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 |马六甲苏丹国的崛起

文 | 温骏轩        辑 | 尘埃

大明王朝海外扩张事业中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马六甲王国”。在郑和船队抵达马六甲之前，被迫从淡马锡搬迁至马六甲的拜里米苏拉，仍不得不向泰国的大城王朝纳贡称臣。也许有一天，马六甲王国能够摆脱暹罗人的控制，但不要忘记，南边还有爪哇人的满者伯夷帝国，在虎视眈眈呢。

以大明王朝和郑和船队的实力来说，是完全有能力重塑南洋地缘政治结构平衡的。顺势给旧港的华人领袖，册封一个“宣慰司”的头衔就是这一能力的体现。不过“旧港宣慰司”一类机构的设定，并不表明苏门答腊等地，曾经在明朝时成为了中央帝国的殖民地。在羁縻化外之地时，类似头衔更多只是在彰显中央之国的中心地位。维持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平衡，使之为影响自己的利益，才是大明王朝的统治者所希望做的。这种想法与后来大英帝国，在欧洲维持“大陆平衡政策”的出发点类同。

“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这首耳熟能详的童谣，同时也揭示了一个博弈理论：参与博弈者越多，彼此间的牵制越大。反之，对于外部平衡者来说，恰恰又是最愿意看到被平衡板块碎片化的。为了做到这一点，英国人不愿意看到欧洲出现一个绝对的王者（更别说一体化了）；中国人也同样不想看到，东南亚有一家独大情况出现。就马六甲这条关键水道来说，无论是归属了腹地在中南半岛的暹罗人（大城王朝），还是被统一了南洋诸岛的爪哇人（满者伯夷）所控制，都有可能造成一家独大的局面。

即使中国人主观上没有介入马六甲周边地区地缘矛盾的想法，仅仅是为南洋带去的贸易利好，也有可能打破地区平衡。换句话说，这种利好更加倾向于谁，就会助力其在地区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这种情况下，抛开暹罗、爪哇两支业以坐大的势力，在二者之间扶植一个弱小的第三方，对维持地区平衡反而有利。最起码，在南北两面都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新生的马六甲王国会更愿意将自己的利益，与中国进行捆绑，或者说置于大明王朝的保护之下。

马六甲并非唯一的选择。没有选择马六甲周边地区的其它城邦（或者部落国家），一定程度是因为马六甲王国统治者，与三佛齐王室之间的继承关系的。无论是政治还是商业合作，合作者本身的素质都非常重要。相比马六甲周边地区，大量存在的部落级别的政治体，源出三佛齐的马六甲王国，并不需要政治及商业理念的培养。简单点说，会更懂游戏规则。

穆斯林商团与马六甲王国之间初步形成的合作关系，或者说王国已初步带有的伊斯兰属性，是郑和选择马六甲王国作为合作对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抛开郑和本身信仰所带来的亲近感不说，在信仰佛教的暹罗人，与以印度教信仰为主的爪哇人之间，插入一个以伊斯兰信仰为基础的国家，将从结构上阻止三方融合，避免一方做大的情况出现。

事实上，今天马六甲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大体也是呈现如此平衡泰势。试想一下，如果马六甲海峡整体置于泰国或者印尼的国土范围内，将对马六甲海峡及整个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造成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可供参照的例子，是将整个黑海-地中海通道，打上“土耳其海峡”标签的土耳其。对这条重要水道的控制，保证了土耳其即使在奥斯曼帝国没落之后，仍然能够在西半球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土耳其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地位，还体现在其宗教上的伊斯兰信仰，与政治上世俗化（或者说西方化）的双重属性。这使得土耳其人客观上，有机会承担连接西方（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使命，并从中为自己获利。当然，这种“蝙蝠”的身份同时也是一柄双刃剑。即有机会左右逢源，亦有可能里外不是人。两种属性中的某一种一旦过于强势，不仅可能会造成内部分裂，更有可能引发外部的不安。

15世纪初的马六甲王国，所承担的正是这样一个纽带的角色。对于郑和所代表的中央之国海洋势力来说，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穆斯林已经在马六甲海峡以西的整个“西洋”（印度洋）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在南洋周边地区，穆斯林商人的渗透工作，也绝不比中国人差。甚至出现，中国移民皈依伊斯兰信仰的情况（反向则几乎没有）。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在海外启用“中国穆斯林”，还是扶植马六甲王国这样的伊斯兰信仰国家，都能够让穆斯林商业力量，将大明王朝视为一个战略合作者，而不是一个竞争者来加以排斥。

马六甲的综合优势，使之成为了郑和船队在南洋最重要的海外基地。郑和船队不仅协助马六甲兴建港口、城寨，还将此地作为中国使团和货物的集散之处。也就是说，大明王朝的使者，以及带往南洋进行交易的货物，会先在马六甲停、贮，然后再分别前往周边地区。一旦外交和贸易任务完成，分散出去的使团也是回到马六甲集合。

