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 | 大英帝国的集权与分权、马来西亚国家的形成

文 | 温骏轩            辑 | 尘埃            音 | 兆斌

荷兰人更加纯粹的商人属性，使之在17世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有些“唯利是图”的属性，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今天大家会看到，一些前殖民地居民会怀念大英帝国曾经的统治，包括精英阶层以受封英国“爵士”为荣，但在荷兰人殖民最成功的南非、印尼，却几乎看不到这种现象。

集权与分权

在民族主义者看来，这种对殖民者的认同，好似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将之称为“被殖民综合征”并不为过。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技术角度，分析下大英帝国为什么能够更加成功。如果把政治视为一项管理工作的话，那么它的主要任务其实是在“分权”与“集权”问题上，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英国的成功之处，在于打造了一套适合自身特色的平衡体系。这种平衡反映在政商关系上，就是即可以通过高度授权的“东印度公司”进行扩张，同时也没有被商业阶层所绑架。

从结构上来说，经济无疑是政治的基础，政治作为上层建筑，则需要统筹考虑各种因素，以期维持社会的运行。任何为单一力量所主导的政治体系，本身都面临着瓶颈。荷兰这种纯粹由商业阶层主导的“现代商业共和国”，与威尼斯这类“中世纪商业共和国”，乃至“迦太基”这种“古典商业共和国”的所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没有办法被更多的人，尤其是被统治者产生国家归属感。一旦觉得不能从联邦中受益，组成“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那些省，甚至会毫不犹豫的脱离这个体系。

与荷兰这种经济利益至上的组织模式相左的另一个极端，是常见的“军政府”模式。当一个国家内部出现分裂和混乱时，最为强调意识统一和权力集中的军人阶层，往往会被推上政治舞台的中心。只是说无论当时的客观效果是好是坏，带有明显军事主导色彩的政治模式，都将对社会多样性及决策的战略性造成致命影响，并最终造成体系的崩溃。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帝国”，便是典型案例。

君主立宪

以大英帝国的情况来说，并没有出现过商业力量和军事力量主导帝国走向的情况。这一文一武两股力量，更多是在帝国的政治框架下相辅相成。在这当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一个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以至被当时的荷兰、法国资产阶级所摒弃的传统权力核心——王权。17世纪末，英国率先爆发了带有新兴商业力量（资产阶级）崛起性质的革命——“光荣革命”。不过与后世很多类似性质革命不同的是，这场革命并没有摧毁英国原有的政治体系，而是作出了一项历史性的改革——君主立宪。

所谓“君主立宪”制，用四个字形容就是“统而不治”，在保留君主作为国家统一标志的前提下，政治权力由君主逐渐转移到议会。英国的这一创新，不仅让它在权力分配上找到了新的平衡点（为后来各君主国所仿效），更在体系里保留了旧制度中的有用部分。在大英帝国成为过去式后，邦联性质的“英联邦”成为了英国与诸前殖民地之间的合作平台。至今仍有16个国家（包括英国），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为名义元首。不得不说，君主的存在为这个“共主邦联”性质的组织找到了一个聚结点。

英联邦成员国分布图

相比之下，法国为前殖民地所打造的政治圈子“法兰西共同体”就要失败得多了。这当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法国没有办法推出一个，让前殖民地共同认同的聚结点是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追溯历史的话，大家会发现，将中国推上“中央之国”定位的“朝贡体系”，本质上就是一个类似英联邦的“共主邦联”模式。只是基于二者产生的背景不同，在运行模式上有所不同罢了。

日本则是又一个采纳“君主立宪”制而完成转型的成功案例。事实上，基于日本与英国类似的地理位置，以及天皇长期以来本已成为“虚位君主”背景，英国一直是日本在崛起之时所效法的直接对象。作为欧、亚两洲最成功的殖民帝国，让“君主”和其所代表的阶层，以新形式继续发挥作用的做法，最起码使得两国在这个危险的转型过程中，尽量减少了内部消耗。

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是否选择一个“君主”作为名义元首，要看君主的存在是否更有利于弥合内部矛盾。历史上最为失败的案例，当属曾经认为只有恢复君主制，才能避免中央之国分裂的袁世凯了。对于积重难返，并且在认知当中一直视“君权”为“集权”代名词的华夏文明来说，一场推倒重建的革命看起来会更有号召力。

另一个有趣的案例是荷兰，荷兰在17世纪的崛起，可以说是“商业共和”力量或者说资产阶层的胜利。不过在19世纪初，荷兰模式走向没落后，荷兰人又重新请回了国王，以至于今天我们看到的荷兰并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一个王国。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西班牙，在佛朗哥结束军人极权统治时代后，西班牙人重新迎回了自己的国王（1975年）。至于说有是否能够找到适合的人选，这在欧洲倒完全不是问题。即使是变革最为彻底的法、德、俄等国，如果有一天需要国王的话，也一定能够找到血统和法理上合规的人选。

