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 — 古吉拉特，奥斯曼帝国的桨帆船，第乌海战，文艺复兴

　　除了来自东地中海的奥斯曼、马穆鲁克、威尼斯三国以外，反葡联盟中还有两位来自印度西海岸的成员。一个是代表南印度反葡势力的“卡利卡特”；另一个则是北印度西海岸贸易的主导者——古吉拉特。　　古吉拉特于今天的印度，是一个类似于中国改革开放时珠三角地位的板块。如果说喇叭形的珠江口，为珠三角扩张了海岸线，那么古吉拉特的海岸优势，则是靠半岛状地形——卡提阿瓦半岛来扩张的了。当然，两个板块的优势，更多还在于其地缘位置。前者是通往北印度的门户，后者则是西方登陆中国的第一站。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把拉贾斯坦邦与古吉拉特邦，合称为“拉杰普特板块”。不过这两个邦地缘特点却还是有显著区别的。意思即为“拉杰普特人之地”的拉贾斯坦邦属于拉杰普特人的核心之地。相比古吉拉特的海洋优势，拉贾斯坦邦的地势要更为高些，横亘境内阿拉瓦利岭及其东南侧的马尔瓦高原，为拉杰普特人提供了军事上的支撑。　　为拉杰普特人的军事能力加码的另一个地理因素，是这些高地上所覆盖热带草原类型植被。作为一个战士阶层，拉杰普特战士最得力的助手，是由世界上最优秀的两个热血马种：阿拉伯马、阿哈尔捷金马（汗血马）相交培育出来的“马瓦里马”。从血统的来源也可以看出，这是穆斯林入侵所带来的副产品。不过印度各司其职的种姓制度，以及拉杰普特人军事阶层的定位，才是他们能够在包括马种选育在内的军事技能上，超出其他印度土著的原因。　　基于古吉拉特邦尤其是卡提阿瓦半岛的海洋属性，以及穆斯林在海洋贸易上的绝对优势，古吉拉特邦的地缘结构要比拉贾斯坦邦更为复杂，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也更大。15世纪初，穆斯林控制了古吉拉特并建立政权。不过被压缩在拉贾斯坦邦的印度教保卫者们，却还是一直没有为德里所征服。直到后来的莫卧儿王朝，表示尊重拉杰普特王公们的统治权（及宗教信仰）后，北印度才算真正为穆斯林政权所覆盖。需要说明的是，今天身为马哈拉施特拉帮首府的孟买，当时也为古吉拉特所有。　　身为印度西海岸的两大海上门户，古吉拉特、卡利卡特是阿拉伯人印度洋贸易网的重要成员，与控制印度洋-地中海贸易入口的埃及之间，有着很多共同利益。葡萄牙人对阿拉伯商船的劫掠行为以及新航路的开拓，对上述政治体的利益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二者的加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印度洋虽然广阔，但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来说，在大洋腹地寻找对手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岸线和港口一带，才是海上利益争夺的主战场。为了从源头切断葡萄牙人的贸易线，古吉拉特及卡利卡特，一南一北成为了奥斯曼-马穆鲁克海上联合舰队，在印度所选定的两大基地。　　公元1508年3月，印度洋历史上最为强大的穆斯林舰队抵达了古吉拉特，并在孟买南部的焦尔港海域，与几艘葡萄牙船只展开了第一场海战（穆斯林舰队方面的船只总数超过200）。在围攻了三天之后，这场遭遇战最终以葡萄牙人突破包围圈而告终。葡萄牙方面的损失则是一艘船只及9名船员被俘（不幸的是，葡萄牙驻印度总督之子死于此战）。　　这场小规模海战的结果，并不能证明穆斯林海上联军的实力更为强大，反而恰恰证明了葡萄牙战船的优势所在。葡萄牙人之所以未能在这场遭遇战中全身而退，是因为已经在印度海岸占得优势的葡萄牙舰队，正分散在各个港口附近保护葡萄牙商船，以及截杀阿拉伯商船。双方需要一场真正的决战，来证明谁才是印度洋的主导者。　　公元1509年2月，在经历了一系列小规模的海上交锋之后，双方都期待的海上大决战，终于在卡提阿半岛最南端的“第乌”港海域拉开了序幕。葡萄牙舰队的数量为18艘，其中半数为卡拉克帆船（5大4小）。有记录表明，葡萄牙人制造的卡拉克帆船，曾经达到过2000吨之巨。尽管不确定第乌海战中，葡萄牙船只的吨位，但与阿拉伯人通常使用的单桅帆船相比，桅杆数在3-4根的卡拉克帆船，体量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穆斯林舰队的数量远超对手，但占据舰队多数的那些阿拉伯独帆船早已在这几年间，证明了自己完全不是葡萄牙舰队的对手。奥斯曼帝国提供的12艘大型多桅桨帆船，是穆斯林联军的希望所在。这些依靠三角帆及大量浆手提供动力的地中海战舰，巅峰期的最大吨位也能够做到2000吨。问题是从战术和武器配备角度看，情况并不容乐观。　　总得来说，地中海当下的海战形式，与古典时期并无太大区别。以舰首特设的“撞角”高速撞击对方的船体及排桨，再用跳帮的方式在对手甲板上肉搏，仍然是最为常见的战法。至于远程武器，在传统的弓弩、弩炮以及希腊火之外，在意大利人的帮助下，土耳其人也在甲板上配备了些小型火炮。问题是排桨船追求机动性的特点，使得火炮的植入受到了很大限制。可以说，被穆斯林寄予厚望的奥斯曼战舰，无论在远程武器的射程还是威力上，都落后葡萄牙人。　　15-16世纪是欧洲在火器技术上开始领先的时代。