这一举措，不仅使得马六甲一跃成为了整个东南亚的贸易中心，更为之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利好。脱离暹罗控制立国，便是这一利好的初步体现。当然，能做到这一切的前提，一定是主动表示加入中央帝国的朝贡体系，并频繁入贡以示好大明王朝的统治者（“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贡”）。 为了维持这种有利于中国的平衡，大明王朝甚至数次在暹罗人进犯马六甲时，要求暹罗保持克制，不要做打破平衡之举。

借助大明王朝扩张海外影响力的大势，在15世纪的上半叶，马六甲不仅控制了马来半岛南部，还跨越海峡，控制了相对应苏门达腊岛海岸线（今印尼廖内省地区）。也就是说，这个瓶颈型海峡最重要的东部“瓶颈”部分，尽为被明朝称为“满剌加”（马六甲）的王国所有。然而，因为郑和船队在海外布局时，重用中国穆斯林，及与满剌加这样伊斯兰色彩国家交好，就认为郑和是在假公济私的传教，也是有失偏颇的。上述做法，更多是基于国家利益，及当地的局势而因势利导罢了。

另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体现在对锡兰的外交态度上。作为印度洋上另一个重要的航线节点，郑和本人曾经六次到访这个僧伽罗人（佛教徒）主导的锡兰岛，甚至曾经在第三次远洋之时，开启过一场战争，并俘虏了对郑和船队不太友好的斯里兰卡国王。

以明史的记载来说，郑和锡兰之战的原因，与陈祖义被剿灭的原因一样，都是图谋郑和船队所携带的货物。至于这是不是最根本的原因，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们更关注的，是由此造成的地缘政治后果。在锡兰显示强大武力之后，郑和并没有试图在岛上扶植一个伊斯兰政权，而是希望以“佛教”信仰为连接点，取得彼此的共识（被俘的国王后来也被放归回国）。今天斯里兰卡的土地上可以看到，记录郑和布施岛上佛寺等行为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

事实上，尽管郑和出使西洋之举，客观上促进了伊斯兰教在包括马六甲王国在内的南洋国家传播，但南洋真正大量出现政教合一的“苏丹国”性质国家，却都是在郑和身死，明朝不再向海外彰显强大武力之后。比如满剌加真正变成政教合一的“马六甲苏丹国”，并跨越海峡进入苏门答腊岛的时间，是在15世纪中期。

限制满剌加的扩张规模，也能够体现出明朝平衡外交的特点。马六甲苏丹国在做大之后，无论是从政治、商业角度，还是身为三佛齐王室后裔的角度，都希望能够顺势得到由“旧港宣慰司”控制的，以巨港、占碑为中心的三佛齐故地。只是能不能做到这点，绝不仅仅是个实力问题。

尽管郑和的逝去，意味着中央帝国在海上强势扩张时代的过去，但大明王朝在南洋布设的朝贡体系架构依然存在。马六甲苏丹国如果想“拿回”华人管理的三佛齐故地，政治上也必须得到中央帝国的同意。要知道，即使不考虑外交和军事上的风险，贸然开罪中央帝国，所带来的经济风险也是无法承受的。

最终大明王朝并没有满足满剌加对旧港的野望，虽然在位的“旧港宣慰司”，看起来应该是个中国穆斯林。顺便说下，之前被封为“旧港宣慰使”（对外自称“三佛齐国王”）的施进卿，已于17年前故去，接替执政的，是其次女施二姐。政权交替过程中，其长子施济孙与其妹妹之间，曾进行过激烈的权力斗争，并各自寻求包括明朝在内的外交支持。这种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之争并非我们所关心的，探讨施二姐身份才更有地缘意义。

施二姐能够在旧港上位成功，是源于马来世界当时还不那么高的文明层级。简单点说，就是马来世界当时还有很大成分的母系社会遗风，对女性掌权一事本身，并没有中国或者伊斯兰世界那么敏感。即使在今天，马来地区内部还有不少地区、民族，有着显著母系制文化特点（比如马来西亚的森美兰州）。

公元1440年，独木难支的旧港宣慰司或者说三佛齐故地，重新归入了满都伯夷帝国的统治范围。施二姐也率众移居爪哇岛，以避免在这个敏感之地成为博弈的牺牲品。随着马六甲苏丹国的强势崛起。为了更好的争夺贸易资源，南洋的人口中心——爪哇岛也在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掀起了伊斯兰化浪潮，并迫使满者伯夷帝国的印度教统治者，逐渐将势力范围退缩至东爪哇地区（直至灭亡）。今天以旅游热点闻名于世的巴厘岛，则成为了满者伯夷/印度教文化的最后遗存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爪哇岛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除了来自马六甲的穆斯林商人以外，移居爪哇的中国穆斯林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这种选择也不难理解，在中央帝国重回闭关自守的状态后。原本更愿意突出“中国”属性的天朝弃民们，客观上势必会突出他们的穆斯林属性，并最终在周边地区完成伊斯兰化后的彻底融入。换句话说，现在无论在马来西亚还是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纯粹从血统上追溯的话，是很难追溯到郑和时代的。那么，今天遍布南洋各地，并对当地经济居功至伟的“华人”群体，又是从什么时候形成的呢？他们与马来人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平衡的，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