美国的困境

上述例子告诉我们，每一个国家在选择发展道路时，都需要更多考虑自身的客观环境，并基于环境作出最合理的战略设计，在海外扩张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今天作为曾经的一超，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影响力，无疑已经开始有了下降的趋势。这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美国自二战以后，不遗余力的以自身制度为模板，对外推广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在一个“地缘量变期“（50-60年）过后，无论是曾经被美式普世价值观深刻影响的国家，还是美国自身都对这个“一套模板打天下”的做法产生了怀疑。

在扩张政治控制力问题上，最让美国有挫败感的地区当属中东。自外向内的暴力重建（伊拉克）及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两种手段都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对美国政治家来说，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无论你以哪种形式摧毁一个旧世界，都未必能够按照自己的模式建设一个新世界。埃及在穆巴拉克下台之后，穆兄会通过选举上台就是最具讽刺意味的结果。以至于美国不得不默认埃及重回军政府模式，并对那些看起来不符合西方价值观的做法视而不见（如一次判处数百人死刑）。

今天，特朗普这个看似异类的美国总统上台，以及他关于“将停止推翻外国政权的竞赛”一类的外交政策表述，都表露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反思。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依然将是世界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也很有可能在外交取向问题上出现反复，不过如果想反思得更彻底点的话，其前宗主国“英国”的帝国史，应该会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海峡殖民地

在海外“殖民”过程中，大英国帝国在制度上的创新可以说是最多的。与欧洲其它国家多采取直接统治模式，尽力将被殖民地与宗主国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融为一体的做法不同的是，英国人更愿意采取相对柔性的“间接”统治模式。纯粹从扩张者的角度来说，这两种做法并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只不过如果你的目标地区，是不与本土相连的海外地区的话，英国人更为柔性的方式会更具性价比罢了。

这种更具弹性的殖民模式，在马来亚地区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作为帝国在马六甲海峡的直接支点，英国在由新加坡、马六甲、槟城组成的“海峡殖民地”，统治力度是最强的。这一直接统治模式所造成的一个地缘后果，就是英国人能够更加自由根据需要，塑造海峡殖民地的民族结构。今天槟城是马来西亚华人比例最高的区域，与马来人比例相当（2015年），占比超过40%。马六甲亦有将近4成的华人比例。

公元1895年，英国在马来亚南部，组建了一个控制力度稍弱于“海峡殖民地”的，包含有四个马来亚苏丹国：霹雳、雪兰莪、森美兰，以及彭亨的“马来联邦”。在这个殖民政治体中，上述四国原有的统治者，除了涉及马来-伊斯兰文化的事务可以自行决定以外，其它的外交、内政事务均由英国负责或者“指导”。

西马来西亚地缘结构图

一直认为自己是诸马来亚国家领袖的“柔佛苏丹国”，并没有成为马来联邦的一部分。从殖民控制的角度看，最有“历史”的柔佛苏丹国也是最晚进入英国殖民体系的马来亚政治体（1914年）。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当时的“荷属东印度”，作为最后一个被荷兰人征服的苏丹国，亚齐苏丹国的独立一直维持到了1904年。不同的是，今天在马来西亚联邦中，柔佛和它的苏丹家族仍然享有很高的自治权。而在更愿意走单一制模式的印度尼西亚，自认在宗教、政治两方面都拥有光荣历史的亚齐，却成为了整个印度尼西亚境内最有独立倾向的区域。在印尼整体奉行世俗化政治原则的背景下，亚齐的目标则是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苏丹国”。

在马来半岛，仅仅控制南部地区并不会让英国人感到安心。从将控制线推进到更符合天然疆界的角度来说，即使不能将克拉地峡以南马来半岛尽数收入囊中，最起码也要把依附于以大汉山为核心的，包括吉保山脉、东海岸山脉的山地，及其沿岸平原的马来亚地区，纳入控制范围。在这个方位上，英国人面临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时称“暹罗”的泰国。

作为亚洲地区为数不多的，没有被欧美殖民的国家，泰国善于左右逢源的政治技巧，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英国并不是唯一在19世纪，大肆在东南亚扩张的欧洲国家，与之相爱相杀的法国，也同样在19世纪中叶开始在中南半岛布局。其在地缘政治上的表现，就是将现在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整合成了一个“法属印度支那”。在英国控制缅甸的情况下，泰国则面临着被英法两国瓜分的巨大风险。

