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 | 葡萄牙人对“香港”的入侵

文 | 温骏轩            辑 | 尘埃            音 | 兆斌

葡萄牙人征服马六甲（1511年），很大程度是为了香料群岛的香料。不过在这条东方航路上，香料可不是唯一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商品。最起码来自中国的瓷器与丝绸，同样是欧洲人梦寐以求的奢侈品。公元1514年，在稳定住马六甲局面后，在中国商人和季风的帮助下，葡萄牙人派出的探路船只，完成了他们的第一次中国之旅。然而这个完全不被帝国官员了解的欧洲国家，并没有获准登陆。三年之后，葡萄牙人决定在珠江口选择了一处离岛，以用实际行动试探中央帝国的反击力度。

珠三角地缘结构

作为中国在南海地区的门户，珠江口是葡萄牙人此行的海上终点。在日后的历史中，位于珠江口东、西两侧的香港、澳门两个港口城市，成为了西方殖民者在古老中央之国留下的最深烙印，以至于在今天的中国的行政序列里，存有“两个特别行政区”。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500年前葡萄牙探路者们最初选定登陆区，并不是在现在的澳门，而是在香港。
彼时的香港、澳门并没有今日的风光和政治地位。其中香港是东莞县境内的一个小岛；澳门则是隶属于香山县。后者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并因此而改名为“中山”（1925年改为中山县，1988年升级为地级市）。造就香港、澳门特殊历史及政治地位的，是二者的地理位置及结构。作为一个标准的喇叭形湾口，位于珠江口湾底的广州，因其扼守东、西两江交汇处，且南通大海的中心地理位置，自2000多年前秦征南越时起，就已确立起岭南地缘政治中心的地位了。

珠三角二级城市圈地缘结构示意图

尽管从长江口到太仓，到福建泉州一带的东南沿海城市，历史上都曾经为中国的海上贸易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广州的地缘优势，决定了它在面对南中国海的贸易中，一直承担着门户作用。与大陆仅仅相隔一条海峡的“离岛”，是欧洲殖民者建立海外统治基地的最爱。这样的离岛即可享受贸易之便，又在安全上有最大的保障，尤其是在海上实力占优的情况下。如果势力继续扩张的话，再以离岛为跳板，向对应的陆地海岸扩张。英国在香港、槟城的扩张就是典型案例。

为了对接这个门户，同时又不至于引发保守帝国官员的担心，无论葡萄牙人、英国人，还是其它西方人，如果想获得一个贸易支点，最好的办法都是在这个喇叭形弯口的外口处，寻找一处离岛。作为一个海洋贸易的支点，除了靠近大陆以外，还需要具备天然的避风功能。由于珠江口坐北朝南的走向，能够承担港口功能的水道，需要在南向有陆地进行遮挡。观察香港与澳门的位置，就会发现它们的这一共同特质。

香港地图

今天我们所说的“香港”，内部分为三块：香港岛（港岛）、九龙，以及新界。其中最为核心的，也是英国人最初通过《南京条约》所获取的是“香港岛”。只是后来随着此后清王朝的持续衰弱，英国人得以将殖民范围延伸到港岛对面的九龙、新界地区。从地理结构上看，九龙-新界整体呈现为半岛结构，“深圳河”与“深圳湾”是这个半岛与大陆地区的海陆分割线。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为了承接香港的经济辐射，深圳河之北也应运而生了中国四大一线城市中最年轻的“深圳市”。

屯门与屯门海战

人选定的登陆地带叫作“屯门”。在看着港片长大的一代人脑海中，这个地名多半会联想起“色魔”来。今天的“屯门”是隶属香港新界的一个区，但在明朝，屯门概念的范围要比现在大得多，简单点说，今天整个包含新界、九龙、港岛三个分区的“香港”乃至深圳在深圳湾的沿海地带，都可以被归入“屯门”概念。从名称和地理位置来看，你应该能感受到这是广州和珠江流域的海上门户。

葡萄牙人在古屯门选定的“离岛”，并不是后来被英国人选定的“香港岛”，而是港岛之西面积更大的“大屿山”岛（具体为西侧的大澳）。由于隶属当时的“屯门”境内，葡萄牙人将这座岛屿命名为“屯门岛”。不过在今日香港，与左近的港岛相比，大屿山则要安静和原生态的多。1998年启用的“香港国际机场”，算为这座港人周末渡假之地，带来了一丝现代化的气息。

