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 | 倭寇之患与贸易的开放

文 | 温骏轩            辑 | 尘埃            音 | 兆斌

对于葡萄牙人来说，找到商业上的合作伙伴并不成问题。毕竟在明朝以海禁为基本国策的大背景下，东南沿海利益受损严重，如果有国家愿意尝试叩开中国的海上贸易大门，部分在南海贸易链条上，处于灰色地带的中国商人，包括地方官员是很乐见其成的。

海禁政策

说到这里，就要回顾一下中国的海禁政策了。一般一提到中国历史上的海洋政策，大家更多想到的是“海禁”二字。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中，海禁的历史并没有那么长，也没有哪个朝代从头到尾都会实施海禁的。很多时候战争会成为海禁的理由。比如被视为海洋政策比较开放的南、北宋，出于防御金辽等北方之地的目的，曾经封禁过前往渤海湾的贸易线；元朝在征爪哇之时，为避免走漏消息也短暂禁止过南海贸易。清朝初年的海禁政策，也是为了迫使台湾郑氏屈服。

更多的时候，海洋政策的制定与“垄断”有关。官方即不希望海上贸易处于失控状态，进而影响自己的权力集中度；也不希望由商业阶层，来主导因此而产生的巨额经济利益。如果说农业经济，主要是通过土地和人口普查来做到政治管理的话，那么海洋贸易的管束则主要是通过在规定港口贸易，以及颁发牌照，甚至直接由官营机构运营来加以垄断了。比如唐、宋、元、明，及清朝初年，都有“市舶司”这样的机构，专职负责对外海上贸易之事。

虽然每个朝代的海上政策松紧程度不一，但总得来说，中央之国对于海外贸易是持比较谨慎态度的。一旦感到来自海洋的力量，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安全，通常就会采取一禁了之的“堵”的办法。像明朝自开国以来，就一直针对民间贸易实施海禁政策，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防备来自日本的骚扰，即俗称的“倭寇”。事实上现在很多人知道了，所谓倭寇中其实是有很多以海为生的中国人的，甚至中国商人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如果朝廷愿意采取疏导的方式保护他们的利益，矛盾是完全可以调和的。只不过，带有鲜明农耕文明烙印的中央之国，在管理海外利益方面实在缺乏信心，战略上不愿意承担风险罢了。

郑和下西洋时期，代表着中国海洋事业最辉煌的一段历史，但这一阶段其实也是明朝针对民间海洋贸易管制最严格的时期。因为此时的大明王朝，有足够的实力统驭东、西两洋。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陈祖义为什么会没有生存空间。在郑和离世之后，大明王朝尽管还在竭力维持针对民间的海禁政策，但约束民间贸易的力量实际已经被削弱了。

倭寇之乱

有明一代，倭患都对大明王朝的海洋政策造成了非常深的影响。事实上，倭寇侵扰中国沿海的现象，在海洋政策宽松的元朝就已出现。本质上，倭寇的起源与日本的政局有关。我们知道，日本自有史以来，政治上一直实施着号称“万世一系”的天皇制。能够在长达1000多年时间没有改朝换代，在于日本天皇长期以来并不是中央集权的代表，其政治的内核仍然是地方贵族自成体系的“封建制”。

就管理难度来说，中央集权的难度要大的多，这也造成在世界大多数地区，“封建制”才是自然选择的常态，日本在开国之后也不例外。公元7世纪，通过开展与唐王朝的交流，原本处于封建状态的日本，曾经试图完全按照中央之国的模板，打造一套日本的中央集权体系，这次变革史称“大化改新”（公元646年）。这次向中国学习的经历，对日本民族和文化的形成造成了深远影响。直到1200年后，日本再次跨越海洋看到了新的模仿对象，并通过一场新的改革——“明治维新”让日本率先进入了现代国家行列（在亚洲）后，才为“日本”二字注入新的内涵。

所谓“天皇”一称，其实正是在“大化改新”后，被从中国引入日本政治体系的。最先在政治上采用这一称号的，是唐高宗李治。公元674年，在武则天的建议下，李治与武则天开始分别使用“天皇”、“天后”的称号。这一改称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抬高武则天的政治地位。只不过日本在模仿之时，并没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只是单纯的引入了“天皇”尊号罢了。

作为历史的非常态，技术上要求更高的中央集权制，实施起来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日本在依托天皇制建立“中央集权”的道路上，遇到了地方贵族势力的强大阻碍。12世纪末，天皇及中央贵族最终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日本就此进入了由地方军事贵族（武士阶层）掌握实权的“幕府”时代（1185年——1867）。这意味着，日本走中央集权尝试以失败而告终。

“封建”本身并不意味着混乱，真正的混乱源自于权力中心的不确定，从这点来说，站在权力顶点的是“天皇”还是幕府的“将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能掌控大局的政治中心。幕府时代鲜明的“军政府”属性，无疑加重了权力中心的不确定性。伴随着权力的争夺，幕府时代中出现了两个重要的混乱时期：一个是初代幕府“镰仓幕府”，向二代幕府“室町幕府”更迭的“日本南北朝”时代（1336年-1392年）；另一个则是更加知名的，二代幕府向末代幕府——“德川幕府”转进的“日本战国时代”（1467—1585年）。