不过除了被瓜分，泰国还有一个出路就是充当英、法两国的缓冲国。最终经过努力，泰国取得了这个定位。当然，与此同时泰国所能控制的区域也大为缩水，这点在马来半岛的分割问题上亦有体现。在整个19世纪，泰国人认为他们的控制线最起码应该包括马来亚北部的：吉打、北大年、吉兰丹、丁加奴（登加楼）四个马来地区。尽管这一区域的马来人，自己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至多与泰国之间维持着一种类似泰国人认定的“朝贡”关系，但英国在建立“马来联邦”时，未能将范围继续向北扩张，不得不说是因为泰国利益线存在的关系。

20世纪初，在柏林会议为各殖民帝国催生明确边界线的大背景下，英国也终于与泰国就两国签订了分割马来亚的正式条约（1909年曼谷条约）。其中泰国政治渗透较深已经进行直接统治的北大年地区被划入了泰国，其余三地则在已和英国签订保护条约的情况下，正式划入了英国势力范围。这其中比较特别的，是今天马来西亚最西北部，也是最小的一个州——玻璃市州。

泰国在马来半岛的扩张

玻璃市州长期是吉打苏丹国的一部分。19世纪中叶，迫于泰国的压力，吉打苏丹被迫将玻璃州割让给了泰国。1909年，英泰两国签订条约，在马来半岛划分势力范围时，玻璃州成为了英国殖民地（但却没有回归吉打）。这段历史，一方面使得面积狭小的玻璃州市得以在马来西亚，获得一个与吉打平级的行政地位；另一方面也使得玻璃州王室，只能以“拉惹”自称（比苏丹略低一级，相当于“亲王国”）。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除了缺失北大年这个角以外，英国基本完成了以“马来-伊斯兰教”为地缘特点的“马来亚”板块的控制。这一地缘结构上的错位，虽然可以被视为泰国外交上的一次胜利，但却为今天泰南的局势的稳定埋下了伏笔，以至于北大年苏丹国故地，成为了泰国分离主义思维最为严重的区域。

马来联邦、马来属邦、马来亚联合邦

1909年，在解决好与泰国的关系后，英国旋即将北马来亚的：吉打、玻璃市、吉兰丹、丁加奴四地，打包建立了一个新的殖民政治体——“马来属邦”。在这个内政自主权高于“马来联邦”的政治体中，英国人也不忘补上“英属马来亚”的最后一块拼图——柔佛苏丹国（1914年被迫加入）。在英国解决好与地区另两大势力：荷兰、泰国之间的政治纠纷后，这个自视最有资格成为马来亚领袖的苏丹国，最终失去了独立的筹码。

事实上，类似马来联邦、马来属邦这种灵活的政治归类法，英国人在印度已经操练得很熟了。那些在“英属印度”范围内，尚能维持传统君主制的土邦，根据保留权力的不同，大体也是被分为了这两大类。其在地缘上的共同点，就是英国并不会刻意打破被殖民地原有的民族、宗教，乃至习惯法结构。从更长远的历史来看，这也为英国人的统治留下了一个宽松统治的“好”名声。以至于今天还有那么多前殖民地，对英国人曾经的统治存有好感。单单从争取认同感上来看，英国人的这种做法的确比美国过往那种，一定要逼迫他国政治结构、价值观向自己看齐的做法，要更有效得多。

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最强海洋国家的标志，源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战后为了重塑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美国人并不愿意看到欧洲那些老大帝国，仍然在海外殖民地拥有主导权，同时在大陆以外缺乏殖民地的俄国人，亦同样对此耿耿于怀。因此随着二战对世界霸权的重新定义，以及欧洲老牌殖民国家的衰弱，全球范围内迎来民族国家独立的高峰期。

1946年，作为殖民时代向民族独立时代过渡的产物，英国治下的：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马来属邦合并成立了“马来亚联合邦”，并于1957年获得了正式的独立国家地位。不过此时的英国，还对在马六甲保有一个直属殖民地存在幻想，因此并没有把位置最好的新加坡放入这个新生国家的范围。然而在大势面前，英国最终还是不得不把自己在南洋的殖民地，打包为了“马来西亚”。

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联合邦”与新加坡、砂拉越、沙巴合并建立了今天的“马来西亚联邦”。唯一的例外，是同样在婆罗洲拥有最强宗教、政治历史的“文莱苏丹国”。如果英国人决定让“砂文沙”地区单独成立一个国家的话，那么文莱应该是很愿意充当这个新国家核心的。那样的话，这个新国家的历史源头，将毫无疑问的指向15世纪初的文莱。然而一旦与马来亚地区组成联邦，那么无论在政治还是宗教上充当源头的，就只能是更有资格的“马六甲苏丹国”了。

