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 — 马六甲，一带一路，郑和，西洋/东洋/南洋

海峡与航道并非完全能划等号，受地势、水深的限制，可通行航道的宽度总是要小于海峡本身的。具体到新加坡海峡的问题上，其西段岛礁、浅滩众多，通航水道的最窄处仅有4.5公里。当然，偏窄的宽度对于控制者来说，是十分有利的。比如苏门答腊亚齐地区的巴塞苏丹国，要想在海峡西端影响过往商船，其难度就要远高于在新加坡海峡之侧。后面我们也会解读到，16世纪中叶崛起的亚齐苏丹国，曾经在争夺马六甲入口的问题上，做出过什么样的努力。

狭窄而又重要的水道、星罗棋布的岛屿最容易让人想到什么样“有前途”的职业呢？估计大家都想到的，是海盗。在三佛齐的海上霸权崩溃之后，淡马锡（新加坡岛）和廖内群岛也一度成为了海盗猖獗之地。相比之下，淡马锡因与大陆距离更近，更容易成为各方角逐的焦点。拜里米苏拉一开始之所以选择在此立国，也是看中了它特殊的位置。

然而无论是立足于新加坡岛，还是廖内群岛方向控制航线，都会存在本身地缘实力不足的问题。也就是说，海峡两侧的这些岛屿，更有可能成为强大海上国家统治之下的一个节点。在马六甲被葡萄牙人攻占之后，马六甲苏丹曾一度率领军民，退至廖内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宾坦岛”上。只是仅仅支撑了15年（公元1526年）就在葡萄牙人的攻击下返回马来半岛一事，便很能说明问题。

新加坡一直都对自己的独立信心不足，原因也在于此。当然，马来西亚为改变民族结构，而逼迫新加坡独立的情况，在更崇尚丛林法则的古代是很少见的。大多数时候，不管岛屿的实际控制者愿意不愿意，都必须将自己置身于更强大的政权影响之下。问题在于两点：一是这类节点通常也是各方势力交汇之处，政治归属于哪一方是一件很需要权衡的事；二是控制国本身也会有衰弱周期，一旦衰弱就有可能给这类外岛留下混乱的空间。

如此枢纽般的位置，也同样为暹罗人和爪哇人所看中。在泰国大城王朝与爪哇满者伯夷的压力下，马六甲成为了拜里米苏拉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整个马六甲海峡由西向东呈“酒瓶”状轮廓。吉隆坡至新加坡部分为“瓶颈”，吉隆坡以西的瓶身部分，海峡宽度则骤然放宽。在瓶颈部分，马六甲所对应的这段海峡，又是除新加坡海峡之外最狭的部分。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六甲成为了拜里米苏拉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以及吉隆坡在争夺马来亚地缘政治中心的问题上，所具备的优势。事实上，今天马六甲海峡依然留有海盗的生存空间。其最危险的水域，恰恰是在马六甲城附近海域。

仅仅依靠阿拉伯商团的帮助，新生的马六甲王国要想从泰国大城王朝，与爪哇满者伯夷帝国的包夹中突围，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大的问题在于，马六甲和阿拉伯人并没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后盾。阿拉伯人当然可以尽量让自己的商船在马六甲停靠、交易，以做大后者的实力。只是觊觎丰厚通路利益的南北两大势力，并不会轻易让他们做到这点。泰国人把拜里米苏拉从淡马锡赶走，便是明证。

能够对南洋产生影响的，并非只有东亚南地区，身处南海之北的中央之国，亦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今天在全球扩张影响力的中国，在地缘政治层面推出了两条主线，合称“一带一路”。其中一带指的是横穿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则意指连接太平洋/印度洋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后一条路线中，南洋的地缘政治地位，与它在几百年前并没有本质性变化。

“一带一路”的提法，本身是一个地缘政治遗产继承的经典做法。用一句成语形容就是“旧瓶装新酒”。前者旧瓶源自于汉武帝时期开拓成型的丝绸之路；后者的旧瓶上，最耀眼的那抹亮色，显然就是“郑和下西洋”了。在马六甲王国试图摆脱南北两大王朝影响，艰难求生之时，大明王朝的这个历史性决定，将对马六甲及南洋的地缘政治生态造成重大影响。

