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 | 意识形态,致公堂,共济会,客家人,和顺总公司,企业型社会
文 | 温骏轩 辑 | 尘埃 音 | 兆斌
洪门和“反清复明”思想能够延绵不绝,除了恢复华夏理念天然所有的群众基础以外,与东方被西方的“发现”有着莫大关联。东西方贸易线的打通,客观上激发了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洋潜力,并使得海外华人移民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
绝大多数前往海外谋生的华人,初期并没有移民的打算,所希冀的只是赚钱养家,最后落叶归根。然而在陌生的环境中,不管你的初衷是什么,单打独斗都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结合成一个个群体,以共同抵御风险、争取利益成为了自然选择。这种聚结群体的做法,可以被称之为“社会性”。
“社会性”并非人类所独有的特性,在进化过程中,很多动物(如蜜蜂、蚂蚁)也表现出很强的社会性。不过人类作为进化程度最高的动物,比之地球上的其它生物来说,总归还是有些特别之处的。体现在“社会性”的特点上,就是人类懂得以某种后天创造的“意识形态”为聚合点,创建新的组织结构。而其它生物,包括人类最初所遵循的组织原则,仅仅是基于天然的血亲关系。
鉴于过往的一段历史,“意识形态”一词在中国经常被窄化为政治意识。实际上在之前的内容中我们也一直说,主义也好、宗教也罢,都只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任何对事物的观点和认知,都可以被称之为“意识形态”。一个意识形态所能涵盖的人越多,它在政治上想象空间也就越大。从这点来说,创立“一神教”概念的犹太人,之所以无法竞争过2.0\3.0版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就在于“犹太”社会的基石,是建立在血统,甚至是基于母系传承的血统之上。
以血源纽带聚结为群,是人类的生物本能。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和犹太人算是这个星球上少有的“原教旨主义者”了。唯一不同的是,犹太人的迦南之地面积太小,且处在地缘关系复杂的地中海之侧,使其无法依靠如此“原始”的组织原则做大族群。其所创立的,在传播力上如此“先进”的意识形态——犹太教,客观上只被用来避免族群解体;而身处东方,地理位置上定性为“海中地”的华夏社群,则有机会成长为世界民族之林中人口数量最多的一枝。
现在问题来了,前往南洋淘金的华人,是否仅用一句“大家都是中国人”,就足以凝结为一个整体,共同应对马来人、达雅人,乃至西方列强的竞争呢?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就像你不能单凭一句大家都是马来人种或者穆斯林的口号,就让印尼、马来西亚合并,欧洲统一一样。不过可以肯定的,走出国门之后,基于血源关系而凝结成的一个个基层宗社组织,是很难适应激烈的竞争环境了。一定要坚持这样做,就将面临显而易见的人力短板。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是中国人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案。洪门“兄弟会”式的组织关系,以及“反清复明”理念在意识形态上的优势,使得洪门的组织形式成为了海外华人社群的普遍选择。比如在20世纪初,旧金山据称就有90%的华人隶属于洪门致公堂。这促使身处海外的孙中山在发现这一特点后,政治性的选择了加入“洪门”组织。后者及海外华侨,在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至于今天中国的政党序列中,还有 “致公党”一席之地。
说到这里,再顺便说一下,在推翻清朝之后,“恢复华夏”的口号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反过来,洪门“兄弟会”联盟式的组织理念,却一定程度使之在后来的历史中被边缘化。在出身洪门的政治人物看来,联邦式的“联省共和”制,应该是中国政治体制重建的基础。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人物,就是曾经与孙中山政见不和,甚至炮轰中山舰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后者在下野之后,在香港着手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转型成为了政党式的“中国致公党”。
与洪门组织在推翻清朝后被边缘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富庶且临海的上海及江浙地区成为“民国”地缘中心后,组织严密、执行力强的青帮组织,反而在政治舞台上获得了更多的露脸机会(虽然是作为工具)。以至于一直有传闻,蒋介石曾经一度加入过青帮。
上述内容,不仅能够让我们从更高维度,看待20世纪初的那段历史,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解,海外华人社团为什么会倾向于以“洪门”思想和组织形式来凝结社群。18世纪中后期的西加里曼丹地区,便是较早在海外开花结果的洪门式组织试验田。也可以这样说,当时活跃于西加里曼丹的各个华人“公司”,在组织形式上几乎都可以被归类于“洪门”组织。
西加里曼丹华人势力分布图
(点击看大图)
洪门“兄弟会”式的组织特点,同样为西方研究者所关注,其英文名称即为“中国兄弟会”( Chinese masonry)。之所以前面要标注“中国”二字,是因为比洪门思想在中国的兴起稍晚一点(18世纪初),英国也诞生了一个 “兄弟会”组织——共济会,并在随后的岁月里,在整个西方尤其是美国发展壮大。