事实证明，文莱的选择是对的。今天在东马人认为，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遭遇了马来亚不公平待遇的情况下，文莱却得以凭借独立国家地位，以及海底的石油过得顺风顺水。与文莱的处境类似的还有新加坡。不过与文莱主动选择不加入“马来西亚”不同的是，新加坡却是被“踢”出去的。这其中，潜在的种族矛盾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那个过渡性的“马来亚联邦”中，华人人口占比为40%。而在吸收进新加坡，及东马的砂拉越、沙巴两州后，这一比例上升到了42%。加上以印度人为主的其它族裔（目前印度裔占马来西亚总人口7.3%），成立之初的马来西亚，马来人与非马来族裔之间形成的均势。很显然，这一比例将对力推“马来人优先”原则的马来人不利。两年之后，“新马分离”议案在马来人主导的议会全票通过，新加坡被动的迎来了独立。随着新加坡的独立，以及出生率上的差异，今天马来西亚的华人比例则下降到了1/4。

在族群争端中，每个民族都会希望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从这点来说，以原著民自居的马来人，试图为自己多加一层政治保护并非不可理解。马来西亚地缘结构的复杂之处，不仅体现在种族层面，还体现在特殊的联邦政治结构上。在马来亚地区，当年被英国保留在“马来联邦”、“马来属邦”中的马来亚国家，在联邦结构中亦完整保留下来。吉兰丹、森美兰、彭亨、霹雳、玻璃市、雪兰莪、森美兰、登嘉楼、柔佛等9个“苏丹国”不仅直接转身为马来西亚联邦的9个州，其旧统治家族（亦仍然承袭着所在州的“元首”之位。

至于马六甲、槟城这两个原英国直属的“海峡殖民地”，以及东马的砂捞越、沙巴两州，则因在殖民时代终结了“国家”传承，可以通过选举的方式，推举“州长”一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的，是马来西亚的三个“联邦直辖区”：吉隆坡、布城、纳闽。今天马来西亚最为知名城市，应该就是马来半岛南端的吉隆坡也是马来西亚的首都。不过这个首都的定位与中国人脑海中的印象多少有些区别。2001年为疏导首都压力，将城市功能更好为商业、金融服务，马来西亚在吉隆坡南25公里处新建了行政中心“布城”，并将包括首相官邸在内的行政部分迁驻于这个新“联邦直辖区”。

对比中国最近为疏导北京“非首都功能”而做的雄安新区规划，大家也可看出二者虽然在动机上相似，但在具体做法上的选择，却大相径庭。对于中央集权体系的中国来说，首都的“政治功能”是最为核心的功能，更能因此吸引大量的资源附着。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哪天真把管理全国事务的行政部门从北京迁出，那就真是迁都了。同样的选择放在马来西亚这种联邦体国家身上，就是另一种情况了。政治中心的定位，并不能天然带来更多的资源。一座城市的竞争力，更多源自于它在商业层面的表现。这也是为什么，吉隆坡宁愿把行政中心迁出去，也要力保其金融、商业中心地位的原因（华盛顿的弱势也是如此）。

参照中国的行政结构，“联邦直辖区”的定位相当于中国的“直辖市”。相比其它行政区，无论在殖民时代还是现代国家，“直辖区”的设立，往往都带有更多的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如果说吉隆坡、布城直辖地区的取得，是因为它们的“首都”功能的话，那么“纳闽”的直辖则更多源自于殖民时代的定位。在渗透婆罗洲的过程中，英国人也同样需要一个类似于新加坡的离岸港口，作为强力支点。

这个点最终便落在了原属文莱领土的“纳闽岛”身上。1906年，纳闽岛被从英国治下的“北婆罗洲”（沙巴）分离出来，并入了“海峡殖民地”。尽管在马来西亚独立后，纳闽曾一度回归沙巴，但基于这段历史及它的地理位置，它还是在1984年获取了“联邦直辖区”的地位。今天定位为自由港及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的纳闽，更多是作为一个类似香港的存在，在拉动东马来西亚经济问题上，发挥着独特的地缘作用。

好了，透过对马来西亚前世今生的解读，历史、地理、政治这三个看似独立的学科，再一次在地缘视角下完成了一次交叉。接下来，我将将重回“大航海”这根主线，随着葡萄牙人及其后来者的航迹，向南海之北航行。接下来，这些欧洲人将遇到他们整个扩张过程中最大的挑战。

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徼

地缘看世界 

作者：温骏轩，70后，长于以历史为脉络，地缘为角度，解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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