武士阶层在日本的上位，及其所引发的权力斗争，不仅对日本国内政局的稳定造成了影响，同时也对中、日关系造成了深远影响。对于日本来说，来自中国的商品，是其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其实并不排斥在朝贡体系之下，以“公对公”形式开展贸易往来。问题在于，日本境内军事封建势力林立的现状，很大程度的影响了这一官方贸易体系的稳定性。那些在权力争夺中失意，无法从官方贸易体系中获益的军事贵族，希望独自组织力量前往中国沿海贸易，而这种混乱局面又恰恰不是中国方面不原意看到的。

鉴于从14世纪30年代到16世纪末，日本国内基本都处在混乱的战争状态。对应这一阶段的明朝政府，更原意采用一禁了之的简单方式，来避免为此伤神。然而，这种针对日本贸易的封禁，反过来又加剧了东南沿海的混乱，并且影响到了中国商人的利益，以至于造成了延绵200余年的倭寇之乱。

顺便说下，在地缘政治层面，中日关系的走弱却为另一个东海国家——琉球，赢得了发展良机。在明朝建立之后，当时还处在三国分治阶段（三山时代）的琉球，便主动加入了中国的朝贡体系。随着统一琉球王国的建立（1429年），中国与琉球的贸易往来进入了高峰期。通过琉球输入日本的中国商品，一方面为琉球获取了大量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让日本产生了吞并之心。

在大明王朝解决倭寇之乱的历史中，最为知名的当属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了。从公元1559年成军义乌起，至1567年戚继光退出抗倭前线止的8年间，戚家军在东南沿海地区与倭寇接战数百次，无一败绩，成就了一段抗日神话。然而这一胜利的背后，却隐藏着很大的无奈。因为针对来自海洋的威胁，最好的防御手段并不是在自己的领土与之决战，而是通过强大的海洋实力，将风险控制在海上，甚至把防线推进到对手的海岸线。问题是，在明王朝决定销毁郑和舰队资料那一刻起，中央之国实际便已失去了对海洋的控制力。

虽然倭寇对于东南沿海的侵扰，一直让帝国中央感到头疼，不过真正让王朝统治者忧心的，还是来自于长城以北的威胁。因此在倭寇之患得到有效控制之后，戚继光被调往了长城防线续写辉煌（公元1567年）。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意识到，用军事手段维系东南沿海的安全并不划算。与调防戚继光相配合实施的，是一项重要的外交决策——开关。

隆庆开关

所谓“开关”，就是解除海禁。更准确说，是承认民间海外贸易的合法性。由于这一政策始于明隆庆元年，因此史称“隆庆开关”。在大明王朝内部，关于是否要开放海禁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息。对于东南沿海地方来说，海禁不仅意识着减少收入，还意味着需要为安全承担更多的支出。这种由东南沿海向帝国中央传导的压力，最终在大明王朝迎来自己200岁生日时，落实成了海禁的开放。

对于当时作出决策的帝国中央来说，海禁的开放更多是一种试错，一旦局面得不到改观甚至如保守官员所想象的那样恶化，那么要求重新闭关的力量将很快占据上风。然而事实却是，海禁的开放不仅从根本上化解了倭患的土壤（同时日本进入政局稳定的德川幕府时代），更为大明王朝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随着海上贸易活力的迸发，中国出口商品的规模和广度出现了质的飞跃。由此对世界经济格局所造成的一系列影响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日本产出的绝大部分白银，以及美洲所生产的半数白银，被通过贸易途径输往中国（日本和美洲也是当时最主要的两大白银产地）。此后，中国在货币流通方面真正进入了“白银时代”。

如果说葡萄牙人在16世纪50年代，取得澳门的居住权，还算是与地方官员的灰色交易（同时也代表了地方的态度）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开关政策，则真正让他们坐实了在澳门的存在，并迎来了发展良机。尽管西班牙在16世纪后半叶取得了菲律宾的控制权，荷兰人也在台湾获得了通往中国的贸易跳板，但澳门对接大陆的独一无二优势，却让葡萄牙人获得了巨大的贸易利益。有数据表明，仅1631年一年内（崇祯四年），由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就达1400万两。要知道，明朝在隆庆开关时税收（包括之前），每年不过数百万两白银。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开放海禁为中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这些通过贸易输入中国的白银，很大程度并没有为中央财政所用，而是在东南沿海成就了数量庞大的利益阶层。无论是火炮还是白银，都没有能够帮助当时的中央之国，打破自身的周期律。只是这个问题，并不在当下的解读范畴之内。与之相比，我们更应该关注在同一历史时期，宽广的海洋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最起码，先后抵达太平洋的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应该没有理由让葡萄牙人独美与中国的贸易的。至于这三者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又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地缘政治格局造成了什么样的重要影响，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徼

地缘看世界 

作者：温骏轩，70后，长于以历史为脉络，地缘为角度，解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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