从建港的角度看，香港岛北沿的维多利亚港，其实比大屿山要更合适做离岛基地的，只不过代表整个欧洲初控中国的葡萄牙人，暂时还不敢太过深入水道。如果遇到攻击，离大陆更远的“大澳”会更有利于葡萄牙人向外洋撤退。事实上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大屿山便因为上述地理特点，成为了走私商人们交易的场所。在大屿山建立据点的葡萄牙人，并没有放弃从外交层面，打通贸易通道的努力。包括那些走私商人为谋得庇护，与地方官员所做的灰色交易，葡萄牙人也同样都做过，并继续向“屯门”其它地区试探性扩张贸易据点。

总得来说，广东地方官民对于葡萄牙人的到来，整体并不排斥。毕竟这样可以为他们带来更多贸易利益。然而葡萄牙人明显的“蕃人”身份，很难不让身处华北的保守帝国中央官员产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想法。因此在权衡之后，明王朝决定彻底驱逐这些葡萄牙人，让帝国的东南海岸继续回到一个可控的程度。

以葡萄牙人过往的经验来看，如果不能和平获取贸易权，甚至垄断贸易权的话，他们也绝对不会放弃，用武力迫使对方屈服的尝试的。公元1521年，在做好充分备战后，明朝军队向葡萄牙人的据点发动了两次攻击，史称“屯门海战”。在第一次攻击遭遇失败后，第二次攻击取得了大胜，总计6艘葡萄牙船只中，只有三艘逃出生天。只不过在战争过程中，葡萄牙人的技术优势，也让明军的指挥官大为惊叹。海战的胜利，更多是基于地利与人和优势。在具体的作战方式上，火攻及派出“水鬼”凿船成为了致胜的关系。

在近代中国形容西方列强优势时，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船坚炮利”。虽然中国在这个历史转型期所面临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不足，但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类的思维影响下，中国历代王朝，其实都并不忌讳在技术上向外族学习的。战国时期赵国的“胡服骑射”，以及晚清开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洋务运动”，便是典型案例。不过真正要说向欧洲人学习技术的开端，却是“屯门海战”之后的明朝。

加莱船与佛郎机

在屯门海战中，葡萄牙人灵活快速的“桨帆船”给广东军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地中海，桨帆船被称之为“加莱船”。除了使用帆以外，细长的船体两侧还如蜈蚣足般排列有船桨，使之能够快速和灵活的航行。在古希腊、罗马，乃至威尼斯称霸地中海的过程中，桨帆船一直都是海战的主角。虽然中国人也很早就使用帆、桨，甚至还创造性的发明了可以控制方向、提供动力的“橹”，但鉴于没有地中海那样的战争环境，中国船在近战性能上并没有地中海式的桨帆船那么优越。

加莱船

很快，葡萄牙桨帆船那状如蜈蚣的排桨技术，便被运用到了明朝守军的船只之上。以此为特点，结合中国硬帆技术营造的新船式，被称之为“蜈蚣船”。在后来的历史中，这一船型特点也被东南沿海的走私商人所借鉴，以利用其灵活快速的特点，躲避官军的追捕（又称“快蟹船”）。然而更利于远洋的卡瑞克帆船，包括后来升级版“盖伦船”，却并没有为明朝所仿制。

这一定程度，是因为中国帆船本身在远洋性能上也还不错。由于资源有限，从斯瓦希里海岸到中国的南海，葡萄牙人所能够调用的卡瑞克帆船数量不超过30艘。同时马六甲苏丹国的残余力量，仍在试图夺回马六甲，因此葡萄牙人实际并没有余力，向中国派出它的主力战舰。在这种情况下，远洋中国的葡萄牙舰队实际是以以更容易建造的桨帆船及从中国商人手中购买的中国式帆船所组成。不过即使是后来有机会观察到更先进的远洋船只，中国方面也没有进行过仿制，究其原因，盖因为中国方面的目的只在近海防御，并没有远洋的打算。

仅仅有了“快船”，还不足以提升明朝水师的战斗力。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用舰首切割对方的排桨，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战斗模式，但历史推进到16世纪，决定战争结果的，已经变成了分列于船弦两侧的火炮了。葡萄牙人的火炮技术，同样给明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让很多人无法接受的事实是，作为火药的发明国，中央之国此时在火药武器的设计制作上，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了。

葡萄牙人所使用的火炮被当时的中国人称之为“佛郎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佛郎机”一词同时也是明朝对葡萄牙人的称呼。追根溯源的话，这个标签来自于“法兰克”（Frank）。公元8世纪，随着阿拉伯帝国扩张至伊比利亚半岛，以阿拉伯人、柏柏尔人为主的穆斯林政权，一直延续到15世纪末，随着“收复失地运动”的结束才算完全退出西班牙。由于北非的摩洛哥是这些穆斯林跨越直布罗陀海峡的跳板，因此欧洲人遂将之统称为“摩尔人”（摩洛哥人的意思）。同时由于西班牙的沦陷，西欧的法兰克成为了这场基督教圣战的前线政权与民族。于是相应的，欧洲人在阿拉伯世界，也一度被笼统的打上了“法兰克”的标签。

