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 | 东南海商及日本的地缘结构

文 | 温骏轩            辑 | 尘埃            音 | 兆斌

葡萄牙人开始尝试进入日本，是在16世纪40年代。在此之前，他们的主要精力是在中国东南沿海，获得一个稳定的贸易据点，而这个点就是大家熟知的澳门。虽然日本的国力以及贸易潜力，完全没有办法和中国相比，但日本有一样产品却是人人都喜欢的，那就是“白银”。

受武侠小说和相关影视剧影响，很多人会误以为，“银两”和“银票”通行于中国古代的各个时期。实际上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铜”和“铜钱”才是中国最主要的硬通货。白银是在明朝中后期，才成为货币舞台的主角，至于“银票”出现的时间就还要稍晚一点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银票”，是指我们在武侠小说里看到的那种，由私营钱庄发行，能够在其下属各分号兑现白银的凭证。如果一定要把“银票”的概念，扩张到由官方发行的，可以兑换铜币的纸质凭证的概念，那么这个时间则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发行的“交子”。只不过，虽然这样追溯可以让中国人，以纸币最早使用者的身份，提升下民族自豪感，却实是与我们通常理解下的“银票”不是一回事。

铜币在中国能够流行那么长时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在重农轻商的中央之国，对货币的需求量不是特别大。包括中央政权所征收的税赋，民众大多数也是以实物和劳役的形式上缴。这导致铜币这种看起来价值不高的货币，长期成为主要流通货币；二是铜本身还是重要的生产、生活物资。比如在某些历史时期，由于铜钱的面值低于铜的价格，甚至会出现民间熔铸铜钱，铸造铜器的现象。历史上还出现过，中原王朝限制金属出口草原之时，游牧民族用贸易所得来之铜币，铸造武器的情况。

葡萄牙人之所以要开拓日本市场，本质还是和与中国的贸易有关。中国出产的那些垄断性商品，如：瓷器、茶叶、生丝，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大的需求量。对于已经进入文明期（能消费起这些奢侈品）的日本来说，同样渴望得到中国的产品。然而在明朝，日本却是中国重点的“海禁”对象，受外交关系影响而时断时有的“朝贡”贸易，完全没有办法满足日本方面的需求。甚至在1567年的“隆庆开关”之后，对日本的私人贸易仍然处于被官方封锁之列。中国商船一旦被发现前往日本，依旧会被以“通倭”论处。

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促使明朝决心对日本继续进行经济封锁。简单来说，身为明朝附庸的朝鲜，是中央之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屏障，同时也是日本觊觎大陆的跳板。出于保护朝鲜的考虑，明朝政府并不希望，日本通过与中国的贸易增强实力。当然，这并不代表明朝政府，没有意识到“海禁”是造成倭乱的根源，包括知道所谓“倭寇”的核心，实际是因海禁政策而利益受损的中国走私商人。正是因为意识到这点，明朝政府才希望透过开放对外贸易、让东商沿海商人寻得生路的办法，将这股核心力量剥离出倭寇的范畴。

事实证明，开关政策的确对倭患起到了很大的缓解作用。此后，“倭寇”逐渐淡出了中国的视线。随之而起的，则是以郑成功之父“郑芝龙”为代表，不断壮大的中国“海商”集团。只不过从技术上看，一个政权对海洋的掌控要远比陆地上更难。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在弱肉强食的海上，无论东西方，海商与海盗之间的界限却总是显得那么的模糊。

尽管明朝政府，仍然在政治上执行着封禁日本的政策，但客观上的开放海禁，实际已经难以阻止中、日贸易的开展了。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因为官方这种禁绝的态度，反而让参与中日贸易的中国走私商人，获取了最大的利益并壮大了武力。这点与美国在20世纪初的禁酒令，导致黑手通过控制地下贸易而迅速壮大的情况类似。正是由于这种情况的出现，以至有观点认为，如果让赌博、性产业甚至毒品交易合法化，或者说为需求者设定官方控制下的消费平台，能够有效抵制犯罪集团的滋生（包括为国家增加税收）。至于这种观点是否可取，并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畴。

吊诡的是，这些一直被明朝政府所警惕的民间海上力，却在明、清更迭之际，成为了大明王朝的最后保卫者。相信大家已经意识到，这里指的是郑成功及其所代表东南海商集团。相比之下，参与中、日贸易的葡萄牙人，反倒更像是一个纯粹的商人，最终并没有实际卷入亚洲政治当中。即使是后来与郑氏争夺台湾的荷兰人，看起来也没有对东亚旧有的地缘政治格局造成根本性影响。一直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中国和日本的国门，相继被西方的绝对技术优势所打开，一切才发生根本性转变