最近这些年,随着一些中国研究者,引入将共济会与操控世界的阴谋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共济会组织在中国也成为了阴谋论理论中的常客。由于中、西两个兄弟会,在形式上有颇多类似之处,甚至有人试图将二者联系起来。其实二者之间并无关系,彼此之间的相似点,只是一种基于传播力考量的自然选择罢了。就像中、西方政治史,都经历过裂土分疆的“封建”模式,但并不存在谁模仿谁一样。
与洪门的组织原则类似的是,共济会也试图用兄弟关系,抹去被吸纳者的背景差异,以获得尽量多的受众。不同的是,二者诞生的环境不同,导致在意识形态的选取上有所差异。如果说“洪门”组织在吸收成员时的门槛是“华夏”身份及认同的话,那么共济会成员的底线则是对“神”的敬畏感。即信仰任何宗教的人,都可以加入共济会,但前提是你必须是一个有神论者。
事实上,从宗教信仰角度来说的话,洪门所主张的“华夏”认同,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基于血源传承而形成的“祖先崇拜”(清朝统治者并不愿意在血缘上附会华夏身份)。看到这里,会不会再一次感受到地缘的力量,回想起中、西方地缘模型上的“海中地”、“地中海”差异来?对于地缘结构复杂的“西方”来说,“神”在意识形态统一方面的作用,要远大于古老的中央之国。
共济会在西方是否真的那么有能量,又是否真的操控世界,并不是这里所要探究的方向。不过可供参考的是,如果一定要在中国制造一个类似的阴谋概念,洪门倒是极佳的选择。如果根据一些表面特征,及组织出现的时间顺序进一步开脑洞的话,你甚至能得出共济会是洪门在西方的分支,进而演绎出洪门控制世界的故事来。
好了,头脑风暴至此结束,回到西加里曼丹的华人问题上来。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对于成千上万涌向西加里曼丹淘金的华人来说,并非天然就会结合为一个整体。换句话说,并无可能因为一句大家都是中国人,或者洪门兄弟,就会解决彼此之间的利益之争。由于闽粤地区族群结构的复杂性,海外华人在抱团取暖时,最初都会倾向将个人的地缘属性作为重要标准。比如说兰芳公司,核心成员就是来自广东梅州的客家人。同时,前往西加里曼丹淘金的华人,亦以客家人为主。
从商业角度来说,随着竞争的加剧,兼并、重组,直至形成垄断共赢的局面是一种趋势。荷兰东印度公司及至荷兰(尼德兰)共和国的建立,本质都是基于这一商业规律。这一规律同样也适用于西加里曼丹的华人社团。经过一段时间的博弈之后,主要聚集于三发河——卡普阿里河下游之间的数十个华人公司,在18世纪70年代大体重组为了两部分:一是南部的“兰芳公司”;二是北部的“和顺总公司”。前者的核心采矿区被称之为“东万律”;后者的核心采矿区则被叫作“蒙特拉度”或者“打劳鹿”(参见:西加里曼丹华人势力分布图)
与西加里曼丹为所谓“兰芳共和国”一统天下的网络宣传有出入的是,兰芳、和顺两大华人集团,一直共存到了1850年,直至后者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征服。兰芳公司之所以成为西加里曼丹华人社会的代名词,更多是因为荷兰人在征服和顺等华人公司时,兰芳公司采取了合作的态度,而较晚被消灭(因此保留下来了更多资料)。
另一个有意无意的认知误区,是撇清“兰芳”与天地会之间的关系,甚至将之描述为竞争关系。这当然是由于所谓“兰芳共和国”,已经被拔高为了一面共和旗帜,将他的出身与一个帮派色彩浓厚的组织挂钩,实在是有侮这一定位。然而,兰芳公司的天地会组织性质,却是又客观存在的。为了自圆其说,愿意相信兰芳为亚洲“共和”体制开拓者的研究者,会将兰芳公司的一些竞争社团,笼统称之为“天地会”,并认定其天地会式的组织形式,只是向后者借鉴罢了。
尽管西加里曼丹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华人共和国,但说华人自18世纪中后期起,一直主导当地经济,及形成了稳定的华人社会是没有问题的。需要注意的是,吸引华人前往西加里曼丹去奋斗的是西加里曼丹的金矿(此外还有部分金刚石矿),不过这并不代表所有的华人社团,一开始都是从事采矿业。要知道,一个聚集了数以万计华工及其家属的区域,粮食的供给本身也是一笔大生意,尤其中国人的食谱跟当地土著有很大区别的情况下。
在绝大多数公司专注于采矿之时,部分华人开始注意到了农产品供给方面的巨大商机,兰芳公司便是其中的代表。类似的商机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淘金热中同样呈现,在绝大多数人把 “金”理解为水中的砂金时,某个顺势发明耐磨帆布牛仔裤的美国人,也淘到了自己的金。
相比牛仔裤,粮食要更为刚需、更容易因垄断而扩张势力。在采取结盟的方式,与其他采矿公司联手消灭自己在农业领域的竞争者后,兰芳公司的势力得以迅速扩充,并开始染指西加里曼丹的矿业。与其同时,意识到危机的其它华人公司,也开始分出人手开辟自己的农业基地。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个个的矿业公司,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个结构齐全的华人小社会。
对于习惯于打造自循环经济的中国人来说,发生在海外的这一切并不难理解。即使在现在的中国大地上,也还遗存有很多基于某项产品生产,比如钢铁生产、石油开采,而衍生出的一个个“企业型社会”。这些大多为国企的大企业,不仅拥有医院、学校,甚至派出所等社会性机构,甚至在人员流动上呈现出很大的自循环性。只不过在政治结构稳固的中国,这些“企业型社会”并没有机会进化为政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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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看世界
作者:温骏轩,70后,长于以历史为脉络,地缘为角度,解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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