经由阿拉伯商人的传播，“法兰克”之称也被中国人所知晓，并在汉语转译中变成了“佛郎机”。鉴于 “机”字本身就有机械之意，所以本应被称为“佛郎机炮”的火炮，很多时候便直接简化成了“佛郎机”。需要注意的另一点是，佛郎机一词原本代指的并不只是葡萄牙，只不过葡萄牙人是中国人在大航海时代最先接触到的欧洲人，所以后来与之各方面相近的西班牙人甚至初期的荷兰人，常常也被这个标签所覆盖（为示区别，行文中会以“佛郎机炮”一词来代指对应的火炮）。

佛郎机

就早期火炮乃至火枪的发展史来说，前装都是一个必经阶段。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最初的火炮制造，炮筒都呈现为底部封闭、凿有点燃引信的小孔的筒状。在实战中，必须先从炮口处装填火药，再装置入炮/子弹。这种前装方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必须等到炮筒冷却后才能再行装弹，从而导致射速非常的慢。比如公元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之战中，土耳其人为破墙而专门制造的几门重炮，虽然能够将700公斤重的石弹，发射到1500米远之外，但每天仅能发射数发炮弹（且移动不便）。

所谓“佛郎机炮”最大的创新则是后装。具体的做法，是将炮身分解为大、小两个部分。由于中国人当时将枪炮统称为“铳”，因此这两个部分又被称之为“母铳”、子铳”。简单点说，母铳就是炮管，子铳则用来预装将火药与炮弹（可以是单个实心弹，也可以是铁沙、弹丸），在发射时将子铳镶入母铳后面预设的凹槽，铳口相接形成一个整体。在一个大铳可配备3-4支小铳的情况下，这种预装弹药的方式，使得火炮的射速大为提高。因为这种装配方式，明朝仿制的佛郎机炮，也被称之为“子母炮“
当然，这种流行于大航海时代初期的后装火炮，同样亦有它的不足之处。一则受限于这种现场装配方式，佛郎机炮的本身的重量不能太大；二是子铳与母铳之间做不到严丝合缝，致命火药所产生的动能浪费很大。这两点都限制了这种早期后装炮的威力和射程，以至从15世纪中叶起一直到19世纪后期，在口径和射程上可以做到更大的前装炮，重又成为了世界战场的主角。

西草湾海战

屯门海战结束后的第二年（1522年），不甘失败的葡萄牙人再次组织了由5条军舰、300余人所组成的舰队进入珠江口，准备以武力索回前次被俘的葡萄牙人。早有准备的明朝水师这次并没有等到对手进入珠江口，而是在珠江口西，今广东台山市境内的“甫草湾”（史书记名为“西草湾”）一带以优势兵力截击。仓促应战的葡萄牙舰队没有能够预料到的是，中国军队此时已经仿制出了部分佛郎机炮并投入战斗。

西草湾海战最终以葡萄牙舰队的再次惨败而告终。2艘葡萄牙船只、20余门佛郎机炮，以及42名葡萄牙人被明军俘获（另有35人战死）。这些缴获的佛郎机被迅速送往了北京。相比于在海上贸易问题上的犹豫，帝国中央对于火器的态度倒是非常的积极。这源自于明朝本身重视火器使用的传统。一身戎马的永乐大帝深知，骑、射为游牧力量的来源。在无法战略性补上“马”这块短板的情况下，发展远程武器是抵御骑兵冲击的重要手段。在火器成熟及大量装备之前，承担这一重任的主要是“弩”。

公元1410年，明朝军队在南征越南（安南）的过程中，提升了自己的火器技术，永乐大帝随之组织了以火器为主的“神机营”。作为明军的主力之一，神机营甚至被列入禁军三大营之列（另两营为“五军营”、“三千营”）。对火器的一贯重视，使得佛郎机的仿制品很快成为了提升明军战力的特种武器，并在陆防、海防两线发挥重要作用。在16世纪的万历援朝之战中，这些西式火器亦对侵朝日军造成了重大杀伤。

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徼

地缘看世界 

作者：温骏轩，70后，长于以历史为脉络，地缘为角度，解析世界

新书《谁在世界中心》

点击“阅读原文”进入新书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