落后者不仅包括穆斯林，也包括一直以火药发明者，及最早火器使用者自居的中央之国。有很多人会以明清交接之际，明军所使用的大量火炮，来佐证中国曾经在当时拥有领先世界的火炮技术。然而令人泄气的是，这些被称之为“红夷大炮”的火器，正是由葡萄牙人传入的。同时期的日本，也是火器的受益者。只不过资源较少、战争规模更小的日本，仿制成功的是火枪罢了（鸟枪）。至于是怎么传入的，后面我们会解读到。　　欧洲破碎的地缘政治结构，以及因此而频发的战事，是促进火器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却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世界其它地区也是战事不停）。更为重要的因素，来自欧洲文明中所蕴含的商业基因，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创新力。以欧洲地缘政治缩影的意大利来说，即有源自法兰克军事采邑制的“封建国家”，也有威尼斯这样的商业共和国。在封建领主们为了维持自身优势，而限制一些武器的发展时（比如十字弓）。商业共和国却可以更纯粹的为了利益，鼓励技术进步。　　事实上，这一多样性的地缘政治结构，也是欧洲文艺复兴（包括出现在意大利）的基础。所谓文艺复兴，不仅是哲学艺术领域的“复兴”，也是一场科学革命。在过往的战争史中，军事技术的进步更多是一种缓慢的经验累积。而现在，以文艺复兴为契机，欧洲人开始尝试用科学的方式（如几何学）来改进火炮、城堡乃至战术的设计。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航海时代初期，我们在鸦片战争中看到的那种，多层甲板布设火炮的方式还未出现（这是17世纪初由英国人率先使用的）。不过，仅仅是在顶层甲板周边布设一圈火炮，已经足以让葡萄牙人占据绝对优势了。在包括第乌海战在内的海战当中，大部分穆斯林船只在进入葡萄牙火炮射程之后，即被击伤或击沉。虽然基于数量和灵活度的优势，总还是会有部分船只有机会靠帮葡萄牙船，但接下来的景象却更让人绝望。　　与土耳其人的地中海式桨帆船相比，葡萄牙人的卡拉克帆船要显得更为高大，尤其是舰首和船尾。这使得整艘船的船体，看起来有些像中国古代所使用的“元宝”。如此设计的不仅是能存储更多的货物及弹药，也能够在近战中增加自己的防御力。当然，这样的元宝式设计也有明显的缺点，那就是在风暴之中容易失去重心而颠覆，葡萄牙人经常在好望角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说与此有关。　　然而在海战当中，葡萄牙人高大的船体却成为了穆斯林舰队的恶梦。无论是体型较小的阿拉伯独桅船，还是体型较大的地中海桨船，都无法与之比肩。这也使得冲破葡萄牙炮火的土耳其及阿拉伯船只，在靠帮之后无法迅速跳到对方甲板上，以展开他们善长的肉博战。地中海战舰那善于切削对手排桨的舰首，同样很难对葡萄牙人坚固的船只体造成伤害。　　想象一下，占据绝对数量优势的穆斯林联合舰队，在承受巨大损失后艰难靠近葡萄牙战舰，却又必须冒着火枪喷射的风险攀爬船体时，结果如何就不言而喻了。事实上，即使海战真的进入到了甲板肉搏的阶段，土耳其雇佣兵以及在马上令人闻风丧胆的马穆鲁克们，其实也占不到丝毫便宜。用盔甲、火绳枪（乃至原始手榴弹）武装起来的葡萄牙士兵，不仅在轻武器上占优，而且更熟悉海战的特性。　　最终这场决战以葡萄牙人的完胜而告终，至于双方的战损比，相信大家都能想象的出来。经由此役之后，葡萄牙人算是彻底取得了印度洋的霸权。尽管后来数十年间，不甘于被柯钦压制的卡利卡特、征服埃及并成为红海之主的奥斯曼帝国，还数次尝试过与葡萄牙人争夺印度的贸易主导权，但也都以失败而告终。　　不过葡萄牙人在接下来的称霸过程中，同样未能做到完全垄断印度洋贸易。在第乌海战之后，葡萄牙人很快就放弃了在索科特拉岛的经营（公元1511年）。这种放弃，很大程度是因为索科特拉岛的位置还不够好。从位置上来看，葡萄牙人更青睐扼守红海-亚丁湾通道的曼德海峡。在这条最窄处仅26千米的海峡中充当关键先生的，是一个叫作“丕林岛”的小岛（今属也门）。　　在放弃索科特拉岛之后，葡萄牙人曾经试图进驻丕林岛（公元1513），但很快也放弃了。这种放弃很大程度是基于战略上的考虑。如果葡萄牙人一定要卡住这条咽喉要道，就必须考虑到由此而来的后果。要知道丕林岛的位置不仅处在阿拉伯人本部的包围之中，也正处在通往麦加的海上朝圣之路上。一定要在这里控制商道的话，将很可能引发一场不计损失的圣战。　　对于葡萄牙人来说，追逐商业利益才是他们真正的使命。顺便向那些尚处在原始宗教状态的土著们传播天主教教义，也是一件于神于己都有利的事。至于让自己处在圣战的旋涡之中，就大可不必了。只要能够经营好印度西海岸-东非海岸的据点，并通过这条新航线将东方商品，源源不断的输入欧洲。那么失去了欧洲这个大市场的穆斯林们（尤其是奥斯曼帝国），实力自然会被削弱。当然，这一崇高的目标，说穿了只是葡萄牙获取巨大商业利益的副产品罢了。　　基于这个现实的目标，葡萄牙人并没有在阿拉伯半岛沿岸与穆斯林死磕，而是进一步将他们的东方贸易向更为遥远的东方延伸。接下来，身处太平洋与印度洋分割线上的马六甲，将成为葡萄牙人的下一个目标。至于葡萄牙人在马六甲又有什么作为，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