公元1405年-1433年，郑和奉命七次出海远洋。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远洋之举，船队编制有2万余人，规模达到200余艘。其航迹从南海向西，一路延伸到北印度洋周边地区。即使是后来在海外殖民事业中，取得巨大成功的葡萄牙、西班牙两国，在开拓时期也难以望其项背。

如此大规模的中国船队进入南洋，不可能不对当时的南洋造成重大影响。不过在解读郑和下西洋一事对南洋的影响之前，先来了解一下“西洋”这个概念。首先要了解的是，到底哪里才是“西洋”；其次从以方位命名的方式来看，有西洋也就必定有东洋了，那么“东洋”又在哪里，郑和他们又有没有去过“东洋”？

明朝是取代了元朝统一了中国的，其最初对海洋的认知，自然也继承于元朝。在元朝时期的认知中，苏门答腊岛西端是一个分界线，以西地区被归为“西洋”，以东的马六甲海峡、南海周边地区则被称之为“东洋”。这个切割标准今天也是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划分法，应该说还是很科学的。然而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以此标准来看的话，作为郑和船队重要目的地的马来地区，毫无疑问的应该属于“东洋”范畴。那么为什么，这段历史被称之为“下西洋”，而不是“下东洋、西洋”呢？

实际上“郑和下西洋”的提法，并非出自于郑和往来东、西两洋之时，而是源起于16世纪末（明万历年间）的一本演义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

当时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正处在倭寇犯境的威胁之中。舆论上有借郑和远服海外诸国之事，抵御海外侵扰、重振国威的需要。“三宝太监下西洋”及后来演化而成的“郑和下西洋”故事，遂在此时以演义（甚至被神化）的形式流传于世。

现在，问题又回到了原点：为什么明朝初年，郑和出使东、西两洋的事件，在后期演化为了“下西洋”。之所以会有这种变化，是因为中国人在通过郑和船队的多次远洋，系统的获得东、西两洋的资料后，发觉元朝的划分方法并不那么准确。如果从南中国找一个离开中国海岸线的起点的话，这个起点无疑是广州。

假如从广州出发（或经停），借助季风南行的中国船队一路向南的话，他们最先抵达的将是加里曼丹岛中部。对应的点大体就是现在“文莱”的位置。在郑和开启中国的“大航海时代后”，文莱地区（当时名为“渤泥”）也得以凭借这一优势，发展了与中国的关系。

对于有严重“对称情节”的中国人来说，如果文莱——广州这样一条近乎正南、正北的中轴线（在指南针的帮助下，做到这一认知并不难），来划分东、西两洋，看起来会更为合理。由此在明朝后期，无论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三宝太监西洋记》，还是同时期成书的《东西洋考》，都将文莱及其以西地区归入西洋范畴（菲律宾及日本领土内的国家则归入“东洋”）。

在19世纪中后期，在被跨海而来的欧洲人，逼迫打开国门看世界之后，西洋一词在中国，逐渐成为了欧洲乃至整个白种人统治下的欧美地区专属。“洋”这个在中国文化中，地位原本远低于“土”的字，也因其在技术上所暗含的先进性，与后者的对比关系发生了逆转。以至于今天，“洋”在中文的语境中，仍然含有高大上的意味（“土”则反之）。受这一思维影响，在日本凭借海洋实力崛起，并对中国构成威胁后，“东洋”的标签也成为了日本的专属。

当东、西两洋都有了专指对象之后，“南洋”便成为南海周边地区的代名词，更可进一步用来专指马来地区（行文中的“南洋”便是这层意思）。纯粹从其与南海相接的位置来说，“南洋”一词的使用倒也更为准确。当然，名字只是一个标签，不要因此而引发认知混乱就行了。我们更关心的，是郑和下西洋之举，到底对南洋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