无论出于了解这段历史，还是了解日本与西方交流的历史，我们都需要对日本这个即熟悉又陌生的邻居，做一个解析。作为第一岛链的最重要成员，日本本土向有“日本四岛”之称，由北至南分别是：北海道岛、本州岛、四国岛与九州岛，这四个大岛即为狭义的“日本列岛”。其中面积最大亦为日本地缘中心的，是居中的“本州岛”。面积相当于广西省的本州岛，不仅比其它三岛的面积总和还要高出将近9万平方公里，人口占比亦高达80%。

虽然本州岛在日本列岛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但依照地理位置来说，最有可能与中国以及葡萄牙人发生贸易关系的，是最南部的九州岛。由于日本长期以来与中国的纠葛，以及“东洋”之名的存在，很多人印象中会以为，日本列岛处在东海正东部，与中国大陆相对。实际上，日本列岛的纬度要高得多，位于最南部的九州岛，纬度大体与江苏南部及上海相当。除了与中国隔东海相望之外，九州岛还与朝鲜半岛隔“朝鲜海峡”相望。

真正与中国大陆隔东海相望的，是时称琉球的冲绳群岛。至于日本列岛，则与朝鲜半岛、库页岛以及俄国控制下的外东北地区，一起围就了日本海。不幸的是，由于俄国在向远东扩张时，极力打通了自己与朝鲜半岛的陆地通道，导致中国被挤出了日本海沿岸国家的行列。单从日本海的存在与日本列岛的地理关系来说，日本的历史似乎应该更多同俄国联系在一起。然而由于外东北的恶劣环境，日本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进行地缘沟通的对象都是朝鲜半岛，以及西南方向的中国大陆。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俄国坐实了对远东的控制，日本海才开始进入地缘政治舞台。在此之前，尤其是中、日开始与西方进行接触的15世纪上半叶，日本本土甚至还没有形成“四岛”的地理观。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北海道”当时还没有出现在日本的版图中，而是为“虾夷人”所控制。尽管日本更愿意以单一“和族”国家自居，但事实上北方的虾夷人却一直存在于日本历史中。所谓“吓夷人”，今天被称之为“阿努伊人”。其族源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不过其与日本主体民族在体质上的区别，却还是很明显的。针对北方虾夷人的战争，从虾夷人手中夺取新的土地，长期以来一直是日本内部最重大的事项之一。以至于“征夷大将军”一职，最后成为了幕府将军的专有头衔。

毛发旺盛的虾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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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麦哲伦准备从太平洋返航的旗舰，遇到的台风再猛烈些的话，说不定就把他们刮到日本尚未控制的北海道了。只不过，就算登岸的话，这片土地估计也会让西班牙人失望。事实上，日本一直到19世纪后期，才算真正控制北海道。而这当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气候寒冷的北海道，无法种植日本人的主粮——水稻。当然，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培育出耐寒水稻的日本，最终还是完成了对北海道的融合。这一技术，后来甚至使得中国东北地区，成为了中国最优质大米的产地（北海道亦是日本顶级大米的出产地）。

一片连基本农业潜力都不具备的土地，暂时是不会引发欧洲人的关注的。真正在日本历史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地域占优的本州岛，以及面积虽小但位置占优的九州岛。一般认为，今天以日本人自居的“和族”，主体是从朝鲜半岛迁入的。基于这一背景，和族最初在日本所控制的土地应为九州岛及本州岛南部地区。事实也的确如此，和族的民族和政治起点，是被曾被《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所记载的“邪马台国”，是当时分布于日本南部地区，上百个部落国家中的一员。这些早在《汉书》中就有记载的东海小国，被统称为“倭国”（人则被称为“倭人”）。“倭”字的本意为矮小之人，其得名盖因当时的日本人，身材较中国及朝鲜之人要明显矮小。

九州岛的北部，是邪马台最初的国境，这一有利的地理位置，使之更容易从朝鲜半岛南部，乃至中国大陆地区获得经济及技术优势。公元四世纪，邪马台之名开始从中国的史书中消失，取而代之成为日本政治代言人的，是一个叫作“大和国”的国家。然而所谓“大和国”，很有可能就是向本州扩张成功的“邪马台国”。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音译，后者的“和”字则是日本引入汉字后，用以取代侮辱性的“倭”而更迭的族名。未能更改的，是“大和国”的日语训读发音——Yamato。因为翻译误会造成的认知混乱，在中国史书中比比皆是。也可以说，对于这些蛮夷的辨识工作，以华夏正统自居的史官们，态度从来算不上特别认真。然而正是这些不算认真的记录，却为周边许多国家追溯自己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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