、南非，及至中非（刚果）进行地缘合作。上世纪6、70年代，赞比亚之所以选择从坦桑尼亚打通出海口，是因为赞比亚和坦桑尼亚是黑非洲较早迎来独立的国家，同时期周边的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安哥拉、津巴布韦，包括南非等国都还处在白人政权的掌控之下。基于这种结构性矛盾，赞比亚在地缘政治上并无法按照其地理属性，发展与南部非洲国家的关系（甚至因支撑南部非洲国家的黑人运动而关系紧张），而只能向东与坦桑尼亚结盟打通出海口。这一基于非洲内部地缘政治关系而做出的选择，又与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寻求盟友的需要，以及意识形态相吻合。　　今天随着南部非洲国家白人统治时代的结束，赞比亚与南部非洲国家（尤其是南非）的合作也逐渐恢复正常。向西通过纳米比亚出海的公路运输线，对技术得不到升级（且维护不力）的坦赞铁路造成了直接影响。至于说下一步，中国会不会重新通过亚吉模式重新激活坦赞铁路，应该说也是个可供选择的方向。毕竟东北部与坦噶尼喀湖相接的赞比亚，也可以算是“大湖地区”成员，这个地缘政治选项永远存在着可能性。只是今时不同往日，经济上先做到有利可图，才是一切项目推进及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相比在意识形态为先时期，跟中国曾经发生过一段政治友谊的坦桑尼亚、赞比亚两个东非大国，最近这些年更为各国民众所关注的，反倒是东非高原西部位于维多利亚湖、坦噶尼喀湖之间的两个高原小国：卢旺达、布隆迪。只是这个出镜率却是用鲜血换来的。1994年，卢旺达与布隆迪总统一起乘坐飞机，在卢旺达首都机场上空被击落（双双遇难），由此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卢旺达大屠杀”。短短3个月时间中，人口仅700多万的卢旺达，将近百万人口被屠杀，400万人成为难民。事实上，在这场种族大屠杀之前，卢布两国内部就多次爆发带种族仇杀性质的武装冲突，死亡者数以十万计。　　卢旺达与布隆迪两个国家人口结构相似，占据人口绝对多数（约85%）的都是胡图族，种族屠杀的主要对象则是属于少数民族的图西族。在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为了不让英国独得“德属东非”的遗产，卢旺达、布隆迪（当时称“乌隆地”）被分配给了比利时。基于阶级史观，一般我们看到的公开报道会认定，种族屠杀的根源在于殖民时代，欧洲殖民者扶植少数派图西族统治胡图族的做法。欧洲殖民者扶植图西族的理由也非常的“肤浅”，仅仅是因为图西族肤色似乎较浅一些，五官更接近欧洲人。然而实际情况是，两族之间的这种统治关系并不是在柏林会议之后才形成的，而是延续了长达数百年。　　从种族角度看，今天的胡图、图西二族都属性班图尼格罗人，且语言非常的相近。其中胡图族最早在公元2世纪可能就已经迁入大湖地区，图西图则是在公元16世纪前后迁入。在水草丰美的大湖地区放牧长角牛，是当地的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只不过后来者的图西族掌握牲畜的所有权，胡图族则通过租赁牛群来维持生活。这使得两族之间的民族关系，又可以被理解为统治与被统治的阶级关系（富裕的图西族很自然的会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以至于在成为欧洲殖民地之后，欧洲人可以通过财富多少来简单归类图西、胡图两族。　　在16世纪时，图西族与胡图族之间的差异是否比今天要大的多，人数较少的图西族又是如何成为统治阶层的，现在已经很难弄清了。考虑到在文明层级要高得多的中央之国，类似北方民族入侵并取得长期统治权情况也很多，这点应该不难理解。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现在所谓的图西族一定吸收了部分原来胡图族的成分（就像所谓旗人中有很多汉人一样）；不太确定的一点是，长角牛这种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很有可能是由图西族带入的，更早进入的胡图族当时则有可能还处在原始的渔猎/原始农业阶段。至于后来欧洲人更加倚重图西族来维持当地统治，更多是一种顺势而为罢了。毕竟如果没有特别的需要，殖民者并没有必要打破原有的统治秩序。比如今天民族结构相似且相邻的卢旺达、布隆迪地区之所以被分为两个国家，是因为在德、比建立统治之时，这片山湖交错之地已经自然形成了两个由图西族统治的王国。　　在一人一票的民主风刮遍全球之际，处于阶级底层的多数民族推翻少数派的统治民族，几乎是一种必然。即会有南非那样和平完成政治转换，并成就黑白两个“诺贝尔和平奖”总统（白人前总统德克勒克，黑人总统曼德拉）的样板；也会有卢旺达大屠杀这样的血腥案例。是不是多数派掌权之后，就会拥有更光明的前景，就只能由历史来证明了。　　在大历史的视角下，人口始终是最重要的“地缘”要素之一，选票和战争都是显现这一要素影响力的方式之一。很多统治者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人口消化一片土地的话，那么不管你的强势地位能够保持多久，最终都还是会失败。做为大航海事业的先行者，葡萄牙人被后来者超越，甚至没有像西班牙那样阶段性的成为全球性霸主的原因有很多，人口不足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以今天的人口为例，葡萄牙的人口不过千万，而曾经建立过“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人口数为6500万，如果加上在殖民扩张时期被英国统治的爱尔兰，人口数则达到7000万（葡萄牙的面积接近英国4成）。当然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葡萄牙并非英国的直接对手，基于对抗西班牙的需要，二者甚至长期保持着战略合作的态势。只不过，拿两国的人口数出来对比，能够让大家看出葡萄牙的短板在哪里罢了。　　人口不足，使得葡萄牙人在大航海事业开启之时，就制定了与土著居民进行贸易的扩张主线。问题在于，在印度洋执行同样策略的阿拉伯人，显然也不愿意看有有模仿者出现。不过最起码在达伽马的航行中，这种担忧还没有得到验证。因为此时达迦马和他的舰队并不会显露出挑战阿拉伯人贸易权的想法，他们不仅希望在阿拉伯人的城邦中得到补给，还希望阿拉伯人能够帮助他们找到通往印度的捷径。至于这一愿望是否实现，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