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昨日是中秋节，按照常例，家中是要有些祭祀活动的。看到孩子兴奋的跑来跑去帮忙，忽而想起《左传》中的一句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祀”为祭祀，“戎”为军队或者说战争。后一句自是好理解，不管人类是多么的期盼和平，博弈始终是人类无法绕过的主题。讽刺的是，如果想避免“战争”这种博弈终极表现形式出现，最好的办法反倒是强健自己的军事力量了。

虽然写了那么多关于地缘政治的文章，但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战争的。因为无论战争的理由有多么的崇高，又无论触发战争者是否为最终胜利者，对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体的伤害，都可能是毁灭性的。然而一如刚才所说的那样，只要人类存在，战争的风险却总是会存在的。所能做的，只能是降低战争的风险。

坦白说，我很庆幸生活在一个有“核阴影”的世界，更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能够合法拥核的大国。因为这项被很多人视为魔鬼发明的武器，恰恰是世界和平的防卫者。只有那些政治决策者们，确信无法自身有可能被战争毁灭时，才会有主观动力去避免战争的升级甚至发生（最起码是大国之间的战争）。这也是为什么，冷战时期虽然是世界军事对抗的顶峰，但始终未能酿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说完“戎”再来说说曾经让我生疑的“祀”，对于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70年代人来说，年少时读到这个字，其实是有些怀疑它的作用的。单纯从字面理解，这是一个祭祀的行为。在华夏文明中， “祭祀”的核心又在于祭祀祖先，这点与世界其它地区有很大的不同。华夏文明大概是唯一被世人认为持“无神论”观点的文明了。在亚洲的南部，南亚-东南亚以印度教、佛教为主要信仰的区域，算是多神教信仰代表之地。除此之外的世界，则已然为一神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信仰所覆盖了。

正因为如此，西人或逆向民族主义者，常常以鄙夷之情谈及中国人的信仰，认为华夏之地是一片无信仰之地。其实华夏文明的包容性，从来未曾排斥诸神的存在。你很难在世界其它地方，看到各路神祇，甚至“车神”这种创新性发明齐聚一堂的局面。国之大事的“在祀”一说，便已说明中国人其实是及其重视信仰的。然而，华夏文明的信仰核心，并不是这些臆想中的神明，而是自己的祖先。只是说，你一定要把“信仰”二字归结于想象中的偶像，甚至于一个视其它神仙为异端无形的“一神”，那也就只好承认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了。

事实上，信仰是什么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信仰，一个共同的意识认知。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鸡汤故事：一个即将离世的老者，将几个儿子唤至床前。然后用一根筷子容易折断，一把筷子不容易折断的实验，告诉孩子们要团结的道理。这个道理，其实即使没这个故事大家也是明白的。就像大家都知道1+1=2，3+3=6一样。然而这个故事没有告诉我们的，是用什么办法将几个兄弟团结在一起。

仍以筷子为例，将一把筷子变成一个整体的最简单办法，是为之扎上一根绳子。其实整个故事未能说明的道理便在于此。到底什么，才是将人团结在一起的那根“绳子”。以老者来说，他肯定是希望“亲情”能够成为这根绳子的。放大到一个群体、一个国家的话，承担这个职责的就是“意识形态”了。无论是祭祀祖先，还是信仰一个或者一群神，又或是创造一个“主义”，其根本目的都是充当1和1之间的那个加号（也就是将筷子捆绑在一起的绳子）。

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一个共同的认知。祖先、神、主义、民族。。。。等等，都可以充当共同认识点。在这个模型中，更让人兴奋的是，族群或者国家的组织者，不会仅仅是两个个体，而是一个个由更精准认知组合而成为小群体（比如以家族）。三人成众，1和1组合在一起的想象空间有限，加上一个+号就是2，加上一个X号还是1。只是把1变成3，加法和乘法得出结果的差异，足以让人眼前一亮了。

以最近的风云人物来说，贾跃亭大概是最精于向他人灌输上述观点的，其“生态化反”理论，让无数更善于做加法的商业精英为之折服。其理论本质便是让合作者相信，他能提供一个做乘法的平台。只是他忘记了一个问题，数字之间并非只有相加、相乘的可能性，还有可能相减。一旦彼此之间做的是减法，那么得出到的就可能是零甚至是负数了。曹操每逢听闻对手增兵，便大笑不已的心理便在于此。因为丞相自信，以他的外交手段可以让对手把加法变成减法。

写到最后，想起了最近很红的《人类简史》开篇的一个论述，作者认为人类之所以通过一场认知革命，脱离了动物的范畴，在于掌握了“在一起讨论虚构事物”的独特功能。这个诊断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其实不用那么拗口的表述。因为这些被编织出来的，种种引导人类形成共同认识的东西，便是“意识形态”。你的小学老师让你以班级为荣、你的老板让你对公司有归属感、你的爷爷奶奶让你祭拜祖先。。。包括我们被激发的国家、民族自豪感，本质都在于建立一个共同的认知，形成了个共同的“意识形态”。

一个意识形态所能覆盖的群体越大，那么它所凝结的力量也就越大。以此来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说，是完全不会过时的。至于“祀”这个代表意识形态的旧词，装进什么新酒倒并不是最重要的。即使没有新酒，旧酒也足以在亚洲的东方，凝结十几亿规模的“认知共同体”。当然，这并不代表政治家们将无事可做。时代在变化，古老的意识形态无可避免的，在内部和形式上有所修正。比如你可以试着思考下，“华夏”一词与“中华”一词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从技术上看，任何与历史完全割裂，试图酿造甚至引进“新酒”的做法，成本都是高昂的。以旧酒为基酒，调味出新的配方，才是正确之道，而历史的书写者，往往就是客观上正确运用了这个方法论（虽然自身未必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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